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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魂查良錚:尋找父輩的足跡(西南聯大、輔仁—美國中西部名校—南開)之三

(2022-10-04 10:50:08) 下一個

本文作者何丹蕾的父母何國柱、劉豫琪都在戰後留學美國中西部,歸國後任職南開大學。何國柱先生成為南開理論物理學科的主要創建人。他們的南開同事中,還有很多有著相同經曆。為了追尋父輩的足跡,何丹蕾在今年夏天做了一次中西部之旅,這是她記錄這次尋找之旅的第三部分,繼續通過壹嘉與讀者分享。

點擊這裏複習《追尋父輩的足跡》之一

 

寫在前麵的

 

 

2022 年是爸爸誕辰一百周年。父親1940年代留學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聖母大學,獲核物理專業博士學位,繼之來到芝加哥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回國前在佛羅裏達大學物理係核物理專業任教。在美國中西部他與我母親相遇,並相愛成婚,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年華。1955年父親回國後應聘於南開大學。
今年四月起我到美國靠近密西根湖區的美國中西部一帶做了兩次旅行,目的是回眸父輩們往昔的西學生活與足跡。寫下此文以誌紀念。
本篇力圖將我在芝加哥一帶旅行為主的話題繼續展開,以日記的形式寫出。寫的自然不是父母的傳記,而是女兒抒發對父母的思念。
今年碰巧也是南開一些學科創建一百周年之際,我特別增添一些內容以寄托對南開伯父伯母們的深切懷念。

 

何國柱:博士畢業於聖母大學,任佛州大學物理係助理教授,歸國後任南開大學物理係教授,係主任,南開核物理學科主要創建人。

豫麒:聖母女子學院音樂專業肄業,任教中央音樂學院,學院搬遷至北京後,轉到南開大學圖書館任職。

查良錚:即穆旦,碩士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著名詩人、翻譯家,南開大學外文係副教授。

周與良:博士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任南開大學生物係教授,南開微生物學科主要創建人。

何炳林:博士畢業於印第安納大學,任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中科院院士。

陳茹玉:博士畢業於印第安納大學,任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中科院院士。

陳榮悌:博士畢業於印第安納大學,任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中科院院士。

陳天池:博士畢業於路易斯安納大學,任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南開物理二係創始人。化學係副係主任、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副所長。

王積濤:博士畢業於普度大學,任南開大學化學係教授,副係主任、元素有機化學所副所長。

 

2022 年4月28日周四

 

禮拜堂

 

 

下午,飛機在芝加哥機場降落。進了旅館放下行李,我快步來到芝加哥大學校園的老園區。
我對芝加哥大學的兩座建築早就熟識於心。它們是格雷厄姆禮拜堂(洛克菲勒教堂)和哈珀圖書館。
八歲那年文革爆發,家中遭遇數次抄家,過後我和哥哥們幫媽媽把被撕成碎片的照片慢慢拚起來粘回相冊。以後媽媽多次把照片裏的人和物講給我們聽。那會兒我的穿戴同所有小朋友的一樣單調,大人們也是。那些照片讓我第一次注意到文雅漂亮的爸爸媽媽,還有他們身著的那些考究合體的服裝和他們背後奇特的世界。

 

圖片

父何國柱母劉豫麒1951年攝於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圖片

芝加哥神學院的格雷厄姆禮拜堂Graham Chapel)  何丹蕾攝

 

爸爸媽媽1951年在芝加哥結婚。照片裏,媽媽身上雪白的婚紗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好一段的時間,我不合時宜悄悄地做著披戴婚紗的天真美夢。
今年三月收到一個朋友送來的信息:我父母還曾經在格雷厄姆禮拜堂參加過好友蕭紀美和洪鏡純的美好婚禮。
蕭紀美博士1948年進入密蘇裏大學礦冶學院,1957年回國。當年的婚禮來賓還有與我父母1955年回國同船的許順生博士。贈送禮物的人名中有我父親在聖母大學的同學,1955年回國的師昌緒夫婦。這座曆史悠久的大教堂,居然也是父輩學子們的一個喜慶成婚的小世界。

 

