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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第一次“冷戰”由1946年持續到1991年，之後世界度過了相對平靜的30年。今天，第二次“冷戰”又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如資中筠先生所說，殷鑒不遠，對於上一次“冷戰”曆史的研究因而更具有了現實意義。
資中筠先生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第二任所長，《美國研究》雜誌和中華美國學會的創辦人之一。退休以後，資先生筆耕不輟，在當今極為困難的言論環境之下堅持發聲，以廣博的學識、清醒睿智的思想、傲然獨立的風骨為世人所敬仰。本文摘自資先生新書《夕照漫筆》下卷第二輯“世界觀察”，壹嘉出版2023年2月版。
關於“冷戰”史研究
——兼及“史識”與“史德”
何謂“冷戰”？剛剛過去的那段曆史還是史家研究的對象，其起因、過程、結束，以及對各方的得失利弊，還是眾說紛紜。不論如何，大國之間形成這樣的關係對無論處於哪一邊的廣大民眾總是禍不是福。殷鑒不遠，首先需要對這段曆史做深入細致的研究。
“冷戰”是國際關係史上一個特殊的階段，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重疊、交叉、錯綜複雜。這個階段大約起於1946年，終於1991年，以美蘇各自領導兩大陣營確定全麵對抗始，以一方內部發生劇變終。“冷戰”一詞是二戰後一名美國駐歐記者首先提出的，當時主要是指歐洲的局勢，因為在雅爾塔格局中兩大陣營的主要分界線在歐洲。其含義是相對“熱戰”而言。即在曆史上雙方全麵敵對到某種程度，就會爆發戰爭。但是由於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誰也不敢貿然發動戰爭，於是訴諸除熱戰以外的一切手段與對方爭奪，既是爭奪勢力範圍，又是兩種製度、兩條發展道路優劣之爭。這是簡單化的概括。實際過程和內容要複雜得多。誰先發動的，也是雙方互相指責的話題。而其出人意外的終結，卻是發生變化的一方的內部因素，筆者從不認同外因之說，已有過文章詳述，這裏不重複。
那段曆史中一個很大的變數是中國。1949年中共全麵勝利，中國大陸從處於美國一邊轉到蘇聯勢力範圍，使兩邊的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但不是決定性變化，因為“冷戰”主要劃線在歐洲；60年代中蘇交惡，又發生一次力量對比的變化。不過這一變化初期中國同時與美蘇兩大國為敵，而且批判蘇聯的理由是它反美不力。另外還有當時正在興起的亞非民族獨立運動和新興國家成為雙方，乃至三方爭奪的對象。70年代又一大轉變，形成了中美聯合反蘇的態勢。所幸在中國“帝、修、反”一起反，徹底自我孤立的年代，美蘇之間爭奪方酣，中國實力很弱，無論站在哪一邊，實際上都不是打頭陣的。盡管是短短幾十年，這段曲折複雜的曆程如萬花筒一般，對於曆史研究者無疑有極大的吸引力，可以從多個不同的角度探索，有無窮的奧秘。
許多事件都是當代的新聞，從報刊資料都可了解到。但是背後決策的考慮以及未公開的博弈，就憑分析和猜想了。但不能瞎猜，需要有根據。特別是在前蘇聯新聞控製下，通過公開的報道難以了解真相全貌。這裏又涉及檔案資料問題。蘇聯解體後，檔案館一度忽然大開放，各國曆史研究者都像淘金一樣，爭相往莫斯科跑。查閱檔案是要付費的，“獨聯體”時代以及俄羅斯初期檔案管理人員賴以發了一筆財。等俄羅斯站穩腳跟，整頓秩序時，檔案館又逐漸收攏，有嚴格限製了。在這場搶檔案中，當然還是美國以其雄厚的人力和財力外加學術組織傳統，仍然居“領導”地位。由麥克阿瑟基金會（與那位著名的麥帥同名，但不是一家）出資，在華盛頓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創立“冷戰史”項目，組織人到莫斯科檔案館大量查閱和複印檔案，然後翻譯成英文，分題目不定期地出冷戰史資料匯編（都是原始檔案的英譯本），全世界研究者都可以購買，他們也向國際有關學者分送一部分。所以作為冷戰的一方，研究的話語權又在美國了。不過不是以觀點影響他人，而是提供檔案資料，其取舍選擇的角度和分類法當然由編纂者決定。
話說中國學者沈誌華（他的傳奇人生已經廣為人知，不必詳述，總之他在一樁冤案中一度被迫離開學術界，“下海”經商賺了一些錢，又不忘初心，回到曆史研究界，其研究領域主要就是這段時期，對檔案當然有曆史學者特有的敏銳感）見此情景，頗為中國學者不平，就自掏腰包，跑到莫斯科去一起“搶”檔案，也盡其所能複印了一批，當然以個人的力量與美國有組織的規模不能相比，但有中國學者自己的角度和選擇。回來後，也組織人譯成中文。本來打算公開出版成書，與廣大供中國學者分享，有點仗義行俠的味道。但是，在中國出版遇到很大阻力。兩家曆史不可分、不言自明。對方可以公開的，這邊卻是絕密的。這使他一度十分沮喪。在竭力申訴、爭取後，經過多年曲折的過程，得以出版部分內容。後來這些文件製成縮微膠卷，沈誌華帶著這批寶貴財富（我戲稱之為“嫁妝”）應聘華東師大，主持一個專門為此成立的學術研究中心，設博士點，陸續選出多個專題，指導博士生利用這批資料寫論文。如果暫時不能發表，至少可以留下一份資料，以待將來（又經過多名學者努力，2015年終於出版了較全的版本）。我對整個經過知之不詳，在與沈的交往中大體了解一些，對這一善舉由衷讚賞和欽佩。因此2013年他又成立“冷戰史博士後論壇”，邀我在開幕式上講話，我欣然應邀。以下是講話內容。（2017年）
