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願軍戰俘去台灣後，過得好嗎？

 

誌願軍戰俘是一個與“冰雕連”一樣沉重的話題，關於這些戰俘在戰俘營的遭遇，請看下麵這個視頻。

 

                              

 

看著視頻中戰俘們的遭遇及無助、淒苦的表情讓人終身難忘，難怪有些鏡頭被作為絕密資料塵封數十年。然而這些前輩畢竟為國殊死奮戰過，他們不應該被遺忘。

 

據統計，誌願軍戰俘中有6673人回到了大陸，14334人到了台灣，另有12人到了印度。

 

這些戰俘回到大陸後，曾經遭受過不公平待遇，後又給予平反。鑒於這方麵的資料較多，就不贅述了。那麽去台灣的這14000多人，又過得如何呢？

 

1.赴台過程

                        

1954年1月20日，早晨9點， 14000多名戰俘揮舞著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灣”的口號，離開了朝鮮板門店附近的聯合國軍戰俘營。扛著孫中山、蔣介石巨幅照片的台灣代表團迎上來，向戰俘們表示熱烈歡迎。不少戰俘紛紛向孫和蔣的照片致敬。在美軍陸軍第八軍的護送下，530輛卡車把戰俘送到仁川。在這裏，他們轉乘15艘美軍運輸船去台灣，美第七艦隊和美空軍第五軍則一路隨行保護。

 

在海上漂泊了88個小時後，他們到達目的地 — 台灣基隆港，另有142名重傷病員，已先由軍機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療。

 

2.回台伊始

 

台灣方麵動用了極高的規格來歡迎誌願軍戰俘抵達台灣。蔣介石派了蔣經國、張其昀、穀正綱等到碼頭歡迎。站在岸邊的蔣經國，甚至流下了淚水。歡迎場麵之宏大，媒體報道之熱烈，自不必說。上岸後，又分乘225輛軍用大卡車，分成5個支隊，由摩托車隊前導，救護車、通訊車隨行；另外還有國民黨安排的廣播車沿途播放歌曲散發傳單。車隊到達台北後，沿主要街道行進，沿途不斷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慶氣氛。

 

1月23日，心情激動的蔣介石接到傷病戰俘先期乘軍機平安抵台的報告後，這位敗退台北後，飽受失眠症困擾的67歲老人安睡了9小時。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實為今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記中，蔣介石把此事稱為“五年以來精神上對俄鬥爭之重大勝利。”

 

台灣還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集會，“行政院長”陳誠在會上致詞。不久，蔣介石還派“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義士新村”及各醫院宣慰戰俘們。2月4日，他又出麵接見戰俘代表三十餘人，對他們“慰問勉勵”。他說：“你們這次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就猶如被匪綁票日久的子弟，經過了漫長的掙紮和鬥爭，終於獲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團圓歡欣更為有意義，有價值，無比快樂和勝利。”他要求全體戰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1955年1月23日，台灣當局為紀念戰俘們到台一周年，又將該日定名為“自由日”，發起“條條大路通自由運動”。

 

 

3.台灣的承諾及安置情況

 

然而喜慶過後，台灣方麵“戰俘去台灣後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肯去台灣的，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等承諾，並沒有兌現。“行政院長”陳誠在視察大湖、楊梅等地誌願軍戰俘駐地時，曾虛弱地解釋道：“國家的自由和個人的自由是分不開的，要爭取個人的自由，必須爭取國家的自由”。

 

歡迎活動結束後，戰俘們立刻喪失了做“自由平民”的權利，失去自由，並被迫接受國民黨方麵所授予的“義士”的“榮譽”，被集體送往台北市郊的苦苓嶺接受洗腦。台灣國軍“總政治部”在這裏設有一個叫做“心戰總隊”的部門。還施以密集課程，強迫‘義士’上課，灌輸黨國思想教育。台當局又發起所謂‘請纓從軍運動’，強迫戰俘簽名附和。兩個月的“思想訓導”之後，台灣當局於1954年4月5日公開宣布：全體誌願軍戰俘“宣誓加入國軍部隊”。在編入之前，蔣經國領導下的“義士就業輔導處”曾對全體戰俘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其比較關鍵的幾項數據如下：戰俘總數14334人，其中21-35歲年齡段者12229人；文化程度為大學者僅4人，無學曆者6986人；軍官、士兵比例為1：10。這些調查資料，直接影響到了台灣方麵對戰俘們的分配調撥。

 

“就業輔導處”製定的誌願軍戰俘“誌願加入國軍”的門檻是：16歲以上40歲以下；體檢合格；政治考察合格。結果，大約有12300人被編入國軍，占戰俘總數的86%；其餘2000餘人，有1000餘人因為年齡不合標準而被淘汰，以平民身份另行安置；此外還有1000餘人，究竟因何原因未被編入國軍，則不得而知；其具體去向，也尚無統計資料披露。

 

