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記憶
先是在公安局的圍牆上寫了很多革命標語,然後是每家每戶門口寫對聯,如果是革命群眾,大門的對聯是用紅色寫,什麽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如果是專政對象就用黑色寫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我們家的大門和房門都貼上了黑對聯,隔壁的朱小雲姑娘講,她們家大門應該是紅對聯,但是另一位住戶是反革命,所以大門是黑的,房門是紅的。除了門聯,革命群眾帶紅袖章,戴毛主席像章,地富反壞右帶黑袖章,頭發剪成陰陽頭,衣服上劃著大叉,記得有個叫姚國昌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從我家門口經過,經常受到一些小孩對他扔石頭子和謾罵,還有一個是小西門外尼姑庵的尼姑也是受害者。
紅衛兵也來到我家抄家二,三次,破四舊,父親的書在抄家前已燒了,家裏一貧如洗,紅衛兵看到奶奶床邊掛著爺爺的相片,奶奶指著躲在她身後的我說:這是孩子的爺爺的畫像,紅衛兵們是不是還活著,答曰:沒有,於是照片就成了四舊被抄走了。
後院的六爺爺沒有這樣的運氣,紅衛兵們硬說他們家有金銀財寶,把六爺爺關押,審訓,毒打,終於六爺爺承受不了汙辱,在一個月高風黑的夜晚,跳了魏家塘,了結了一切:
六爺爺的後事也辦的很匆忙,大人們雖然心中無比悲傷,卻不敢流露在臉上,連眼淚也不敢流,人們壓抑著憤怒和悲哀,提心吊膽地打發著日子,那以後的很長時間裏,望著六爺爺的兩個小兒子齊慧叔叔和齊武叔叔低著頭從我家的堂前走過,他們的臉上再也沒有青春燦爛的笑容……
後來實小的校長董生也是跳河而死,因為他會遊泳,他還把自己捆綁了,爸爸當實驗小學校長時,他是副校長,爸爸當了右派後,他是正校長了,因為是走資派,被鬥的很殘。而父親已經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的近十年,文革中暑假他早早地進了學習班,批鬥會。公社的學習班在石湫中學,縣裏的學習班是在南門小學,文革時期的學習班就象現在的雙規。
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們在門口乘涼,被關了很多天的父親突然出現在我們麵前,父親跟奶奶和母親勿忙交待幾句,又很快消失在亱色中,奶奶和媽媽囑咐我不要對別人說任何話,不一會,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共約七八人,來找父親,來家裏裏外外搜查一遍,一無所獲,悻悻離去。原來是紅衛兵們要搞一個大遊行,讓牛鬼蛇神走資派帶著高帽子遊街示眾,還要母親在遊行隊伍的前麵,高呼打倒某某某的囗號,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這個消息就是雪上加霜,長期的精神壓力和勞累,焦慮讓她更加憔悴,四十年不到年齡,成為全縣有名的病號,終於有一天中午,在去南門小學的路上,縣醫院的附近暈了過去,心動過速,失去知覺,幸虧發現的早,又是在醫院附近,經搶救脫離了生命危險,但是需要去南京大醫院去查病因,後來經過革命委員會批準,派了兩個紅衛兵去監督父親帶母親去南京鼓樓醫院檢查,父親賣了手表,當了唯一的一件呢大衣,湊了盤纏,其中一個紅衛兵還借了父母十元錢,一直現在都沒有還。誰知道到了南京,醫生們早巳經被打倒,流放的流放,根本找不到醫生,於是草草了事,寫下了心動過速,嚴重的神經官能症的診斷。
由於母親的這次暈倒,父親躲過了帶著高帽子遊街,母親也不用高呼打倒父親的口號。
小西門街有一個革命殘廢軍人王主任,雖然他坐在輪椅上,是一個呼風喚雨的人物,我們很怕他,那怕是在他家門口經過,都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這個感覺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慢慢消失。
紅總,紅聯,兩派搞文攻武衛,八月八武鬥時,兩派的人在我們的房頂上跑來跑去,我們好幾天都不敢出門。還有一家人的母親和兒子分別屬於不同的派別,整天在家吵架,另外一個鄰居的大兒子二十幾歲也死於武鬥,老太太每天都在家哭兒子,哭聲讓人心碎。
六歲不到,勉強上學的年齡,因為我的戶口在石湫,必須要在鄉下上學,而且母親身體相當不好,常常發暈,在西元村到河邊洗菜,也要我跟她一起去,我不願去鄉下讀書,一直拖到一年級下學期,我才回到西元村小學上一年級,當時搞什麽教育要革命,學製要縮短,一下子從春天畢業改成夏天畢業,後來又改回來了。大哥也轉到鄉下學校,爸爸乘機讓大哥跳了一級,我的一年級就在媽媽的班上,我一開始是上半年級,因為其它同學已經上了半年課了,爸爸媽媽下課後給我和哥哥補課,我沒有耐心,學了一會兒,就說會了會了,就不願學了要出去玩了,爸爸搖著頭說我雖然接受能力強,但是不求甚解,以後難成大器。父親閱人無數,對我的評價也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