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北京建城3000多年、建都860餘年,濃鬱獨特的文化和輝煌厚重的曆史,蘊藏在一座座古典或西洋建築中。對於筆者來說,偌大的京城中最令人心動的,非宏偉的古觀象台莫屬,這是一個中西交匯、古今相通的地方。從童年時代起,筆者無數次與這座神秘的天台擦肩而過,而直到年過花甲才第一次窺見真容。在一個溫暖的晚秋午後,登上高高的觀象台頂,巨大的青銅儀器和漢白玉基座在秋陽和輕霾中散發著冷光,不由讓人發思古之幽情。
從古觀象台啟程,一路尋訪京杭大運河遺跡、南北東西四大天主堂、輔仁大學舊址、......,在這一處處或知名或小眾的地方,常常會有不期而遇的發現和驚喜。正如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所言:"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古觀象台是東長安街南側建國門內一座磚砌高台建築,分為城堡式高台和四合院兩部分,天象台東側原本與明清北京城牆相連。古觀象台建於明正統七年 (1442),是明清兩代及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家天文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比倫敦格林尼治天文台還早230多年,也是保存天文儀器最早、保持連續觀測時間最長的一處天文台,是唯一保持中國古代天文學全貌的地方。至元16年 (1279),元代大科學家郭守敬、數學家王恂與尼泊爾建築師阿尼哥合作,在元大都東南角樓處建立了太史院和司天台,成為古觀象台最早的源頭。
明朝年間司天台改建成觀星台,複製了古代渾儀、簡儀、圭表、渾象等儀器。清朝改名為觀象台,康熙和乾隆年間,西方傳教士督造設計了八件大型銅製天文儀器。1900年"庚子之亂"後,德法兩國瓜分了這八件儀器及渾儀和簡儀,後幾經周折,分別於1902年和1920-1921年間歸還中國。右上圖的石碑立於光緒31年 (1905),記載了因庚子構變而製折半天體儀和小地平經緯儀,以使古觀象台的天文觀測得以延續的重要史實。
中國古代已形成完整的天文占卜理論體係,包括"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在內的"論天三家",與現代天文學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郭守敬是一位承前啟後的天文學家,他主持編訂的《授時曆》應用弧矢割圓術處理黃經和赤經、赤緯之間的換算,並用招差術推算太陽、月球和行星的運行度數,得出一回歸年的長度為365.2425日,比現行公曆《格裏曆》早了300年。明清年間,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東西方文明開始發生碰撞。
紫薇殿 (左下圖) 是古觀象台西側四合院中的主殿,明清時皇家天文台的議事和辦公場所,現在是中國古代天文成就陳列館,四合院內還有晷景堂、漏壺房、東西值房等建築。在中國古代星象學中,紫微星是小熊星座的主星 —— 北極星,被認為是"帝星",右下圖是院內的星晷。在這一方天地中,綠樹掩映、鳥語花香,絲毫感受不到周邊鬧市的熙攘。前後院共有八位中外著名天文學家的胸像,上方三圖分別為郭守敬以及明清年間來華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和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其餘五人為:東漢張衡、南北朝祖衝之、唐朝一行、北宋沈括、明朝徐光啟。
在古觀象台的前後院中,存放著多個古代天文儀器的複製品,它們不僅是實用的天文觀測工具,還是舉世無雙的曆史文物珍品。渾儀 (左上圖) 是由多個環環相套的圓環組成,用於推定星球在天空中的位置,得名於張衡的《渾儀注》:"渾天如雞子,天體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據稱原始渾儀源自上古堯舜時代,可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標誌。現在看到的渾儀傳承於宋代天文學家蘇頌的版本,由外層"六合儀"、中層"三辰儀"、內層"四遊儀"構成。
