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角度發掘曆史的盲點
專門講古而不論今，從新的角度發掘曆史的盲點
漢魏六朝時代，道教深度進入政治領域，先有張角的黃巾起義，後有張魯的割據漢中。但是他們都失敗了。
真正成功的道教領袖，隻有一個，就是範長生。
範長生是西晉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時期，是四川割據勢力成漢政權中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官至丞相，其崛起之路充滿了傳奇色彩，既有家族背景的支撐，也與他個人的宗教信仰和在亂世中的抉擇息息相關。
範氏家族原本是益州南部涪陵郡（今重慶市彭水縣鬱山鎮）的豪族，世代擁有自己的私有武裝力量——部曲。蜀漢後主延熙十一年（公元248年），涪陵郡發生叛亂，蜀漢朝廷平定後，為防止再次生變，將包括範氏家族在內的五千餘戶涪陵居民強製遷徙至成都。這次遷徙雖然使範家離開了故土，卻也為範長生日後接觸更廣闊的世界埋下了伏筆。
後來，年輕的範長生到青城山當了一名道士。
躲在山上修道，也讓範長生避開了蜀漢薑維北伐中原，窮兵黷武對百姓帶來的傷害。正暗合“居善地”的道教無為宗旨。
作為一個蜀漢本土豪門範家的子弟，範長生的文化素養，政治眼光，財政實力，以及背後的家族支撐，讓他甩開其它平民出身的道士，在蜀漢的道教世界中快速崛起。
根據宋代祝穆《方輿勝覽》記載，早在蜀漢時期，範長生就已頗有名氣，甚至受到了後主劉禪的賞識。劉禪曾征召他入朝為官，但範長生婉拒了。即便如此，劉禪仍然對其非常敬重，並封他為“逍遙公”，更將範長生的宅邸改建為道觀，賜名“長生觀”。這表明，在蜀漢時期，範長生已是一位受到朝廷認可的、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道教人士。
蜀漢滅亡後，天下大亂，巴蜀之地也未能幸免。
連年的饑荒使得民不聊生，大量流民湧現。範長生憑借其在蜀漢時期積累的聲望以及在青城山的宗教地位，開始收留和救濟這些饑民。他組織他們開墾荒地，建立聚居點，以道義教化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穩定社群。範長生的行為與漢末在漢中以五鬥米道著稱的張魯頗為相似，都是通過宗教力量凝聚民眾，形成地方勢力。範氏家族的實力也隨著範長生在青城山影響力的擴大而日益增強，到李家起義反抗西晉，李流占據郫城之時，範長生已經擁有千餘戶人家的追隨。
範長生在青城山的崛起，自然引起了當時領導流民軍在蜀地活動的李雄的注意。經過多年的戰亂，李雄深知，僅僅依靠流民的力量是難以長久立足的，必須獲得當地土著的支持。在徐輿的遊說下，範長生最終決定與李雄合作，給缺乏糧食的李雄提供了大量的糧食。
他的支持對於當時麵臨困境的流民軍來說至關重要，幫助他們渡過了難關。
李雄深知範長生在蜀人中的威望，甚至一度想推舉他為君主，以緩和流民與本土勢力的矛盾。然而，範長生認為自己並非領導流民大軍的最佳人選，便巧妙地借助自己的宗教身份，宣稱“天意”屬意於李雄，並勸其自立為王。
這又是一招神來之筆。
範長生是地頭蛇，李雄是強龍，對於李雄的試探，擺正自己的位置，不坐力不能及的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範長生真的當了成漢的皇帝，估計用不了多久，自己的腦袋就會被李雄的兒子們砍掉。
但是做宰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李雄的起義軍嚴重缺乏管理經濟的人才，也缺乏在蜀地地主士大夫中的威望，成漢政權要想立足，離不開範長生的支持。
所以他的地位，安如泰山。誰當皇帝都離不開他。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三月，範長生從青城山來到成都。同年六月，李雄正式稱帝，建立大成（後改稱漢）政權，改元宴平，並任命範長生為丞相，加封“四時八節天地太師”，封西山侯。範長生還獲得了極大的經濟特權，其部曲免除軍役，土地免除賦稅。
範長生其實依然是一個獨立的諸侯，青城山地區的土皇帝，同時卻執掌了成漢的行政大權，可以說是雙贏，他一個人贏兩次。
遠比自己獨立抵抗成漢，或者簡單投降成漢，都要更好。
同時又避開了成漢內部慘烈的權力鬥爭。保存了自己的獨立性。
範長生的崛起，標誌著六郡流民上層、漢族大地主與蜀中本土大地主的合流，共同構成了大成政權的統治核心。他所享有的經濟特權，與西晉的貴族王公並無二致，體現了大地主特權在新政權中的合法化。
值得一提的是，範長生在蜀地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政治層麵。晉朝譙秀所著的《蜀記》中，將範長生列為“蜀中八仙”之一，與容成公、李耳、董仲舒、張道陵、李八百、嚴君平（嚴遵）、爾朱洞等曆史名人並列。此外，在“青城五隱”的說法中，範長生也位列其中，同薛昌、勾符台、張愈、楊慎一同被視為隱居於青城山的賢士。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範長生在蜀地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不僅是一位權傾朝野的丞相，更是一位被後世敬仰的宗教人物和地方賢達。他的經曆，是蜀地地方勢力在動蕩年代崛起的一個典型代表，其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一句話，這個老範狡猾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