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親曆：從“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資中筠《夕照漫筆》文摘

 

親曆從“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

資中筠

 

我從1950年代初到文革開始的十幾年中，一直供職於“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親曆了世界和平運動內部的一些事，特別是中蘇從親密戰友到主要敵人的過程，如今憑記憶記述下來，也是那段曆史的吉光片羽。

 

蘇聯領導下的國際統戰組織

 

“世界和平理事會”成立於1949年，是在“冷戰”背景下蘇聯領導的國際統戰組織，其建製儼然一個小聯合國。理事會的主要成員是歐洲各國共產黨及其“統戰對象”。戰後的世界潮流，大批西方知識精英左傾，法、意兩國共產黨力量最大，在本國議會是第一大黨。所以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國際組織名流匯集，極一時之盛。

1949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立即開會，宣告“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成立，足見其重視。主席是郭沫若，名譽主席有約裏奧-居裏，毛澤東和斯大林。這樣的規格，後人很難想像。我在“和大”工作期間並不知道名譽主席之事，是後來看到資料才驚訝地發現的。名譽主席實際上從未出麵過，所以鮮為人知。

這個組織以開會為業，最主要的活動就是舉行各種規模、各種級別和各種名目的會議，會議的名稱視形勢需要在“裁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國際合作”等詞匯中選擇。平均一年不止一次會。時間、地點、議題、範圍實際上都由蘇聯決定。矛頭當然針對美國（概括為“帝國主義擴軍備戰政策”）。在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前，以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為主要內容。1954年蘇聯有了原子彈以後，則議題主要是視蘇聯與美國談判鬥爭的需要，宣傳蘇聯的具體方案。

中國除了配合蘇聯外，也有自己的意圖：那時正式建交國不多，與西方國家來往主要靠民間的名義，因此也樂得順水推舟，利用這一場合突破封鎖，廣交朋友，宣傳新中國的成就、政策，維護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權益。所以中國政府對這一機構和活動十分重視，作為主要的對外活動窗口。

由於上述的大背景，“和運”離不開中蘇關係，使我這個小人物得以從一個側麵親曆了中蘇從“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的全過程。不過限於當時的水平，對一些花絮可能比政治問題印象更深。

 

中蘇蜜月期

 

蘇共二十大之前，中國代表團參加“世和”會議都是一切聽老大哥的。開會地點基本上在歐洲國家，在冷戰背景下，“北約”國家肯定是進不去的，但為了宣傳效果，盡量接近西方，所以中立國瑞典成為首選，去的最多。另外還有瑞士、東柏林等地。中國當時沒有國際航班，出國都坐蘇聯飛機，無論到哪個國家，都先經過莫斯科。在“牢不可破”年代，中國代表團在蘇聯都得到高規格接待。有一次兩次會議日期比較接近，且都在瑞典舉行。為中國代表團省去來回折騰的麻煩，蘇聯邀請中國代表團在兩次會議空隙期間到黑海邊休閑勝地索契休息，先經過斯大林的故鄉格魯齊亞首府第比利斯，我有幸隨團前往，得以欣賞黑海邊的美麗風光。我從那時起一直以為索契屬於格魯吉亞，直到蘇聯解體，格魯吉亞獨立之後，因奧賽梯問題與俄羅斯發生爭執，才發現索契不在格魯吉亞而在俄羅斯管轄內。在黑海邊休息期間，主人高規格、超熱情接待，蘇聯人表現出特有的豪爽與好客，大宴、小宴不斷，每宴必上伏特加，互相勸酒，夜夜笙歌，真如一家人。

在此之後，1955年5月赫爾辛基“世界和平力量大會”，可算是“蜜月”期的高潮。到會代表共1880人，來自85國，工作人員多達2000人，多數為會議東道國芬蘭的年輕人，有許多學生。歐洲代表人數最多，拉美也來了不少人。中國實際代表約50人、工作人員17人，也是最大的一次顯示國內統一戰線的高潮，包括各民主黨派、四大宗教和滿、蒙、回、藏民族的領頭人物，以及學界、文藝界知名人士，等等，陣容蔚為壯觀。大會氣氛異常熱烈，通過什麽決議我已全部忘記，隻記得與芬蘭學生聯歡，學習他們的土風舞。還有會議結束時有一場各國藝術家上台表演的晚會，有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的精彩演唱和聶魯達本人朗誦他的詩，等等。羅伯遜在麥卡錫時期被吊銷了護照，這是他恢複權利後第一次出國，受到熱烈歡呼的情景十分感人。他的演唱實在精彩，那男低音深不可測。聶魯達朗誦詩我雖然不懂西班牙文，但能感受到那激情奔放。