為編訂《授時曆》,郭守敬製造了眾多天文儀器。他隻保留了渾儀的兩組最主要的圓環係統,並把其中一組分離出來,大大簡化了渾儀,從而製造了簡儀 (右上圖),用以修訂曆法,使得測量精度提高了九倍,比丹麥天文學家第穀的同類裝置早了300多年。左下圖的正方案是用天文等高方法測量方位,也可用來測量角度,右下圖的玲瓏儀是演示天象之用。院子裏還有根據日月運行測定時間的日晷和月晷,以及根據日影長度變化測定季節和推算曆法的圭表等物。
觀象台上陳列著清代的八件大型觀象儀原件,除了中國傳統的造型、花飾、工藝外,均采用歐洲天文學度量製和儀器結構,但都是肉眼觀測,沒有安裝當時歐洲已經廣泛使用的望遠鏡係統。由於17世紀前的天文儀器保留下來的已經不多,這些造型美觀、雕刻精湛的清代儀器即成為歐洲古典天文儀器最完整的遺存,其中六件是南懷仁於康熙8-12年 (1669-1673) 督造。德國傳教士紀理安於康熙52-54年 (1713-1715) 設計製造了地平經緯儀,是唯一不帶任何中國風格紋飾的儀器。
乾隆9-19年 (1744-1754),由欽天監監正、德國傳教士戴進賢及斯洛文尼亞傳教士劉鬆林監製,仿造古代渾儀並采用新刻度鑄造了最後一件大型天文儀器——由乾隆帝親自命名的"璣衡撫辰儀",成為古觀象台的絕唱。璣衡撫辰儀典出《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玉衡指天文儀器,七政指五大行星。上圖為地平經緯儀、地平經儀、黃道經緯儀、象限儀、璣衡撫辰儀,左下圖為赤道經緯儀、紀限儀,右下圖為天體儀。古觀象台雖然聞名於世,但不可思議的是遊人寥寥,據說不少"老北京"都沒去過呢。
除了在天文曆法、儀器製作方麵的成就外,郭守敬更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水利學家。至元28年 (1291),郭守敬任都水監,主持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通惠河。由於通州地勢比大都城低窪數米,郭守敬在通惠河上修建了24個船閘,使南來的船隻得以逐級逆水上行。全部工程耗時一年半完成,實現了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才有了今日的北京城,古永定河的積水潭成為繁華喧鬧的大運河終點碼頭。積水潭西北小島上的匯通祠始建於元代,是京杭大運河最北端的製高點,郭守敬曾長期在此主持全國水利工程建設。
乾隆帝在匯通祠重修時留下詩句:"煙中遙見廟垣紅,瞬息靈祠抵匯通"。1970年代初修建地鐵二號線時匯通祠被拆除,1988年複建後成為"郭守敬紀念館"。左下圖是館中陳列的元代畫作《盧溝運筏圖》,描繪當年北京的母親河永定河上的繁忙景象。從今日昆明湖到積水潭的河段舊稱"高粱河",筆者30多年前在帝都居住時,上班的公交車總要路過高粱橋站,與積水潭也有很深的淵源。而郭守敬紀念館落成之日,正是筆者去國之時,因此竟失之交臂。
積水潭如今專指西海,但史上曾包括前海、後海、西海、什刹海,以及因修地鐵被填平的太平湖等大片水域,其新鮮充足的水源吸引元朝建都於此,十裏煙波、風景如畫、商船聚泊、千帆競發。元代詩人宋本詩曰:"酒家亭畔喚漁船,萬頃玻璃萬頃天。便欲過溪東渡去,笙歌直到鼓樓前。" 沿著通惠河行走,尋找大運河北端的重要遺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左上圖是通惠河上遊的頭閘廣渠閘,也是大運河上第一閘,現存基礎、閘牆、閘門及望水獸仍保持橋閘一體的曆史風貌,這裏還是元代至清代帝後們出京遊玩的轉船處。
右上圖是帝都中軸線上的單孔漢白玉石拱橋萬寧橋,其西側是通惠河進入積水潭的最後閘口澄清上閘遺址。澄清上閘是積水潭下遊的出口控製閘,此地也是當年的送客之處,元代詩人楊載詩曰:"此去江南春水漲,拍天波浪泛輕鷗"。左下圖是萬寧橋不遠處的一座百年老建築,其前身是民國初年的為寶書局,取《大學》書中"惟善以為寶"之意。上一次邂逅京杭大運河,還是幾年前在姑蘇的七裏山塘。