在華東師大冷戰史博士後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
目前研究這段曆史的時機很有利：一則已經過去，有一定的距離可以客觀冷靜地審視；二則又過去不太遠，不少當事人或者間接經曆過的人還在，可以提供感性知識，補文獻之不足，不至於隔靴搔癢。我沒有像剛才兩位發言人（按：都是美國人）那樣有準備，能夠做有係統的報告，隻就自己做這方麵工作的經驗談幾點想法。
1.檔案資料的重要性。曆史必須言之有據，不能先入為主，或先有結論再找證據。我國史學的傳統是重視檔案資料，包括民間軼聞的。但是，當代中國的檔案是最難得到的，所以沈誌華老師的“搶檔案”和為出版翻譯資料所進行的努力確實難能可貴。參加這個項目的研究者也受益匪淺，諸位能在這裏利用這些資料是很幸運的。
2.研究檔案要尊重客觀事實。鑽進檔案資料有時很枯燥，有時其樂無窮，結果並不一定可以預料，需要擺脫功利之心。一般應該是先發現資料，才形成觀點，然後有了中心思想，成為大大小小的課題。但是現在的課題製是倒過來，先報一個容易通過的題目，再組織人、找材料。甚至於結論在先，找資料是為證明已有的結論。這種做法我一向認為有礙真正的學術研究。我們無法改變，但是意識到這一點，知道做學問的規律，還是可以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
3.曆史細節很重要，往往發現一則細節足以顛覆原來流傳很廣的結論，但是細節的意義不是獵奇，不能脫離大的曆史背景。對浩如煙海的資料如何取舍、判斷，要靠對大的曆史形勢的把握。
以上是史識。
4.關於“冷戰”時期的曆史，到目前為止中外學者已經有過許多研究成果。後起的研究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發現新的材料，或提出新的見解，或進一步深入發揮。如果隻是重複前人早已說過的話就沒有意思了。記得我的美國朋友孔潤華（Warren Cohen）教授有一次跟我說，有一個關於1946年馬歇爾調停國共內爭的研討會請他去，他不想去參加，他說“他們這些年輕人假裝我們從來沒有存在過，不斷重複我們早已說過的話，作為自己的新發現”。他這話我有時也有同感。所以要真正做有意義的研究，而不是為了必須在什麽刊物上發表文章用於評職稱，就要有新的史料、新的見解。另外，運用前人的成果必須注明出處，給予尊重。包括別人辛辛苦苦搜集到的寶貴資料，你現成拿來，也必須注明轉引自哪裏，而不要假裝是自己弄來的第一手材料。我就遇到過不止一次這種情況，我可以肯定他是轉引自我的著作，因為他不可能弄到那個文件。所以注明“轉引”也很重要，是對別人勞動的尊重。這是史德。
5.不能隻見國家不見人。多年來，我深感國際研究著眼點通常在於國家利益。因此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容易眼睛隻看著各國政府的態度，政治人物的講話、聲明，各種力量的博弈，而缺少人文關懷，廣大民眾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不大進入視野。我們需要有另一個維度，就是意識到，執政者、掌權者所宣稱的國家利益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屬於廣大民眾的國家利益。要開闊視野，不能眼睛隻看著權貴、政要。
6.要有對全人類的關懷。研究國際關係史，找出規律，最終目的還是為世界和平。如果“冷戰”是一個過渡階段，可以發展到熱戰，也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或至少緩解。戰爭的根源是貪婪、權欲、錯誤的判斷、利益集團自私的需要（例如軍工集團裹挾政策，獨裁者好大喜功等等），而製止戰爭的因素則是理智和責任心。所以冷戰沒有發展到熱戰，我們應該感謝當時有資格發動戰爭的雙方決策者的理智和責任感。大約到上個世紀60年代時，美蘇雙方領導人以及世界上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核戰爭沒有贏家，所以在最緊張時刻，如古巴導彈危機，雙方及邊緣而返。現在冷戰已經結束，但持久和平遙遙無期，人類的武器庫比冷戰期間又大大發展了，軍備競賽更加激烈，參與者越來越多，而看不到足以令人放心的掌握大權的政治家對人類的責任心。對此，研究者是無能為力的，但是每一個研究者的終極關懷是必須有的，不能單純是為寫論文、評職稱、出名，甚至為此而趨炎附勢，歪曲史實以迎合某種利益需要。這是最大的史德。
不僅僅是研究冷戰史或曆史，任何一門學問，都應該有終極關懷，否則沒有意義。願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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