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故舊,李達、章士釗文革中為何境遇不同?

李達、章士釗，都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名人，又同為主席故舊，但二人在文革中的境遇明顯不同，一個慘遭迫害致死，一個受到保護，安然活到文革後期，為何？

1.李達其人

李達（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名庭芳，字永錫，號鶴鳴，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中共的主要創建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1920年，李達從日本留學歸國，隨即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組建中共上海小組，籌備和組織中共一大，並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1922年至1923年，應毛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

1923年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發生分歧，自動脫離中共。

1927年至1941年，先後在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廣西大學、廣東中山大學等地任教。

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和武漢大學校長?，並擔任中國哲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及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委、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籌委會主任及院長等職。

1966年8月24日，化名“李三”，入住武漢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普通病房的李達逝世，次日被火化。

2.章士釗其人

章士釗（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字行嚴，筆名黃中黃、青桐、秋桐，生於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市）。

清末任上海《蘇報》主筆。曾任民國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民國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11年後，曾任同濟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學校校長、廣東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

新中國成立作後，為著名民主人士、學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動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第二任館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3.李達、章士釗在文革中的境遇

1966年4月，中南局陶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就開始整李達。

批判李達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舉行各種群眾大會，李達被叫到會場上接受批判，被按下頭認罪。二是在報刊上發表各種聲討文章。但一開始報刊電台並沒有點李達的名字。其中原因，王任重深知毛和李的關係，他曾經三次請示過毛。第一次是在杭州會議期間，他問毛“李達可不可以批判”，毛不表態；第二次是在上海會議期間，毛仍不表態；第三次問，毛才說：“既然群眾要求批判，在校內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點名，也不登報。”因此有一段時間湖北報紙、電台對李達的名字都冠以“某資產階級‘權威’”。

６月３０日，李達被湖北報刊、電台公開點名揭發和批判。

武大鬥李達極凶狠，大會小會，高音喇叭，弄得李達請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說那裏安靜，好寫檢討。他身邊安插了密探，隨時報告他的一舉一動。那時李達高血壓、糖尿病，驗尿4個加號，血壓200以上，坐都坐不穩。6月28日，毛到了武漢，7月16日暢遊長江。李達從門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對夫人說，你去東湖給主席送信，讓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說，不行，我出門都有人跟著。李達沒辦法，跟他的秘書劉某說，你幫我個忙，給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長了。李達就寫了信：“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這封信是7月19日寫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達求救的請求。不是信，是一張字條：“李達要主席救他一命”。毛批了一句：“陶鑄閱後，轉任重同誌酌處”。

在武大教育工作隊掌控下的李達並沒有享受到“吃飯、睡覺、拉巴巴”的“優待”。當時，校衛生科停止了對李達的公費醫療，連糖尿病需經常服用的D860藥也停止供應。8月上旬，他多次請求自費住院檢查、治療，沒有得到批準。8月13日晨，李達在臥室突然摔倒；19日晨，又高燒39.4℃，從床上摔下；但直到22日早上，奄奄一息的李達才被送往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並不準夫人石曼華前去護理。身為6級高幹的李達化名“李三”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24日，李達病逝。

4.章士釗在文革中的境遇

文革一來，紅衛兵不知這些底細，一查章士釗是魯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來抄家。紅衛兵把章拉到院子裏，低頭罰站，還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釗嚇壞了，馬上向毛求救。信中請毛“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據他女兒章含之記載，8曰30日寫信，第二天周恩來辦公室就來電話，跟著就派兵站崗。毛9曰1日親筆回信，說“來信收到，甚為係念。已請總理予以布置，勿念為盼”。

5.李達與毛的關係

1921年6月，毛收到李達寄給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開會，又寄給毛100銀元作為路費。這個會就是中共一大。中共現在認定這次會議是其創始大會，參加者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毛趕到上海向李達報到，李達問毛：“你是CP 還是CY？”毛回答“是CY”。因為那時湖南隻有青年團，還沒有共產黨。李達說：“我們這兒是要開CP的大會，你既然來了就參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組織CP”。所以從嚴格意義上，李達是毛的入黨介紹人。

1948 年初，毛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給李達帶信：“吾兄係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予經營。”信的言語十分的巧妙，隨後毛又三次電示中共華南局護送李達去解放區。1949 年 5 月 14 日，李達輾轉來到北平。毛親赴車站迎接，5 月 18 日，李達受毛的邀請，赴毛的住處敘談，二人談至深夜，毛見李達已有倦意，就留李達睡在自己的床上，並對李達說：“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閱公文、看書，已是多年的習慣了。”

6.章士釗與毛的關係

1917年，章士釗到北大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鄉楊昌濟有關，那時楊在北大當教授，毛在北京時就住楊家。章毛在那時就認識了。眾所周知，楊昌濟對毛極為欣賞，楊的女兒就是毛的結發妻楊開慧。據說有關毛楊婚事，章士釗大表讚成。20年，毛為籌措經費，持楊昌濟手書往見章士釗。章士釗還真給毛籌了2萬大洋，這在那時可是筆巨款，可以說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章。所以建國後，才有毛每年給章士釗兩千元人民幣，說是還款，這是後話。

7.李達、章士釗文革中境遇不同的可能原因

李達作為飽學之士，一定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李達後來對人說：“嚴子陵加腳於帝腹，忘其尊貴。我可沒忘其尊貴加腳於帝腹”。他這裏用了嚴子陵與東漢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腳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後來在安排工作時，他堅決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學當校長，又轉武大當校長，積極緊跟毛，吹捧毛，參加毛發動的各個政治批判運動。但是廬山會議之後，他開始沉默了。他和毛爭論，批評毛“發燒到40度”，要毛“頭腦冷靜”，毛也批評他寫文章“無鋒芒”，“老生常談”。

還有一事，李達曾經在外麵講過毛去參加中共一大時還不是CP的事兒。當李達看到揭發材料中有這一條時，驚呼“後悔啊，我不該把這真實情況講出來惹來大禍”。

章士釗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從來不忘他在國民黨那一麵的身份，甚至不時提醒中共他願意為國共雙方效力。這一點和其他民主人士絕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建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蔣的“獨裁”，這些人後來下場悲慘，章伯鈞、張東遜、羅隆基就是代表。而章士釗卻一直清醒。寫了本《邏輯指要》送給蔣介石，再寫《柳文指要》請毛批閱，卻從不談什麽民主自由。章士釗能聖寵不衰，原因之一是他從來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他從來不忘自己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這樣才能為中所用。

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設想。章看出苗頭，主動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國民黨中的人脈，為中共傳消息。他帶了一封中共給蔣的信，內容就和現在的一國兩製差不多。信中還有“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這種話，想以鄉情打動蔣。

章士釗給了毛第一桶金，而且從來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又不忘自己在國民黨內的人脈，可為國共兩黨傳遞消息，對毛有恩更有用。所以在文革遇難時，毛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