從14世紀開始,曆經文藝複興運動、基督教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走出千年黑暗的中世紀。在宗教改革的衝擊下,天主教會的主要男修會之一耶穌會於1534年在巴黎成立,其主要特點是興學辦教育,以及到南美和亞洲傳教。耶穌會創始人之一、西班牙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首先將天主教傳播到亞洲的馬六甲和日本,被稱為"曆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耶穌會於1847-1853年間在上海董家渡建造的中國第一座主教座堂就被命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堂。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明朝萬曆年間來華,他運用四書五經宣講基督教教義,主張天儒合—、合儒超儒,被士大夫尊稱為"西泰儒士"。利瑪竇將God譯成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上帝",將孔子和孟子分別譯成Confucius和Mencius。利瑪竇在中國廣泛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傳教方式和策略,被後世稱為"利瑪竇規矩"。後來曾在清廷欽天監任職的湯若望、南懷仁、紀理安、戴進賢、劉鬆林等人,均為耶穌會會士,圖片分別是宣武門天主堂大門口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和利瑪竇的雕像。
明代著名科學家和政治家徐光啟一生修身事天、補儒易佛,被譽為"中國向西方尋找思想的第一人"。1607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將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得所著《幾何原本》前六卷譯成中文,創造了包括"幾何"在內的許多中文數學概念。梁啟超曾評價該譯本"字字精美如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19世紀中期,晩清數學家李善蘭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偉烈亞力又譯出了後七卷。二人還將19世紀英國天文學家約翰·赫宵耳的著作《天文學綱要》譯成中文,中譯本名為《談天》,首次將近代天文學係統地引入中國。
李善蘭是中國傳統數學的最後一人,又是研究西方數學的第一人。李善蘭數學譯著中的許多符號均使用漢字標識,如用"天、地、人、元"表示未知元x、y、z、w,用"甲、乙、丙、丁"表示常數a、b、c、d,微積分符號分別是"彳"和"禾",他創立的許多數學名詞如"微積分"等沿用至今。左上圖是古觀象台紫微殿正廳內乾隆帝禦批的牌匾"觀象授時",右下圖是牌匾下方的天文圖和石刻碑文。右上圖是古觀象台庭院內的徐光啟胸像,左下圖是紫薇殿天文陳列館中赫宵耳與李善蘭的照片。
北京天主教堂的曆史可追溯到元大都時期,自利瑪竇進京之後,興建了南北東西四座主要的天主教堂,並增添了一些皇家元素,細部處理又吸收了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宣武門天主堂又稱"聖母無原罪堂",俗稱南堂,是明萬曆33年 (1605) 由利瑪竇始建,清順治七年 (1703) 在湯若望主持下翻建,"內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極其工巧",順治帝親筆《禦製天主堂碑記》(左下圖)。現在的教堂是1904年重修的三層巴洛克式建築,具有精美的磚雕和磚砌方柱。南堂不僅是北京城內最早的天主堂,更是最早傳播西方文化的地方,利瑪竇在南堂開辦教會圖書館,展示天文儀器和地球儀等。
