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見底了嗎？什麽時候反彈？

階段性瓶頸與周期性危機是兩種不同的經濟起伏模式

經濟的起伏波動，是現代經濟的一種普遍現象。在主流經濟學中，往往是將這種現象作為一種周期來理解的。

如果研究的對象是成熟市場經濟中的常規發展過程，這是不錯的。但這種分析模型在麵對另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時候，卻往往造成一種誤導。近年來，一些學者和機構，包括國內外一些著名的投資機構，在預測中國經濟走向時屢屢發生嚴重的失誤，與此不無關係。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這樣一種看法：經濟的起伏波動實際上有兩種。這兩種起伏波動可以簡稱為周期性危機與階段性瓶頸。階段與周期的含義是不一樣的。

讓我們從庫茲涅茨的一個說法說起：世界上有四種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日本和阿根廷。後來有人補充說，庫茲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會說，世界上有五種國家，就是再加上一個中國。庫茲涅茨是在強調這些國家發展過程的特殊性。其實，我們可以把後麵這些庫茲涅茨認為特殊的國家歸為一類。

這一類國家的發展可以描述為：

從曆史上看，一個國家無論原來多麽落後，如果好好幹，不折騰，從落後的狀態開始起飛，達到一個比較發達的水平，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般地說，大體30年的時間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但繼續往前走，就是問題了，這時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樣。能不能突破這個天花板，就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

這一類國家的發展過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是明顯不同的。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曾提出早發外生型與後發外生型兩個概念。

早發外生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種內生而自然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呈現的是一種周期性的波浪起伏，遭遇的問題是一種周期性的危機。正因如此，才有了經典的波浪理論，才有了對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研究，才有了對衰退和複蘇的分析模型。而後發外生型的發展，至少在早期階段，呈現的並不是這樣的起伏過程。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種比方來理解後一種起伏波動：

這就像我們開車一樣，一段高速開完了，現在進入國道了。原來在高速的時候，也會在服務區停下休息，車子需要加油，還可能會發生問題，但那時的情況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就是了。而現在，是要進入國道了，國道還不是一條，有好幾條，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時候還要通過收費站。通過收費站的時候，有ETC的要減速慢行，沒有ETC的還要停車刷卡繳費。而且，高速和國道還不是直接相連，而是要經過一段崎嶇的小路，弄不好甚至會陷入泥潭（最典型的如阿根廷，直到今天還在泥潭中掙紮）。

這就是我說的階段性瓶頸。

當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我們就理解為過收費站和進入國道前的選擇相當於一個瓶頸就是了。下麵我們就來理解經濟上的這個瓶頸是怎麽回事，是如何發生的？

新的窘境：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麽那些國家在經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長之後會遇到一個瓶頸？有時是一個漫長的瓶頸？甚至有時根本走不到國道上去？

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麽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麽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對此，世界銀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給出的解釋是：

這些國家此時麵臨的是這樣一種窘境：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麵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麵與富裕國家競爭。換言之，就是既失去了過去的優勢，又沒有形成新的優勢。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在遇到瓶頸時所麵臨的情況與開始起飛時已經非常不同。記得前些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敵的說法吧，這個說法雖然說起來有點聳人聽聞，但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情況。

遇到瓶頸的時候失去的優勢是什麽呢？最簡單說，就是兩個。一個是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在極為落後的狀態下開始起飛的，勞動力成本很低，這樣就在國際競爭中具有一種價格優勢。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者的工資不斷提升，這個優勢也會不斷喪失。

另一個則是學習與模仿。當後發國家開始發展的時候，前麵已經有人做出了榜樣、做出了範例，你可以模仿、可以學習。這對於落後的國家、後起的國家來說，意味著可以省去了一個重新進行探索的過程，會節約很多的時間和成本。但隨著兩者差距的縮小，可以學習和模仿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這方麵的優勢也就越來越小。

從日本等國家的情況來看，走出這種困境的主要出路，就是企業出海，將企業轉移到勞動力比較便宜的國家中去。就目前情況來說，中國也在麵臨這個問題。但在這同時，則會引發國內的就業問題。

從動力到阻力：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

如果說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釋是想說明，發展到天花板的時候遇到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情境，後發劣勢的理論則是想說明，這種發展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這裏關鍵的因素是後發。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後發確實能成為一種優勢，但這種優勢會慢慢轉化為一種劣勢。

這就是所謂對後來者的詛咒或後發劣勢。沃森教授和楊小凱教授對後發劣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楊小凱教授對於後發優勢的研究，可以概括成兩個詞，一個叫做技術模仿的惰性，第二個可以叫製度轉型的困境。

技術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別人創新的成果已經擺在那了，你可以學習模仿，而學習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重新來一遍要小得多。所以模仿在一個國家發展的早期確實是有吸引力的，能夠使一個國家在短時間內實現一種跨越式的發展。但這同時，也就潛伏著一種危險，你模仿慣了，而且模仿代價小、收益高，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形成一種惰性。

更困難的是製度轉型。恢複性發展。楊小凱教授基本的觀點是認為，經濟、政治、社會是一體的，隻有自由市場，沒有相應的政治社會的變革，自由市場是不可能順利地運作的。

在這方麵比較成功的是韓國。我們知道，韓國是在樸正熙政變後在強有力政府的強行啟動的，在他執政期間，實行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和新鄉村運動，使得韓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在這期間，韓國也經曆了一係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局變動，並經曆了亞洲金融危機前後的經濟動蕩。但最後，韓國成功地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轉型。1961年韓國的人均GDP僅為94美元，2023年達到3.31萬美元。

其實，在研究一些後發國家為什麽在經曆一段快速發展後會陷入停滯，如果將眼光完全集中在優勢劣勢上，還是狹窄了些。更重要的問題是，原來的動力是否釋放完畢，或者是否因某些因素而中斷。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一再強調，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其動力是直接來自三大紅利，這就是和平的紅利、改革的紅利、勞動力的紅利。而現在麵臨的困境，與這三大紅利的逐步消失，直接相關。

奧地利學派：恰恰是之前的擴張造成了後來的收縮

法國的克萊門特·朱格拉有句名言：蕭條的唯一原因就是繁榮。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我們原來總是習慣於將原來的快速發展看做是後來的基礎，而忽略了原來的快速發展給後來造成的問題。

如果將這些關於商業周期的分析納入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對於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釋可能會更加深入一些。實際上，在擴張期，會由於信用的擴張形成一種市場幻覺，並導致一種擴張慣性。以中國的房地產為例。中國著名的房地產商，都是一批聰明絕頂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過去這些年，大家幾乎是排著隊的往坑裏跳。為什麽？市場幻覺：金融機構通過信貸發出錯誤的信號、消費者通過過度消費發出虛假的購買力信號、政府通過財政政策發出的救市能力信號。最後的結果，就是在擴張期結束之後的一地雞毛。

前一段時間，我一直在討論兩個過，即產能過剩和消費過度。很多朋友不知道我為什麽要討論這兩個問題，或者以為在討論具體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這兩個問題與後發瓶頸密切相關。

我們經常說這樣一句話，西方國家用兩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們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這確實是一個事實。但問題是，你用30年的時間幹完了人家用兩三百年幹完的活，下麵你還能幹點什麽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鐵修完了，房子蓋完了。當然不是完全沒活幹，但體量沒有那麽大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

因此，在經曆一段超高速的發展之後，下麵的兩個問題是必然要麵對的：一方麵是產能過剩，另一方麵則是消費飽和。

 

 

作者：孫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