這是“蜜月期”的最高潮。以後1958年在斯德哥爾摩還開過這樣性質的大會，但是已經時過境遷，歐洲經過波匈事件，中國經過反右，與會陣容和氣氛就大不相同，所謂“統一戰線”已是強弩之末。

充分體現“以蘇聯為首”

“世和”大政方針都來自克裏姆林宮。每次大小會議無不與美蘇外交中的某個回合有關，通過的主要決議內容都視當時蘇聯外交的需要，例如最重要的議題裁軍與限製核武器，“世和”曆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實際上就是曆次美蘇裁軍談判中蘇聯方案的翻版。其他如德國問題等，莫不如此。“小兄弟”們隻有配合。中國是“老二”，每次會前，蘇聯先和中國“打招呼”，交代精神；規模大一點的會，會前先開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長會，然後蘇聯代表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人集會或個別談話，亞洲代表由中國“分工”談話。這樣，骨幹們“領會了精神”，“統一認識”，就保證蘇聯的意圖能貫徹到決議中去，即使西方國家有個別人士不識相，有異議，也起不了什麽作用。

那時的蘇聯代表從實質到形式確實是“老大”的氣勢。中國代表團領受的中央指示就是“一切聽蘇聯領導，我們不熟悉”。除了政治含義外，也還有土包子初見世麵，需要大哥帶領的味道。從情況、國際慣例、禮儀，到介紹關係，都有所仰仗。後來中蘇交惡之後，我曾聽到一位領導憤憤然說，每次開會，中國代表團雖然帶去準備好的發言稿，但是在沒有聽完愛倫堡講話之前，不能定稿，必須根據蘇聯代表發言精神修改發言稿。有一次沒有這樣做，就遭到責難。

有一個例子充分說明這種關係：1951年10月，在維也納召開“世和”理事會之前，蘇聯愛倫堡專程到北京傳達蘇方意圖。他與郭沫若有一場談話，要點是：1．即將在維也納舉行的理事會很重要，希望中國理事多出席。他對上次柏林會議中國出席人員多非理事本人而為“代”理事，表示不滿（按，中國的理事名單多為有聲望的民主人士，不負實際責任，所以實際與會者多為“代理事”）；2.      要中國爭取馬來亞、越南、日本、緬甸等亞洲代表出席，最好與中國代表團一起去（按：這就意味著一切費用由中國負擔）；3. 要中國多宣傳即將召開的莫斯科經濟會議，並就此為《保衛和平》雜誌寫一篇文章，要在10月13日他（愛倫堡）本人回國之前寫好以便帶回去；4.  增加中國的“世和”理事，並派人常駐書記處，現僅蕭三一人兼，不夠（按，隨後中國即派李一氓常駐布拉格）；5. 召開亞洲區域會議問題，知道中國有困難，但還是希望努力實現（按：後來1955年舉行了“亞洲國家會議”）；6.  《保衛和平》雜誌中關於中國的文章多為外國朋友撰寫，中國人自己的數量太少，而且用語不適合雜誌的性質。

從以上談話可以看出完全是老大哥訓話，有批評、有告誡，還布置任務，限期完成。關於亞洲代表問題，就是一種分工的交代，以後亞洲“小兄弟”主要由中國負責，據我了解，不但要爭取他們出席會議，傳達精神，經費也基本由中國負擔。當時中國在外匯不富裕的情況下，對每次“世和”會議都要負擔相當的費用，外加常年繳納的會費也不菲。

還曾聽李一氓說過一件事：大約1954年，有一次“世和”剛開過會，蘇聯為配合它某次外交談判，又要在近期舉行會議。李婉轉向蘇聯“和大”負責人考涅楚克說，要體諒有些亞洲代表路途很遠，來一趟不容易，是否一次會可開得長一些，少開幾次。考涅楚克說，下次在中國開，讓歐洲代表也跑一跑，等於間接駁斥了李的會議太頻繁之說。然後他從口袋裏掏出蘇共中央指示，往桌上一擺，說這是蘇共中央的決定。這就沒有討論的餘地了，李隻能無言。那個時期，如果在“前線”的中國代表的表現令蘇聯老大哥不滿，一紙訴狀通過莫斯科就告到北京，等那位中國代表回國，可能已經有批評甚至處分在等著他了。