為便於消化，每個軍事單位隻分配一個戰俘。他們先是被編入新兵營接受基本的軍事、政治訓練，然後被“個個擊破”式地分散分配到各個具體單位，原則是每個單位隻分配一個戰俘，如此來保證戰俘們被孤立後能夠迅速“融入”國軍。至於部分被分配到軍事單位，但始終心懷不滿的戰俘，則多被送往特設的“反共義士感訓團”接受二次洗腦，待政治思想合格後再返回軍隊；仍不合格者則有可能被送往“火燒島”監禁關押。

 

至於戰俘們參軍後的具體待遇，受自身文化程度的影響比較大。陳誠在台灣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很重視專門技術人員，為這類公職人員製定的薪酬比普通公職人員高出許多；軍隊係統也不例外。戰俘們進入新兵營後，經常被鼓勵去考取各種技術類的特訓班以及各兵種的專業學校，有一定文化的戰俘因此受益頗多。至於那些文盲、半文盲戰俘，則大多被分配去當列兵、夥夫、馬夫、勤務兵，雖然有按“年資加俸”的優待，但境遇與有文化的戰俘比起來，就相差甚遠了。尤其是退伍後，許多人隻能幹些底層的粗活，生活大都比較困苦。當然，最實際的，還是1954年10月5日通過的為國軍士兵製定的《授田條例》，按照這個條例，每個退伍的戰俘將被授予年產兩千斤稻穀的田地。隻是台灣田地本就很少，等輪到這批“義士”們授田時，已經無田可授，最後當局選擇以發放與田地價值相當的現金作為補償。

 

4. 戰俘們的國際活動

 

1954年2月到11月，台灣當局組織各種“義士訪問團”在島內外到處活動。台灣當局非常看重這些戰俘們所帶來的宣傳效應。所以，一方麵戰俘們被強迫參加國軍，另一方麵，台灣當局還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義士訪問團”，到處“出訪”。1954年2月到3月這段時間，“義士訪問團”主要局限於訪問台灣本地各縣、市以及各部隊；從4月份開始，“義士訪問團”開始被陸續派往海外。參加訪問團的戰俘，主要是原戰俘營裏會英語的親國民黨骨幹；這些骨幹分子，部分是原國民黨幹部或士兵，部分則是台灣派遣進入戰俘營的特務；而且各訪問團均配備有台灣當局的情報人員作為“顧問”，以便監督。菲律賓、泰國、日本、越南、美國、古巴、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均曾多次留下“義士訪問團”的足跡。

 

5.戰俘們的晚景

 

隨著戰俘們的宣傳價值與日俱減，他們與普通國軍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小。戰俘們從軍隊退役後的境遇，與普通國軍退伍軍人，也就是所謂的“榮民”們中晚年的遭遇，大致相同。一方麵是外省人語言不通、習俗不同，本就難以融入台灣本土社會；另一方麵，50年代出於“反攻大陸”的需要，台灣當局又針對他們製定了一係列苛刻的特殊限製，如延長服役期限、限製結婚條件等等，導致“榮民”們的成家、就業、醫保、養老全都成了問題，甚至激發為社會事件。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台灣當局於1954年11月設立了由蔣經國全盤主持的“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蔣經國主持“退輔會”不到半年，為“榮民”們先後建立了屏東隘寮農場、嘉義大埔農場、宜蘭三星農場、花蓮壽豐農場、彰化二水農場等，讓“榮民”們得以在此通過務農自食其力。後來又在屏東、花蓮、台南、新竹等地修建“榮民之家”，解決年老“榮民”的養老問題。1956年6月6日，台北“榮民總醫院”也在蔣經國的推動下開始興建，三年後建成投入使用，該醫院成為許多“榮民”看病的地方，因其設施先進、專家陣容強大，許多國民黨高層人物診療的首選。

 

婚姻是戰俘們最大的痛。或許是顧及到赴台戰俘們的特殊性，一開始在台灣的桃園縣曾特別修建有一所“義士之家”，專門收容那些退役後無力自謀生路又無處投靠的“義士”。後來，“義士之家”更名為“榮民之家”，戰俘們和普通國軍之間的區別，也就消失了。與普通“榮民”一樣，戰俘們最大的痛不是養老與醫保，這些問題隨著台灣當局的政策已漸漸解決，台灣當局解決不了的，是他們的婚姻問題，如桃園的“義士之家”所收容的光棍“義士”，就曾一度達3000餘人。

 

1988年，台灣當局正式允許誌願軍戰俘返回大陸探親，免費為其去除身上敏感的政治刺青。

 

1989年1月3日，大陸出台《關於我軍被俘去台人員要求回大陸定居的處理意見》，由此，戰俘們不但可以返鄉探親，也可以選擇回大陸定居了。該處理意見規定：

 

“我軍在戰鬥中被俘去台人員，不同於一般台胞和在台灣的國民黨老兵。他們要求回大陸定居，經說明大陸生活條件等情況後仍要求定居的，原則上應予批準，並予以妥善安置。……對批準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員的政治曆史不審查、不追究。對他們被俘前參加我軍的一般曆史應予承認，但不補辦複員、轉業和離休、退休手續。……”

 

這些前輩們真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