 

婚禮來賓記錄

 

 

詩魂

 

 

我離開格雷厄姆教堂,走入了芝大著名的海德公園(Hyde Park)。
隨著年輕的學生們我走進了哈珀圖書館樓的大門,一直就上了三層。推開一扇兩人高的黑漆門,一陣欣喜,我終於親臨了Arley 學習室,它精美的穹頂高不可攀,采光之好,牆壁上任何細小雕紋都顯現無遺。

 

 

 

圖片

哈珀紀念圖書館

Harper Memorial Library)

何丹蕾攝

 

 

阿利·D·凱西學習中心
(Harper Memorial Library Arley D. Cathey learning center) 
何丹蕾攝  
 
大廳裏麵鴉雀無聲。我在一張桌子旁坐了下來,追想父親和曾經在這裏念書的幾位南開大學教授們年輕時的身影。
一個亞裔男生從中央甬道的另一頭走來,他有一雙傳神放光的眼睛,姿態祥和而自信。當他走過時我看到他半舊的灰色背心上有兩個褪了色的紫紅中文字“詩魂”。我轉過頭緊緊目送著他走出大門,像是認出了一個熟悉的人。
那個“熟人”該是70年前在這裏經常出沒的文學係研究生查良錚,筆名穆旦。“詩魂”兩字,讓我腦子裏一下子飛出《穆旦傳》書中的一頁書影:照片中的書籍,是由查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和生前好友在文革結束初期千辛萬苦尋找到的查良錚先生回國後頭五年裏翻譯的經典詩歌。
截止2006年被找到發表的穆旦作品包括詩集16部,譯書38集。它們大部分是在穆旦備課教書之餘,夜闌人靜之時完成的。即使在遭受五花八門迫害的歲月裏他也從未停息過。
查良錚和夫人周與良芝加哥大學畢業後,於1953年回到祖國。

 

 

圖片
查良錚周與良夫婦1950年於芝加哥  (查英傳提供)

 

途經上海,首先歡迎他們的是老朋友巴金和他的夫人,西南聯大校友蕭珊。他們是敞開心扉的藝術知音,又是歲月如故的摯友。
應西南聯大時的好同學,南開外文係教授巫寧坤先生的邀請,查良錚夫婦欣然允諾來到南開任教。
無論如何,這對年輕的夫婦也不會料到,一場無法抵禦的災難即將降臨。
查伯伯的遭遇讓我最難以接受:1959年被定為曆史反革命, 繼而遭到停職, 勞改,管製.....

 

這是查伯伯1959年後親手填寫的表格,從此,他的政治麵貌:“曆史反革命”(文學城網友毛囡供圖)

記得1970年代初,我父親走出了“牛棚”,媽媽恢複了圖書館的工作。一天我下學在南大圖書館門口見到查伯伯和媽媽在交談。他走後,媽媽臉色變得很難看,回家的路上一句話也沒說。回家後我聽到她和爸爸低語說:查伯伯終於從勞改農場回來了,可是,他還得在圖書館繼續勞改,包括打掃樓道和廁所。“都什麽年代了!還要整人!”,媽媽悲憤顫抖的聲音在我的耳邊久久回蕩.......
直到查伯伯1977去世,他的職稱和薪金仍然沒有恢複,“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沒有摘掉。
我曾經異想天開地試圖把查良錚與他的筆名穆旦,想象為一個同時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境遇裏的人:
查良錚教授是在南開大學掛名的、被管製的、白日裏喉舌與軀體被捆綁的、 卑微如泥的“曆史反革命”。而穆旦,則是自由的、夜光下作詩譯書的、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的、翱翔於山巔雲間的翩翩詩魂。
在那個人性分裂的現實裏,查伯伯心中擁有穆旦,猶如他擁有一畝寬容安逸任他筆耕墨耘的苗圃,穆旦就是他的化身。他的職業尊嚴,天賦和人格的價值依附穆旦的存在。

 

 

野人山

 

 

那麽,查伯伯究竟有什麽樣的“曆史問題”?我去詢問曆史:

