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要放在我們自己身上

在回望剛過去的2022年時，有朋友感慨地說：“我在這一年裏完整地體驗了：恐慌、憤怒、悲傷、疲倦、沮喪、無助、絕望、荒誕，最後才意識到，我被羞辱了。我的理智，我的認知，我的觀點，我的肉身，我的人格。”

她沒有提到“希望”。

我理解她所說的那些，至少在上海封城的那個春天，我和她有同樣的體驗。當然，她一個人在上海，或許更孤立無援。室友的存在讓她感知到身周還有活物，但室友既不關心外麵發生的一切，也不能理解她的反應。作為一個年輕人，她的憤怒更強烈，也更難消化這些熔岩般噴湧而出的種種情緒。事實上，就像很多無辜的人一樣，她一度誤以為那都是自己的問題。

這種自我懷疑，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異類難免要經受的折磨，甚至自責為何不能像其他“正常人”那樣適應，這些我本人也都經曆過，我的建議是：你感受到的痛苦、不適未必是壞事，恰是自我蛻變的契機，由此可以反思、進而批判地看待自己所處的環境，在大浪中找到一個立足點，而不至於被它攪擾得心神不寧。

這並不隻是為了安慰她。本雅明在1929年的超現實主義論文中就曾斷言，有意義的社會變革就可能潛藏在無孔不入的現代機製無法觸及的角落裏，這種希望被波德萊爾以詩人的敏感捕捉到，稱之為“spleen”——一種集抑鬱與憤怒於一身的複雜情緒，也許接近於“躁鬱”，可以喚起全新的意識和行動。

當下也是如此，雖然內在衝突的情緒讓人疲憊不堪，又或被當作“精神內耗”，但這種劇烈的瓦解、失序可能是必要的第一步——精神狀態的“穩定”並不是一成不變、一潭死水，而應當是一種重組後達到的全新平衡。每個遲早都得經曆這樣的“通過儀式”，隻是這一次它來得猝不及防、地動山搖。

疫情中的經曆至少有一點好處，那就是幫我們一下子看清周圍人的價值底色，認清自我，也由此找到了彼此。這不是要美化苦難，恰恰相反，是拒絕承認我們隻能被動地承受苦難，想清楚自己該做什麽、又能做什麽。
這一點，她也同意：“是的。這是一場創傷。毫無疑問的創傷。但是也成長了。”

我也清楚地知道，如今很少還有人滿懷希望，以往那種對未來的普遍樂觀情緒，已經飽受打擊。

在上海封城之後，另一位朋友曾和我道出這種心理變化：

以前心裏總是覺得還有一絲希望，不可能這麽荒謬吧？現在無論多荒謬，我都不會震驚了。在這種環境中，我都恍惚了。之前我認為這都是存在於書本上的，突然有一天發現，我就活在書裏。

在這裏，他所說的“希望”是一種對未來確定性的預判，好比相信不論怎樣，天不會塌、長江黃河不會倒流，普通人的安穩日子也能一直延續下去，因而當不可思議的事情竟然發生時，一刹那間他震驚了。

當這種確定性崩塌之後，重建幾乎是不可能的，人們永遠無法回到事前的狀態，因為他/她現在分明看到，自己原本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就這麽發生了。在此，“希望”所涉及的其實是一種基本的安全感。

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所謂“希望”，多少有點像是小時候期盼家長的新年禮物，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完全取決於大人的心情，為免預期落空帶來的失落感，他們早已習慣了最好不要抱有希望。

基於這種特殊的理解，他們堅持認為，對未來不抱希望才是現實的、堅韌的、更有力量的，因為這樣對可能的好運、他人恩賜完全不抱期待的自立，相當於事先預防了意外打擊，而希望則接近於“不切實際的妄想”。這樣的思路確實可能對現實中的問題看得更清，也因此常常被視為比那種淺薄的樂觀更深刻。

不知道他們是否意識到，這種被迫依賴自我的“堅強”其實活得很可憐，因為從本質上說，這是在缺愛的環境下建立起來的一套心理防禦機製——由於父母的愛不可預期，他們幹脆宣稱自己不期待、不需要，到最後甚至可能沒有勇氣去接納來自他人的善意。實際上，這與散沙化社會的心態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也往往喪失了改變的勇氣，因為它已事先假定做什麽都無法改變現實。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希望”，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它有還是沒有，並不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努力，無論我們操心與否，結果都差不多——實際上，那看起來超出了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就隻是那麽發生了。

有一張頗具諷刺意味的照片，“這個世界會好嗎”底下的肯定答複“會的”，已被劃掉，改為“等通知”——這可能是疫情防控時無數人最怕看到的三個字，一切都沒有個準數，而我們就像久旱時束手無策的農民一樣，除了祈禱之外，就隻能被動地苦苦等待天開眼。

經曆了這一年，很多人都體會到卡夫卡筆下那個荒誕的世界原來是現實主義，他隻是比我們更早地預見到那個無機世界吹來的暴風雨。他的好友布羅德曾問，世界上是否還有任何希望，卡夫卡作出了一個著名的答複：“有無窮無盡的希望，隻不過不屬於我們。”那屬於誰？屬於一些小人物，一些僅憑自己的鎮定和躲避就逃出家庭沼澤的生靈們。

我想說的是，我們仍然可以心懷希望，但這希望不能放在別人身上，而要放在自己身上。一直以來，中國人其實習慣將“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尤其是“下一代”），不少孩子肩負著全家沉甸甸的希望，有時他們也完全清楚，那不是自己想成為的自我，而更多是為了寬慰父母——但沒有人能欺騙自己，我們終究不是他人實現願望的工具。

我所說的“希望”關乎自我，那意味著在清楚自身限度的情況下，去成為最好的自己。乍看起來，那倒像是那種對未來不抱希望的自我依賴，但這裏麵有一個關鍵的區別：保持對外界的開放，也相信自己仍有改變的潛力和可能。

當往日遠去，我們當然要記住那些經曆，但有句話說得好：“不要成為你過往的囚徒，它隻是一個教訓，不是無期徒刑。”（Never be a prisoner of your past. It was just a lesson, not a life sentence.）
過往的經曆，應當促使我們更好地反思和行動，就像有位勇敢的女孩子在接受播客采訪時說的：“即使我站在原地，隻是感到憤怒，什麽都不做，也是我行動的最小值。”

現在來看，我前兩年所說的“樂觀”，也不免有些宏大，不如說是一種基於對長時段社會變動的達觀，但對多數人來說，這可能都沒多大意義，他們想知道的隻是自己當下的每一天怎麽過。

在疫情封控最緊張那會，作家鄧安慶因為陽性，被前後隔離了整整兩個月，他後來說，那段時間在方艙裏沒有網絡，幸好還有閱讀和寫作，否則時間太難熬過，“在失去身體自由時，保持內心的秩序是我最在意的。這應該是我今年最大的收獲吧。”

不論怎樣，保護好自己的權利和內在的自由是第一位的，也認清哪些是自己必須捍衛的。李健吾曾說過，人生要學著去做到三點：生活和讀書；在不懂中領會；在限製之中自由。能做到這些，就是普通人的英雄之舉。如果還能找到彼此，那你的存在可能本身對另一個人來說就是希望。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先生說得對：“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者：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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