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中共勞改農場的毛、鄧引路人

在中共曆史上，有這麽一位奇人，曾是毛澤東、鄧小平的引路人，在中共也曾身居高位，但後來因為追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解放後，他先被打成右派，後又因“曆史反革命罪”被捕，最後竟死於勞改農場。

此人便是汪澤楷。

1.汪澤楷其人

汪澤楷（1894年—1959年12月），筆名杜竹君。曾用名汪士楷、杜叔林。湖南醴陵人。

上一個帖子，本人說過，湘贛出才俊，尤其是湖南的湘潭，以及瀏陽、醴陵，江西的萍鄉（萍瀏醴）尤其集中，還介紹了江西萍鄉的蔡紹南、張國燾。沒想到，這位又是醴陵的。

從瀏陽走出去，走向全國，乃至走向世界的佼佼人物中，曆史傑出人物有譚嗣同等；政治軍事的有羅章龍、胡耀邦、王震、楊勇、王首道、宋任窮等；文化藝術的亦有歐陽予倩、婁師白等，學者鴻儒黎介壽、黎鼇等。

醴陵也是名人輩出，共產黨方麵有李立三、汪澤楷、左權、蔡申熙、宋時輪、晏福生等；國民黨方麵有程潛、陳明仁、何健等。

萍鄉的名人包括張國燾、蔡紹南、凱豐、孔原、吳運鐸、甘祖昌、王六生、王林等。

汪澤楷幼年入塾讀書，後入醴陵縣淥江中學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學，1919年畢業， 在此期間結識了毛澤東、蕭三等人。同年12月，赴法勤工儉學，曾在蒙達尼橡膠廠等處做工。1922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與周恩來等四人同被選為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1923年，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回國後任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參與組織安源地區的工運。1925年6月，汪澤楷任中共豫區區委書記，並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司令馮玉祥）政治部任組織處長。1926年，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次年四月，參加中共五大。南昌起義時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參加南昌起義的領導工作。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因追隨陳獨秀，1929年11月15日，汪澤楷被中共開除黨籍。1931年後，曆任北平民國大學經濟係主任、國民黨第二預備師顧問、陸軍軍官學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參加陳明仁部隊起義。

中共建國後後，汪澤楷曆任湖南大學圖書館館長、武漢中南財經學院教授和綜合資料室主任、湖南省第一屆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1951年，加入民革。1957年，因整風反右擴大化，加上托派曆史問題，被劃為右派。?1958年，因曆史反革命罪被捕。1959年，判處5年徒刑，同年12月，病逝於湖北沙洋勞改農場。1979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汪澤楷案複查後撤消原判，後恢複了政治名譽。

汪澤楷翻譯馬克思著《哲學之貧困》（1929年）、《馬克思恩格斯政治論文集》（1930年）、波克洛夫斯基著《俄國大革命史》（1929年）、保羅·路易著《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編譯《印度政治經濟狀況》（1930年）等書籍。

2.鄧小平的入團介紹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後，執委會給骨幹分子布置發展團員的任務，汪澤楷得到了這樣的通知。

哈金森橡膠廠有４０多個中國學生。工廠因住房緊缺，在離廠一裏地樹林裏，搭了一座木棚，作為中國學生的棲身之地。汪澤楷也住在這間木棚裏。很快地，他注意到了一位小個子青年，他就是鄧小平。

時年１８歲的鄧小平（當時叫鄧希賢），是１９２１年４月從克魯梭的施奈德工廠，來到蒙達尼的哈金森橡膠廠製鞋車間。工休日或上班閑餘，鄧小平很少出去，總是從別人那裏借來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在靜處閱讀。在居住的木棚裏，常常發生一些各種思想的談論和爭吵，鄧小平每每在旁靜聽，偶爾也發表意見。汪澤楷印象很深，覺得這是一個思想活躍、追求進步的青年。

按照組織章程，加入“少共”須要兩個介紹人。汪士楷找到蕭樸生，講了鄧小平的情況，蕭欣然應允。

１９２２年６月下旬，鄧小平在蒙達尼郊外，與蔡暢等人一道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對於這段曆史，鄧小平是這樣回憶的：“我在法國的５年零兩個月期間，前後做工約４年左右，其餘１年左右在黨團機關工作……在１９２２年夏季被吸收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我的入團介紹人是蕭樸生和汪澤楷兩人。”(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

3.南昌起義時的作用

南昌起義，在中共黨史和軍史上意義極其重大，汪澤楷作為當時的江西省委書記，做出了重大貢獻。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進行改組，成立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根據形勢作出決定：舉行南昌起義，挽救中國革命。新任省委書記汪澤楷根據當時形勢向李立三建言：“城市暴動使共產黨員由近六萬人減少到不到一萬人。南昌暴動僅僅依靠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中張發奎的力量太單薄，張發奎與汪精衛的關係非同一般，也靠不住。”李立三部分地吸收了汪澤楷的意見。