後來湯若望還主持修建了天文台、藏書樓和儀器室。湯若望,字道末,典出《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他在華47年,曆經明清兩朝,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湯若望參與了徐光啟主持的測量繪製大幅星圖的工作,形成了現代中國星象的基礎。二人負責的欽天監經過十多年辛勤工作,完成了46種137卷《崇禎曆書》,對中國傳統曆法進行了一次重大改革。雖然哥白尼已創立了"日心說",但《崇禎曆書》仍遵循第穀的宇宙體係。
西什庫天主堂,本名"救世主堂",俗名北堂,是北京最大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曾長期作為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座堂。康熙42年 (1703) 開堂,道光七年 (1827) 被清廷籍沒拆除,於同治三年 (1868) 複建。後因舊址離皇家禁地太近,1888年遷至西什庫現址重建。教堂主體建築是一座三層新哥特式建築,頂端共由11座尖塔構成,高約31米的鍾樓曾是北京內城最高的單體建築。正立麵有三個尖拱券入口,拱門之間有《四福音書》的四位聖徒作者雕像,為北京各天主教堂中僅見,大門主跨正中為圓形玫瑰花窗。
北堂建在漢白玉台基之上,環以漢白玉石欄,柱頂的石獅子與基督教聖像和諧共處。教堂前方兩側是對稱的四角攢尖黃色琉璃瓦重簷歇山頂方碑亭,各有大碑一座,分別刻有1887年遷堂聖旨條款及"遷建天主堂碑記"。1887年已是光緒13年,所以聖旨應是小皇帝光緒頒發的。但維基和百度上都說碑文是乾隆禦筆,應該是以訛傳訛,沒乾隆帝啥事。右下圖是供奉聖母瑪利亞的教堂山,北京的所有天主教堂都有教堂山/台/亭,在成都平安橋天主堂也看到,但在歐洲從未見過。
基督教傳入中國經曆了一段非常坎坷的曆史,17-18世紀的"禮儀之爭",最終引發了清朝的百年禁教。在這段曆史中,北堂的變遷頗具代表性,與康熙、道光、同治、光緒、慈禧均有密切聯係。庚子之亂中北堂成為義和團圍攻的焦點,也是唯一幸存的北京天主教堂。主堂平麵呈十字架形,內有正祭台、配台和唱經樓,堂內36根明柱,四周是80扇鑲彩花窗,有"中國的巴黎聖母院"之稱。
北堂西麵彩窗玻璃畫講述早期教會的建立及聖保羅將福音傳至羅馬的經過,東麵彩窗描述中國教會的建立及福音傳入中國的曆程,聖所上方彩窗主要講述福音書中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跡,遊廊上方彩窗則以"基督再來"為核心。左上圖是康熙帝禦筆"萬有真原",右下圖的Cavaillecoll牌法國產管風琴具有16.6米長低音管,是全北京最大最好的管風琴。經過兩年的修繕,2018年北堂重開,雖然煥然一新,但據說之前聖堂的的氣氛和韻味已經沒有了。修繕後包括碑文在內的一些文物,都是重新雕刻的,缺少了滄桑感。比較起來, 更喜歡樸素莊重、原汁原味的南堂。
王府井天主堂,正名"聖若瑟堂",俗名東堂,是耶穌會士在北京城區繼南堂之後興建的第二座天主教堂。順治22年 (1655) 順治帝賜給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和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一所宅院,二人在那裏修建了一座教堂,最初是傳統中式建築,康熙元年 (1662) 改為西洋風格。在此後的兩百多年中,東堂曾三次被毀,1904年法國和愛爾蘭用庚款重建了東堂,恢複了之前的形製和規模。現在的東堂是一座三層羅馬式建築,正立麵結合了文藝複興和巴洛克風格,建有三座穹頂結構的鍾樓。
東堂細部融入許多中國傳統建築元素,柱頭是變形的愛奧爾尼柱式。1933年,耶穌會在東堂南側創辦北平私立惠我小學。左下圖是大聖若瑟懷抱聖子的教堂亭,右下圖大門上有橫額"惠我東方"及楹聯"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宏勳冠古今"。去看東堂時已經夜幕降臨,所以沒能進去,燈火下十分恢宏。東堂比鄰帝都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不知能否在滾滾紅塵中遺世獨立。
