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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見底了嗎?什麽時候反彈?

(2024-10-27 09:52:15) 下一個

階段性瓶頸與周期性危機是兩種不同的經濟起伏模式

經濟的起伏波動,是現代經濟的一種普遍現象。在主流經濟學中,往往是將這種現象作為一種周期來理解的。

如果研究的對象是成熟市場經濟中的常規發展過程,這是不錯的。但這種分析模型在麵對另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時候,卻往往造成一種誤導。近年來,一些學者和機構,包括國內外一些著名的投資機構,在預測中國經濟走向時屢屢發生嚴重的失誤,與此不無關係。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這樣一種看法:經濟的起伏波動實際上有兩種。這兩種起伏波動可以簡稱為周期性危機與階段性瓶頸。階段與周期的含義是不一樣的。

讓我們從庫茲涅茨的一個說法說起:世界上有四種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和阿根廷。後來有人補充說,庫茲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會說,世界上有五種國家,就是再加上一個中國。庫茲涅茨是在強調這些國家發展過程的特殊性。其實,我們可以把後麵這些庫茲涅茨認為特殊的國家歸為一類。

這一類國家的發展可以描述為:

從曆史上看,一個國家無論原來多麽落後,如果好好幹,不折騰,從落後的狀態開始起飛,達到一個比較發達的水平,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般地說,大體30年的時間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但繼續往前走,就是問題了,這時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樣。能不能突破這個天花板,就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

這一類國家的發展過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是明顯不同的。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曾提出早發外生型與後發外生型兩個概念。

早發外生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種內生而自然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呈現的是一種周期性的波浪起伏,遭遇的問題是一種周期性的危機。正因如此,才有了經典的波浪理論,才有了對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研究,才有了對衰退和複蘇的分析模型。而後發外生型的發展,至少在早期階段,呈現的並不是這樣的起伏過程。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種比方來理解後一種起伏波動:

這就像我們開車一樣,一段高速開完了,現在進入國道了。原來在高速的時候,也會在服務區停下休息,車子需要加油,還可能會發生問題,但那時的情況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就是了。而現在,是要進入國道了,國道還不是一條,有好幾條,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時候還要通過收費站。通過收費站的時候,有ETC的要減速慢行,沒有ETC的還要停車刷卡繳費。而且,高速和國道還不是直接相連,而是要經過一段崎嶇的小路,弄不好甚至會陷入泥潭(最典型的如阿根廷,直到今天還在泥潭中掙紮)。

這就是我說的階段性瓶頸。

當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我們就理解為過收費站和進入國道前的選擇相當於一個瓶頸就是了。下麵我們就來理解經濟上的這個瓶頸是怎麽回事,是如何發生的?

新的窘境: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麽那些國家在經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長之後會遇到一個瓶頸?有時是一個漫長的瓶頸?甚至有時根本走不到國道上去?

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麽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麽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對此,世界銀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給出的解釋是:

這些國家此時麵臨的是這樣一種窘境: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麵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麵與富裕國家競爭。換言之,就是既失去了過去的優勢,又沒有形成新的優勢。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在遇到瓶頸時所麵臨的情況與開始起飛時已經非常不同。記得前些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敵的說法吧,這個說法雖然說起來有點聳人聽聞,但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情況。

遇到瓶頸的時候失去的優勢是什麽呢?最簡單說,就是兩個。一個是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在極為落後的狀態下開始起飛的,勞動力成本很低,這樣就在國際競爭中具有一種價格優勢。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的工資不斷提升,這個優勢也會不斷喪失。

另一個則是學習與模仿。當後發國家開始發展的時候,前麵已經有人做出了榜樣、做出了範例,你可以模仿、可以學習。這對於落後的國家、後起的國家來說,意味著可以省去了一個重新進行探索的過程,會節約很多的時間和成本。但隨著兩者差距的縮小,可以學習和模仿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這方麵的優勢也就越來越小。

從日本等國家的情況來看,走出這種困境的主要出路,就是企業出海,將企業轉移到勞動力比較便宜的國家中去。就目前情況來說,中國也在麵臨這個問題。但在這同時,則會引發國內的就業問題。

從動力到阻力: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

如果說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釋是想說明,發展到天花板的時候遇到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情境,後發劣勢的理論則是想說明,這種發展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這裏關鍵的因素是後發。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後發確實能成為一種優勢,但這種優勢會慢慢轉化為一種劣勢。

這就是所謂對後來者的詛咒或後發劣勢。沃森教授和楊小凱教授對後發劣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楊小凱教授對於後發優勢的研究,可以概括成兩個詞,一個叫做技術模仿的惰性,第二個可以叫製度轉型的困境。

技術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別人創新的成果已經擺在那了,你可以學習模仿,而學習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重新來一遍要小得多。所以模仿在一個國家發展的早期確實是有吸引力的,能夠使一個國家在短時間內實現一種跨越式的發展。但這同時,也就潛伏著一種危險,你模仿慣了,而且模仿代價小、收益高,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形成一種惰性。

更困難的是製度轉型。恢複性發展。楊小凱教授基本的觀點是認為,經濟、政治、社會是一體的,隻有自由市場,沒有相應的政治社會的變革,自由市場是不可能順利地運作的。

在這方麵比較成功的是韓國。我們知道,韓國是在樸正熙政變後在強有力政府的強行啟動的,在他執政期間,實行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和新鄉村運動,使得韓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在這期間,韓國也經曆了一係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局變動,並經曆了亞洲金融危機前後的經濟動蕩。但最後,韓國成功地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轉型。1961年韓國的人均GDP僅為94美元,2023年達到3.31萬美元。

其實,在研究一些後發國家為什麽在經曆一段快速發展後會陷入停滯,如果將眼光完全集中在優勢劣勢上,還是狹窄了些。更重要的問題是,原來的動力是否釋放完畢,或者是否因某些因素而中斷。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一再強調,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其動力是直接來自三大紅利,這就是和平的紅利、改革的紅利、勞動力的紅利。而現在麵臨的困境,與這三大紅利的逐步消失,直接相關。

奧地利學派:恰恰是之前的擴張造成了後來的收縮

法國的克萊門特·朱格拉有句名言:蕭條的唯一原因就是繁榮。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我們原來總是習慣於將原來的快速發展看做是後來的基礎,而忽略了原來的快速發展給後來造成的問題。

如果將這些關於商業周期的分析納入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對於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釋可能會更加深入一些。實際上,在擴張期,會由於信用的擴張形成一種市場幻覺,並導致一種擴張慣性。以中國的房地產為例。中國著名的房地產商,都是一批聰明絕頂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過去這些年,大家幾乎是排著隊的往坑裏跳。為什麽?市場幻覺:金融機構通過信貸發出錯誤的信號、消費者通過過度消費發出虛假的購買力信號、政府通過財政政策發出的救市能力信號。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擴張期結束之後的一地雞毛。

前一段時間,我一直在討論兩個過,即產能過剩和消費過度。很多朋友不知道我為什麽要討論這兩個問題,或者以為在討論具體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這兩個問題與後發瓶頸密切相關。

我們經常說這樣一句話,西方國家用兩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們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這確實是一個事實。但問題是,你用30年的時間幹完了人家用兩三百年幹完的活,下麵你還能幹點什麽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鐵修完了,房子蓋完了。當然不是完全沒活幹,但體量沒有那麽大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

因此,在經曆一段超高速的發展之後,下麵的兩個問題是必然要麵對的:一方麵是產能過剩,另一方麵則是消費飽和。

 

 

作者:孫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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