有時蘇聯政策出爾反爾，令中國以及追隨它的歐洲左派人士非常被動。每次和平會議都分若幹小組，提出一係列決議，最後在大會一一通過。“蜜月”期間，基本上都是一致通過，最多時有幾十項決議。除了蘇聯特別需要的問題外，每個與會代表都帶來本國或本組織的訴求，例如印度要求收回葡屬飛地果阿、巴勒斯坦或約旦代表要求解決難民問題（當時的提法是“要求重返家園”）、1954年以前朝鮮、越南停戰問題。隨著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陸續出現支持某個非洲民族正在進行的鬥爭的決議，經常列入議程的有呼籲釋放肯尼亞塔（肯尼亞民族運動領袖，常年為英國囚禁）、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南北羅德西亞（即今讚比亞和津巴布韋）以及其他黑非洲民族的解放鬥爭，等等。一般說來，中國代表隻關心一些主要的決議案，防止其中有違背中國立場，損害中國利益的措辭，特別是朝鮮、越南和聯合國問題。關於聯合國，不但中國席位問題沒有解決，還在朝鮮問題上曾有決議指中國為“侵略”，因此凡有人提出某個問題通過聯合國解決，中國一律堅決反對，沒有妥協餘地。此類問題如有意見都私下找蘇聯人協商，事先取得一致。至於其他問題，就跟著舉手了。

 

裂痕初現

 

實際上從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秘密報告開始，中蘇分歧已難以調和，但是在表麵上一直維持“兄弟團結”的形象，避免公開化。以當時國際共運的準則，把內部分歧公開化就是幫助帝國主義，是大逆不道的，所以直到已經公開分裂之後，仍然互相指責是對方首先把分歧公開化。初期，隻在黨內高級幹部中逐級傳達和“學習”“中央精神”，即使在內部絕密文件中對蘇聯的稱謂也是逐步升級的，由代號“右傾機會主義”、“半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直至直接點名“蘇共”。我那時隻是處於最底層的一個小翻譯，本來對這種黨內絕密情況無緣與聞，但是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卻最早從青萍之末感受到這一將對整個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裂痕。

我第一次感到中蘇某種不和諧是在1956年6月“世和”常委會巴黎會議上。此時是蘇共20大召開、東歐發生波茲南（波蘭）事件之後，匈牙利事件之前。這是一次小型會議，中國代表隻有兩人：胡愈之和李一氓。會議文件初稿一般是法國人起草，當然事先得到蘇聯人的同意。會上的主要爭論問題有二：

一、主要文件草案中有一句話：“國際局勢緩和在國家內部生活造成了新的條件，允許了更多容忍和自由”，這當然是指赫魯曉夫執政後蘇聯內部的“解凍”。中國代表堅決反對這一措辭，意大利代表堅持要，蘇聯愛倫堡同意，相持不下，最後由法國總書記出麵，把“允許更多容忍和自由”改為“……創造了新的條件，它給各國人民打開了更多容忍和自由的道路”，勉強通過。意大利代表棄權。中國反對的理由是不該提到各國內政。以後我才理解，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反映中共和蘇共以及許多西方共產黨在路線上的分歧：中共首先不認同蘇聯對美緩和政策，也不認同蘇共二十大之後蘇聯內部的“解凍”；同時主張階級鬥爭不可調和，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既不承認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有“容忍和自由”之說，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國內不準備實行“容忍和自由”。一年之後，眾所周知的那場“陽謀”是對這一立場最好的闡述。但是我相信1956年時李一氓絕不會料到一年後的國內形勢，他隻是堅守中共一般的原則立場。

二、阿爾及利亞問題。當時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武裝鬥爭已經開始，法國出兵鎮壓。非洲代表迪亞洛（“非洲人大會”秘書長）說，如果完全不提阿爾及利亞，他回去無法向非洲人民交代。迪亞洛是溫和派，並不主張武裝鬥爭，但是作為非洲代表，他當然捍衛民族獨立。他在措辭上一再妥協，仍得不到法國和蘇聯代表的同意。愛倫堡對他說：阿爾及利亞問題是法國內政（這正是法國政府的觀點，也是當時法共的立場），要把它變成國際問題，尚有待非洲朋友的努力。迪亞洛一氣之下，退出會場，再也沒有回到“世和”。中國代表在會下支持非洲代表的立場，但那時中蘇兩黨分歧尚未公開化，既然在“容忍與自由”問題上已與蘇聯在會上表示了不同意見，對這個問題不便再公開表態。

