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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說，權力無論如何產生，歸多少人掌控，隻要不受製約，就必然作惡。激進革命很少帶來自由，卻時常帶來新的專製。曆史上，不受製約的權力造成的曆史災難不勝枚舉，納粹德國、蘇俄、紅色高棉，等等。（來源：聽哲學/作者：蕎麥）
然而，這隻是惡的一麵，甚至說不是最可怖的，因為對這一問題的警覺以及預防之道，早已有之。更重要的問題是，極權之惡之所以橫行，是因為有另一種不容易被察覺、也不容易被追責的惡為它提供了沃土，它就是“平庸之惡”——對自己思想的消除，對命令的無條件服從，對個人價值的判斷權利選擇放棄。
一、無思考的平庸之惡，往往造成慘重的人道災難
平庸之惡是如何產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沒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許：在西方，當科學理性，取代了人對上帝的信仰後，人的意義感、道德判斷，便隻能寄生於現實，因而極易被醜惡的現實俘獲，成為體製的順從者、製定遊戲規則者的幫凶。
比如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瘋狂迫害，就是平庸之惡的最好注腳：
——當戰爭結束後，麵對屠殺了幾百萬猶太人的罪行，在審判席上，納粹士兵們竟然絲毫意識不到自己的罪惡，他們認為自己很好地服從了長官的命令，而這是軍人的天職；高級軍官甚至因為高效地執行了希特勒的命令，而感到榮耀。
納粹分子既遵守軍人的“職業倫理”，也重視道德與榮譽，但卻在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時毫無罪惡感可言，這究竟是怎麽發生的？
徐賁在《經典之外的閱讀》一書中說，極權之所以能產生，並造成大屠殺這樣的人道災難，是因為它營造了一種新的社會規範，並重新定義了道德：隻要是為了種族利益，殺人也能成為一種“道德義務”。
如此一來，邪惡的行為，便被包裝在了平凡尋常、平庸無奇、司空見慣的動機之下，而絕大多數遵紀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很容易地就接受和適應了這個新法則，結果導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災難。
——跟風從眾、順從體製、不願思考，這是導致平庸之惡的三大特征。
然而，“平庸之惡”卻並非專屬於某個時代、某個區域。近來的俄烏戰爭，新冠病毒傳播，人們多抱有僥幸心理，漠視親曆者的遭遇。結果，它隻能讓人更膽寒，讓人失去對正道的信心。因此，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一再上演。
總之，無思考者不單是縱容權力的幫凶，更是群體冷漠的始作俑者。當社會的醜惡之事大行其道時，如果我們僅把責任歸咎為權力的作惡者，而不是為我們的漠視買單，這樣是否還合適？
毫無疑問，無知者缺乏理智、無獨立思考以及無尋找真相的意願，都隻能加劇愚蠢在社會的蔓延，一些無知者甚至為愚蠢高唱讚歌，最後承擔代價的卻是自己。
二、內心的道德立法，需要求知說理與獨立判斷
平庸之惡揭示了一個巨大的悖論：一味地遵守舊的習俗、習慣和規則，可能會出現依法、依規作惡的情形。
所以，道德的真正涵義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自己獨立做出關於是非對錯的判斷：拋棄對既定規則的服從，自己確立標準，自己給自己立法。
但是，心中之法的確立，卻是一個異常艱辛且漫長的過程。
自五四以來，我們一直處在現代性與啟蒙的掙紮當中，民主與科學的理念尚未真正融入人的血液，此起彼伏的批鬥運動又裹挾人們，削弱人們的理智。
進入互聯網時代，無處不在的網絡暴力、隨處可見的道德指責、甚囂其上的陰謀論、隨輿論不斷反轉的真相，以及知識生產、傳播的過程中的扭曲、失真，都在使人變得更易被洗腦、操縱，甚至作惡而不自知。
而這就要求我們具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求知精神、參與公共討論的說理能力，以及對啟蒙精神的繼承：運用個人的理性，去求真求善。
作者：江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