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浦東民生路散糧散糖裝卸專業碼頭是老上海的百年工業遺存之一，那裏的八萬噸筒倉曾經是亞洲最大容量的散糧筒倉，現在已改造成藝術秀場。幾年前我曾和大學同班學姐一起，參觀了在那裏舉辦的一個“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展覽。最大的也是給人印象最深的展品是由1000個太陽能自發聲的音箱和1000個不同的瓷盤組成的《倉聲·品》，拚成一個"飽"字，但也有人看成"泡飯"的"泡"字。“吃飽飯”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很多年的訴求之一，而對於出生在1950和60年代的中國人來說，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記憶，總是和食物聯係在一起的。
在我兩歲的時候，我和外婆住在北京舅舅家，對19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饑荒沒有留下太多印象。隻記得當年因為沒有汽油，北京街頭到處都是頂著大煤氣包的公交車，那時的進口食品有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棗。還有就是後來聽家中大人說起，我會把在幼兒園發的餅幹帶回家裏，留給外婆吃。我弟弟留在父母身邊，但老爸說看到幼兒園裏隻有稀粥喝，小朋友們喝完粥後，還圍著鍋邊用手指刮,看著心痛。我不太清楚父母是怎樣度過那幾年困難時期的，弟弟因年幼也全無印象。後來回到唐山上小學，聽到過一首歌謠：“洪湖水呀浪打浪，唐山是個好地方。白薯麵，窩窩頭，還有菜孃孃”，第一句來自當年流行的革命歌劇《洪湖赤衛隊》，唐山人稱紅薯為“白薯”。
三年饑荒末期，父母把我送到南匯老家住了八個月。那時浦東鄉下還很閉塞，交通不便，爸媽事先也沒告訴我會把我留下來。清楚記得當載著他們的木船遠去時，我在河邊哭了很久。辛亥革命那年祖父到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大學畢業後走南闖北，老家有幾間曾祖父留下的祖屋，因此祖父母不時會回鄉小住。祖父一生樂善好施，對相鄰出手大方，人緣很好。我在老家那年，鄉親們常常會送新鮮蔬菜過來。有時候家裏祭祖，一張八仙桌上擺滿了飯菜，上麵插著筷子，說是給祖宗吃的，因此我們小時候不允許將筷子插在飯碗裏。祭祖時祖母先跪下磕三個頭，然後家中老少每人三鞠躬，最後大家一起把飯菜吃掉。祖父母的家裏有一個老鼠籠，如果抓住老鼠，就有老鄉拿回家去殺了吃肉。後來回到父母身邊，老媽在日記中說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大姑娘”。
關於饑荒年代，我還有如下間接記憶：家中一位女性長輩，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東北某重工業基地，困難時期吃樹葉充饑，導致閉經。在我父母工作的交大唐院，有好幾位教職工的孩子，出生在1960年代初，患小兒麻痹後留下終生殘疾。文革前唐院調來一位桂姓副院長，是七級高幹，比正院長還高兩級。那時就傳說他曾是安徽省副省長，因其轄區餓死人被貶。還有一件事，1970年代我隨父母內遷蜀地，讀高中時在當地“訪貧問苦”。有幾位同學訪問的農家大倒苦水，聽了半天方知他們是在控訴1960年。後來下鄉時，生產隊長們一講話就說：“抗戰時老蔣躲到峨眉山，峨眉縣是GMD的模範縣。”對此我們都大惑不解，覺得老鄉太“反動”了，多年之後才明白究竟。
我回到父母身邊上小學時，饑荒年代已經結束。唐山雖然是在北方，但靠近渤海灣，水產豐富。當年唐山還用十幾個公社的土地，建了一個號稱亞洲最大的果園，所以那幾年的生活還算不錯。文革開始後天下大亂，對民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食品緊張，一切都憑票證供應，還不一定能買到。那幾年祖父母和外婆都住在我家，糧食是夠吃的。最大的問題是，三位老人都是南方人，吃不慣粗糧，而且每人每月定量隻有幾斤大米。為此老媽費勁了心思，比如和郊區農民用一斤二兩粗糧換一斤大米，或者下班後騎車到飯館買米飯，價格貴一些，但隻要有錢和糧票就能買到。好在渤海邊的柏各莊軍墾農場有幾萬畝稻田，總能換到大米，上初中時我們年級還曾連夜步行40公裏到柏各莊學軍。