不久，發生了匈牙利事件。中蘇關係處於微妙狀態。一方麵，要高舉中蘇團結的旗幟，“不給帝國主義鑽空子”；另一方麵在意識形態上，在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上，以及各自的政策已經裂痕日深，不大可能彌合。蘇聯出兵匈牙利，引起國際一片反對聲。左派內部發生分裂，不少西方共產黨員退黨，其中著名的如美共知名作家法斯特等。各國共產黨的不同立場在“世和”內部也表現出來。法國人仍緊跟蘇聯，意大利和英國人表現一定的獨立傾向，強調要照顧本國人民的情緒。盡管英共在本國力量很小，在“世和”內部還是有一定發言權。中國人在匈牙利問題上力挺蘇聯，唯恐蘇聯妥協倒退。於是在1956年至1957年的幾次會議上，中國代表的爭論對象主要是意大利代表，蘇聯代表反而成為和事佬。有一次意大利代表說，我們不能跟著蘇聯“亦步亦趨”，中國代表起而反擊，說我們就是要跟蘇聯“亦步亦趨”。這一表態與後來中國批判蘇聯“老子黨”、“指揮棒”的論點成鮮明對比，所以我印象深刻。

但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內，中蘇以及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還做過一些促進和解的努力，所以有時表麵上還勉強維持“團結”的假象，同時把公開分歧的責任推給對方。有一次廖承誌與蘇聯人談話，除了擺出不同觀點外，最後還把國際共運比作一支交響樂隊，可以有不同的音色和聲部，但都在蘇共指揮下，奏同一樂曲雲雲。在這段期間，中國在公開批判中把南斯拉夫和法共、意共作靶子，在“世和”內堅決抵製南斯拉夫代表參加。實際上誰都知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1957年6月，科倫坡世和理事會是“世和”第一次在歐洲以外的國家開會。此時分歧實際上已經相當明顯。會前蘇聯考涅楚克和兩位法國常委專程來華，協調立場，除與“和大”領導晤談外，還受到周恩來總理會見。中方堅持的原則是：和運不能不分是非、不問立場；不能怕提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不能隻談人性，造成在匈牙利問題上喪失立場，不能把蘇、美，阿、以並提（這是在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以色列－阿拉伯戰爭之後，中國的立場是支持阿拉伯反對以色列），不能機械配合外交（當然是指蘇聯外交）。但是後來在科倫坡會議上爭論最激烈的並不是這些問題，卻是考涅楚克在北京沒有提出的，“廢除政治犯死刑”和“良心反戰”問題。

蘇方事先已與西方和平主義者達成默契，要在會上提出“廢除政治犯死刑”的決議案。到會場之後才向中方亮出意圖，廖承誌、劉寧一堅決反對。考涅楚克又抬出蘇共中央，說他來前已得到蘇共中央同意。不過此一時，彼一時，這一招已經不靈，中方不再買賬。廖、劉說自己就是中央委員，也能代表中共中央。隨後決定雙方都再請示各自中央，未得指示前暫不發言。莫斯科收到請示後，指示考，要他向中方道歉，並要他將此意見通知法國人，說服他們不提這個問題。考在科倫坡果然向中方道了歉，並要中國代表不要就此問題公開發言。但是會上還有歐洲代表堅持提出此問題，還有英國人提出支持“良心反戰”問題（即反對義務兵役製，個人有權拒服兵役）。中國代表認為有必要表明立場，決定在一個小組上發言，大意謂：政治犯的範圍很不明確，為什麽不提現在正在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天天被屠殺的戰士？統治者一向把革命者叫做“土匪”、“叛亂分子”，等等，不承認是政治犯，這種決議對他們起不了作用，但會束縛“人民政府”的手腳。因為我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致的，通過決議就要遵守。我們台灣尚未解放，美國還在幹涉、破壞、派間諜、搞顛覆。我們盡量少用死刑，但有時不能不用……由於大部分時間討論廢除死刑問題，最後“良心反戰”問題不了了之。

考涅楚克和法國人知道中國人要在小組發言，都很緊張，專門到這個小組來聽，見中國人隻正麵表態，沒有點名批評對立麵，才放心。可以看出，此時蘇聯還需要中國的支持，相比之下，他們更加不願分歧公開化。

那次會議期間，羅隆基很活躍健談，自我感覺良好。會後中國代表團先由緬甸回昆明休整幾天，做總結。羅隆基忽然接到通知，提前回北京，他與大家告別，還以為有重要任務，誰知從此厄運降身，直到淒慘離世。

在這以後，“世和”照常頻繁地開會。中蘇分歧隨兩黨關係的曲折波動，在會上若隱若現，卒至完全決裂。（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資中筠《夕照漫筆》下卷第二輯，“世界觀察”。《夕照漫筆》是繼2011年《資中筠自選集》、2013年《老生常談》之後，著名學者資中筠的最新自選集，收入其2013-2022年間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講座整理稿、訪談記錄。全書共兩卷、八輯，涉及學術思考、公共話題、私人生活等各個方麵。上卷四輯為文化教育、公益與社會改良、閑情與雜感、訪談錄，下卷四輯為曆史與救國、世界觀察、思故人、音樂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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