2017年，在迎接建軍90周年之際，南昌起義紀念館重新進行布展，在“民眾支援”板塊中作了這樣的表述：南昌起義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大力支持，1927年7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在鹽義倉女子師範學校主持召開省市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動員各界民眾積極配合起義軍，做好交通、聯絡、後勤和宣傳工作。

4.毛澤東“引兵井崗”的指路人

毛澤東在領導秋收暴動的過程中，從放棄攻瀏陽打長沙的原定戰略，決定退兵湘南，到後來改變目標，在蓮花確定轉兵井岡山，是一件決策非常複雜，意義極其重大的事情。

秋收起義部隊從瀏陽退出後，原計劃取道湘贛邊境前去湘南汝城，並無落腳井岡山的打算，隻是行軍至蓮花接到江西省委來信之後，毛澤東根據局勢變化的情形，綜合各方麵因素做出了率隊上井岡的抉擇。以後的結局證明，這是在革命運動處於危困時期最具長遠戰略目光和決定性意義的最佳選擇。在此，作為江西省委書記的汪澤楷除為秋收暴動嘔心瀝血，積極配合、推進外，還對幫助毛澤東下定決心率部隊上井岡山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同年８月中旬，湖南瀏陽工農義勇隊（即其後的工農革命軍第３團）到達江西高安後，縣委書記潘心源派瀏陽工農義勇隊第4團隊團部書記宋任窮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請示部隊到底是追趕葉賀大隊還是留在湘贛邊界參加秋收暴動。宋於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曾多次回憶到這一情況。他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委，見到了省委書記汪澤楷。汪聽了宋的匯報後，對宋講道：“你來得正好。聽說秋收暴動的隊伍正向蓮花退卻，你去告訴毛澤東，要他們退到贛西的寧岡去，那裏有我們黨的組織，有我們黨領導的幾十支槍。”接著，汪澤楷用藥水寫了一封密信，要宋攜去追趕毛澤東的部隊。

細心的汪澤楷擔心路上關卡重重，對宋任窮叮囑道：“此信十分重要，路上錢少了不行，一定要多帶上錢保證盡快將信親手交給毛澤東！”隨即，他讓工作人員把100塊銀圓作為路費交給宋任窮。宋任窮回憶：“讓我帶100個‘袁大頭’作路費，把我嚇著了，太重，太危險。那人說，無論如何你要帶60塊銀圓，沒有就會行動不方便。”出於安全考慮，汪澤楷還讓省委交通員一同前往。

盡管宋任窮不知道信的具體內容，但深知此信的分量。為了確保安全，他到街上買了一些紙，將省委的密信夾在其中。隨後，宋任窮懷揣密信和60塊銀圓跟交通員出發了。宋任窮回憶：“當時把密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走不了一會兒就下意識地摸摸自己內衣裏用草紙夾藏的密信。”

宋任窮見到了毛澤東。宋任窮回憶：“我走進毛澤東住處的時候，他健步迎上來，親切地拉著我的手。毛澤東身材修長，一身布衣布褲，目光炯炯，鎮定自若，細心地聽我的匯報。我把省委書記汪澤楷的密信交給毛澤東，並作了匯報，把剩下的銀圓，包括途中吃飯時的零找錢統統交給毛澤東。”毛澤東聽完匯報、看完密信後，仰天沉思了一會兒，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對宋任窮講：“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務完成了，回團部休息去吧。”

汪澤楷的老家湖南醴陵離井岡山不遠，他對井岡山一帶非常了解，而且曾做過調查：羅霄山脈北段離政治都會太近，易受反動勢力騷擾；中段地勢較好，可攻可守，離大都會較遠，沒有地方民團，敵人的統治力量薄弱；南段雖好，但黨的群眾基礎較弱。他在密信中對部隊退到什麽地方、落腳點在哪裏等問題，都提出了重要意見。

毛澤東在這之前對井岡山這一地方，有兩次了解的機會。一次是１９２７年３月下旬，在衡陽區委聽李少山講到“金剛山”；另一次是秋暴前夕的張家灣軍事會議上，聽到第２團團長王興亞講起井岡山，講起袁文才。但僅僅是知道有這麽個地方，還沒有到那裏去的意識。汪澤楷密信的提示，恰合時機的點撥，使毛澤東的思考更全麵和成熟，於是決定轉兵寧岡。作為省委書記，汪澤楷對於贛西寧岡、永新幾縣的大致情形，包括中共掌握之下的袁文才隊伍的情況，是非常了解的。他認為秋收暴動的餘部應該避開敵人實力雄厚的城市區域，退到一個既偏僻又有革命基礎的地方去休養生息，這個理想之地自然是以寧岡為中心地段的井岡山了，所以在信中明示毛澤東“應退贛西寧岡”。毫無疑問，汪的這一密信對於毛澤東做出轉兵井岡山的決策，起到了導向性的作用。不少曆史學者這樣認為：若無汪澤楷的密信，秋收起義部隊是不會落腳寧岡的，這就沒有其後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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