記得1966年下半年停學，接下去的幾年也是每天隻上半天學，不讀書不考試。大把的時間除了發明各種遊戲外，就是學做飯。北方的細糧以麵粉為主，我向鄰家的劉姥姥學會了蒸饅頭、包餃子、烙餅，還會壓麵條，因此練出一手“童子功”。晚飯則是用各種粗糧熬製稠稠的粥，這樣老人們也能吃。其實那些年最惱火的是沒有葷腥，每月每人限購半斤食用油，半夜去合作社排隊買肉也是常有的事。春天會有郊區農民來賣小雞，毛茸茸地十分可愛，小母雞養幾個月就會下蛋了。某年買了一隻小雞，常常發瘋似地轉圈，在一場大雨中嗚呼，炒了一盤辣子雞丁。還有一次負責養雞的弟弟晚上忘記關雞窩，第二天發現最會下蛋的一隻黑母雞失蹤了，沿著一路雞毛尋找，原來是被黃鼠狼偷走，在一個廢棄倉庫裏發現了剩下的半隻雞。
高一那年暑假，我第一次來到成都，“天府之國”的商店裏竟然空空如也。我家隨大學搬到偏僻的峨眉山溝，生活非常不方便，很多食品都要背著竹簍到集市上采買，四川話稱為“趕場”。現在峨眉山與樂山一起是舉世聞名的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產，當年卻根本無心欣賞美景，朝思暮想的就是早日逃離山溝。我們從小會背的不多幾首唐詩中，最熟悉的是李紳的《憫農》。雖然從小學高年級起，我們每年都要“學農”參加麥收，但多少有些郊遊的意思。而那種“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隻有當自己的戶口遷到農村成為下鄉知青後才會感同身受，並且真正知道了什麽是“民以食為天”。
峨眉位於川西壩子的西南邊緣，農村土地有水田、也有旱地。不記得有沒有雙季稻，印象中大多是種一季中稻，收割後種植豬草養田。南方農村最辛苦的勞作就是種水稻，1970年代完全沒有機械化操作，也沒有化肥。春季插秧既是技術活，更是體力活，一天下來腰酸背疼。而最痛苦的則是撓秧，即“耘田”，給秧苗鬆土、除草、施肥，促使根部發育。顧名思義，撓秧時先將發酵後的農家肥撒入稻田，全靠雙手操作將肥料“撓”入田裏。至稻穀成熟一共要撓三次，沒種過水稻的人，是不會理解“沒有大糞臭，哪來稻米香”這句話的含義的。水田裏最恐怖的生物是螞蝗，一不留神就會爬到腿上來吸血。
旱地一般種玉米、紅薯 (四川稱為紅苕)、小麥等。紅薯、土豆、芋頭、生薑都是直接種植塊莖，後兩者不用切塊，長出新薑和新芋之後，老的還能吃。所謂“薑還是老的辣”這句話並非是說薑放久了喪失水分，根本就是種下去的那塊老薑。那年頭即使川西農家也有幾個月青黃不接的時候，要靠紅薯和土豆度日。沒菜吃的時候，老鄉會到紅薯地裏摘些苕尖回來拌辣椒下飯，現在竟成了時鮮蔬菜。一到夏收或秋收季節，家家戶戶都把沒有去麩的新麥磨麵做成全麥餅，新米飯更是不用菜就能吃兩大碗，新糧的清香是在國庫裏的陳年商品糧不能比的，這大概是下鄉唯一的好處。來到瑞典後，發現土豆居然是當地人的主食之一，有一次同事問我中國人吃不吃土豆，我說鄉下人才把土豆當飯吃。
時間過去了四十多年，那些關於食物的記憶早已成為前塵往事。老媽晚年時常常和我感歎：“這麽快就八十歲了，真不知那些年是怎麽過來的。”其實在大家境遇都差不多時，可能覺不出來什麽，年輕人還常常會苦中作樂。比起“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以及下鄉經年的老三屆知青來說，我們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隻是由於當年種地種傷了，現在對於種花種菜的園藝活動總是興趣不大。
幾年前回國遊玩，和朋友一起到蓉城郊區踏青觀賞油菜花，川西的大片農田都已改造成花卉景區，川妹子們也擺脫了長輩的勞作之苦。上海朱家角鎮課植園中的稻香村，上生新所“餓了麽”送餐平台廣告，令人頓生隔世之感。讀到清代翰林王文治的七絕《安寧道中即事》：“夜來春雨潤垂楊，春水新生不滿塘。日暮平原風過處，菜花香雜豆花香。”與下麵的圖片很搭，然而在多年前，正是青黃不接的季節。
謝謝問好我媽 ：）
也問你好
我母親倒是曾經種地一直種地直到現在即使多年在城市生活也從不放棄開荒，我離開中國後她又在地裏找到力量一直活在健康裏，七十歲左右她在地裏的背影看來是三十歲左右現在也遠比同齡人康健。
盡管吃飽了，你拍攝的麵條還是讓我有了食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