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新版“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為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時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楊虎城毅然在臨潼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扣留來陝督戰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

 

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們震驚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特大事件”。林彪、江青等甚至說，武漢“七二〇事件”是“陳再道搞兵變”，衝擊毛澤東駐地。照他們的說法，文革中的武漢“七·二〇事件”，簡直就是新版的“西安事變”。

武漢“七二〇事件”曾震驚中央、震驚全國、震驚世界。。

 

1.概述

 

“七·二〇事件”又稱“武漢事件”，是一起發生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湖北武漢，部分群眾組織圍攻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等人的事件。

 

1967年7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先後秘密抵達武漢，試圖解決武漢地區兩大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對立的問題。同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相當於中宣部長)以中央代表團名義抵達武漢，二人傾向“工總”一派，引發“百萬雄師”一派不滿。7月20日淩晨，“百萬雄師”一派數百人（多數為軍隊士兵）衝入東湖賓館將王力綁架帶走，要求其回答問題。當日上午，“百萬雄師”數萬人乘汽車在武漢遊行，武漢軍區和軍區獨立師近千人參加，局勢混亂。

 

當時毛澤東就居住在武漢東湖賓館。在“百萬雄師”揪“王、謝”的過程中，毛澤東一時懷疑武漢發生“兵變”。鑒於武漢的局勢，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在周恩來的特別安排下，毛澤東當日乘飛機離開武漢。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飛機出行（駕駛員是“九·一三事件”的飛行員 - 潘景寅）。

 

該事件後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撤職並在北京批鬥，大批相關人員被整肅，軍區所轄獨立師被定位“叛軍”，撤銷番號。湖北全省受牽連被打死、打傷、打殘的官員、軍人、平民18萬4千人，武漢當地被打傷打殘的有6萬6千人，600多人死亡。此外，林彪、江青開始“揪軍內一小撮”、“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對此後文革進程產生重大影響。

 

2.陳再道其人

 

陳再道（1909.1.24—1993.4.6），湖北省麻城市乘馬崗鎮新村程家衝人。1926年4月起先後參加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1927年9月在大別山南麓參加秋收暴動後，同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隨農民自衛軍編入工農革命軍鄂東軍。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起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排長、連長，第4軍11師32團3營營長，紅11師第31團團長、師長，紅4軍副軍長、軍長，八路軍129師386旅副旅長，八路軍東進縱隊司令員，冀南軍區司令員，晉冀魯豫野戰軍第2縱隊司令員兼冀南軍區司令員，河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河南軍區司令員，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副部長兼武漢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陳再道有以下經曆不同於其他名將：

 

1）原本姓“程”，由於報名參軍時將“程”誤寫為“陳”，從此就改叫陳再道；

2）紅軍時屬四方麵軍，是張主席的部下；抗日戰爭開始，屬劉鄧的部下；

3）文化大革命期間，因“七·二〇事件”被批鬥；

4）其子陳東平：1962年年底因給台灣的特務機關寫信被開除學籍、團籍、軍籍，實行勞教處分。1980年左右調入河南省外貿公司，1983年“嚴打”時被捕，1984年4月在洛陽公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3.結果

 

7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百萬人群眾大會，；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出席，“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實際上兩人算逃回北京，王力還負了傷）。此後，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在全國各地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而衝擊軍事機關的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堅決打倒“百萬雄師”中的一小撮壞頭頭。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再道。同日，撤銷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的職務。武漢軍區所轄獨立師被指為叛軍，徐向前元帥等人被指為其黑後台。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對“七·二〇事件”中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以及當時同情、支持這些群眾組織的幹部、群眾及家屬，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4.影響

 

七·二〇事件是文革鬥爭矛頭轉向軍隊的標誌。作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指出“要揪出帶槍的劉鄧路線”，指出文革分三階段，一階段是揪文化戰線黑幫（三家村等）；二階段是揪黨政部門走資派；三階段是揪軍內走資派。但由於這一趨勢引發軍隊不滿，產生了反彈，江青等人由於估計到此舉可能引發不測之禍，終被放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軍亂軍”“小爬蟲”），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部份港台當時大陸專家則認為“七·二〇事件”是周恩來顯現他在軍隊裏實力之表現。

 

武漢“七·二〇事件”撲朔迷離，有很多版本的解讀。以下是“小民之心”的版本。

 

“小民之心”的政治觀點，本人不能苟同，但他關於這一極其複雜事件的解讀，特別是毛、林、周及軍方等政治力量的分析，我認為是最好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