西直門天主堂,全稱"加爾默羅聖母聖依堂",俗稱西堂。它在北京四大天主堂中曆史最短、規模最小,唯一不是由耶穌會士建立的。康熙44年 (1705) 意大利味增爵會傳教士德理格隨羅馬教宗特使多羅樞機主教使道中國,被康熙帝任命為專門教授皇子西學的教師,雍正元年 (1723) 德理格置地建立了西堂。西堂創建之初即直屬羅馬教廷,而直到1773年教宗宣布解散耶穌會,南、北、東堂才成為教廷的直屬教堂。現在的西堂是1912年重建的哥特式單塔建築,南為祭台、北為鍾樓。
西堂的尖塔鍾樓在文革中被拆除後複建,東、西堂曾分別改為小學和工廠,在維爾紐斯和明斯克也曾見到類似經曆的教堂。歐洲教堂的正立麵多為西麵,據說是為了保證祭壇朝西,而神職人員在進行儀式時麵朝東方 (以前神職人員背對教眾)。東方是"正義的太陽"升起的地方,也是耶穌在時間的盡頭 (審判之日) 將會照耀的地方。但基督教進入中國後也本土化了,教堂大多坐北朝南,如南堂和北堂。但東堂和西堂大概是由於臨街而建,卻是一個朝西、一個朝北。
西堂院牆上張貼了很多關於基督教知識的牆報,其中有筆者母校複旦創始人、耶穌會神學博士馬相伯老先生的照片。1903年馬相伯毀家興學,在上海徐家匯老天文台創辦了震旦學院,這是第一所中國人創辦的私立學校。兩年後因辦學宗旨與法國耶穌會發生衝突,馬相伯率師生另辦複旦公學。1925年馬相伯、英斂之受天主教會之托,又在北京創辦了輔仁大學,取《論語. 顏淵》篇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輔仁大學舊址位於定阜街原濤貝勒府,教學大樓於1930年建成,比利時傳教士格裏森設計的傳統複興式風格,結合了西方修道院和中國宮殿的建築手法。
輔仁大學正門為漢白玉拱門、綠琉璃瓦歇山式屋頂、四角加歇山式角樓、漢白玉須彌座,院牆上蹲坐的石獅形態各異。與協和醫院建築群、燕京大學建築群並稱舊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築。有人說:"其雕欄畫棟之清麗細致正如南北朝詩中的宮廷派,其鬆柏之優雅靜謐好比唐詩中的田園詩,其亭廊之曲折委婉又有幾分似宋詞中的小令,其野花小草無意拈來還有些許元曲的俏皮嫵媚。"據說後花園更美,但是混不進去。輔仁舊址完全是無意間的發現,和文中其他地方一樣,都是鬧中取靜之處,本來打算去隔街的恭王府,但烏泱泱的遊客令人止步。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眾多明淸年間來華的西方傳敎士,在中國度過餘生之後,長眠於北京西郊阜成門外安靜肅穆的滕公柵欄墓園。柵欄墓園坐北朝南,明神宗萬曆皇帝欽賜,成為古都第一處接納來華傳教士靈魂的土地,如今共保留墓碑63通。2020年5月11日是利瑪竇逝世410周年忌辰,最大的一塊漢白玉墓碑上書"耶穌會士利公之墓" (中下圖),碑文用拉丁文和中文並列書寫:"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裏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利瑪竇之墓"下方而上圓,方若台圯,圜若斷木",墓碑四周點綴著西洋裝飾的橄欖玫瑰枝,頂部是中國盤龍纏繞著十字架及耶穌會的標誌——大寫的HIS,如利公一生那般中西合壁。兩旁分別為湯、南二位神父之墓 (左下、右下圖),康熙帝親自為二人撰寫祭文。從天人合一的古觀象台到入土為安的柵欄墓地,一切都仿佛與天地融匯貫通。他們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學多聞的學者,架起了近代連接東西方世界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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