1937年,日寇侵占平津,查伯伯和他清華文學院同學們奔向長沙臨時大學。來年詩人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與同學們徒步來到昆明西南聯大。1940年8月他聯大畢業、留校任教。兩個月後日寇23架飛機轟炸昆明,聯大校舍三分之一被毀。日軍深入中國內陸,國土大麵積淪陷。24歲的查伯伯響應號召,毅然棄筆從戎,成為聯大最早那批加入中國遠征軍的抗戰軍人,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的英文翻譯。

1942年,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利後,歸國通道被日軍切斷。查伯伯所在的第5軍在軍長杜聿明的帶領下選擇穿越野人山回國。部隊進入胡康河穀,深入六七月份的亞熱帶的原始森林,穆旦染上了致命的瘧疾,軍長將口袋裏剩下的兩顆藥丸給了他的翻譯官一顆。查伯伯曆經了一個半月與死神的不屈搏鬥,最終九死一生頑強地走出已是屍骨遍野的野人山.....

杜聿明將軍回憶說:......野人山內樹灌壓頂,悶熱潮濕極甚,巨大的螞蝗,蚊子和千奇百怪瘋狂的爬蟲到處皆是。破傷風,瘧疾和回歸熱多種傳染病大為流行。一個發燒的人,一旦昏迷倒下,雨水的衝刷數小時內即變成白骨堆。他承認,第五軍戰鬥中死傷7300人, 而在撤退過程中卻死傷14700人。

穆旦在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穀上的白骨》 詩中喊出那令人心碎的詩句: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去年美國退伍軍人節,我讀到一個美國緬戰老兵一席動人心魄的描述 :“ 我們經曆的是世上少有的戰役(中英美印等在緬抗日):它擁有一切——血腥的犧牲、英勇的對峙、原始森林中的絕望、政治、民族、宗教的衝突......”

 

 

圖片

中國遠征軍和盟軍戰鬥在緬甸原始森林裏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曆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穆旦

 

然而,查伯伯這樣一個以“壯士一去不複返”的氣魄走出國界奔赴抗日戰場的愛國青年,一名在極為殘酷而險惡的戰爭裏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居然因為參加的是“國軍” ,而在和平時期被法庭定為“曆史反革命”,剝奪自由18年。

 

 

冰霜

 

 

“查伯母的正直和善良與查伯伯的執著和幽默,築成查家遮擋風雨的堡壘,即便在妻離子散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破碎”,我先生湯天申說。
天申的父母也在南開大學生物係任教,他家和查家又是隔壁鄰居。天申從小就和查家的孩子整天玩在一起。他的記憶中查伯母永遠是溫文爾雅,查伯伯總是在讀書,偶爾查伯伯還和他們這些孩子開個玩笑。但是文革前前後後查家的悲慘遭遇是無法瞞過孩子們的。
一個冬天,他們全家被送去農村,查伯伯被孤單單地隔離在幾十裏路外的一個村子“勞改”,每天要挑糞擔尿,有時次數高達二十幾個來回。
一次查伯伯得到一小包花生和幾塊糖,趕在晚上一腳深一腳淺的給愛妻和子女送去,盡管明知回來後會遭到“串通消息”為名的批鬥和毆打。
查伯母周與良教授,芝加哥大學博士,著名的微生物學專家,她身後留給了我們大量研究成果和她著寫的大學教科書。她和藹的關懷,優美可親的笑容,南開孩子們不會忘記。
1972年國家一開始落實政策,查伯母就開始為丈夫平反而奔波。1977年2月26日查伯伯含冤離世,查伯母又一次憤然而起,竭盡所能為丈夫昭雪平反。她向南開領導申述、上法院起訴。單薄孤寡,多年的重重阻力,愁傷了她的身體,熬白了她的頭發。
直到改革開放一年後,1979年夏,美籍華人諾獎得主李政道先生回國訪問,提出要拜訪西南聯大同學查良錚和芝加哥大學校友周與良。當年秋天,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才終於宣告查良錚先生無罪,1981年南開大學領導才為四年前去世的查良錚先生發布訃告。查伯伯在被錯判的22年後,終於在這次追悼會上得到公開平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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