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這兩天，“二舅”火了，“網上處處皆二舅”。
仔細看了一遍視頻，不由想起幾年前因為一個考取了北大的中學生的一篇抒情文章而寫下的文章：《對苦難的病態歌頌是為了掩蓋苦難生產的根源》。現在看來，這篇對苦難病態歌頌的批評文章，還真沒有過時。
人們都知道，苦難，永遠是心靈雞湯中的提味佐料。沒了這個佐料，就好像一個平庸的廚師沒了味精，不會做菜一樣。對苦難的歌頌，永遠是成功學、勵誌文的“梗”。沒了這個“梗”，就好比郭德綱上台忘了“包袱”，沒法說相聲一樣。
開中國苦難歌頌典範的是孟子，其在《孟子 .告子下》的一段話成為中國人的人生箴言：“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了證明自己說法的正確性，孟子還舉了幾個例子：”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裏奚舉於市。”
可能是孟子舉的這幾個例子太生僻，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司馬遷舉的例子就廣為人知了，估計每個中學生作文都會用到：“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用詩歌謳歌苦難，則有“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老百姓更直截了當，“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哲學家也來湊熱鬧，北宋北宋哲學家張載說過：“富貴福祥,將厚吾之主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後世簡化成“艱難困苦，玉成於汝”。
苦難與挫折，是人生路上的常客，其實質是人作為一個個體，在神秘的大自然和複雜的社會麵前的無力感。正因為它是人生的常客，強調苦難對人的成長、成功的作用，有化解矛盾、消除戾氣，保持人的內心平和和社會和諧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積極意義。出於維護社會和諧安定的角度出發，一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應該而且有必要引導人們對困難有正確的認識。
但一旦過了頭，一味地謳歌苦難，美化苦難，並把苦難視為個人成功的前提和基礎，仿佛不吃點苦頭就幹不成任何事情，則就走到另一個極端，成了一種病態。
在我看來，貧窮、苦難，不僅不是成功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而且恰恰相反，在大多數情況下，貧窮、苦難，阻礙甚至毀滅了一個人的成功。貧窮、苦難固然可以成為前進的動力，但更多時候是阻力。君不見，許多農村孩子，因為家貧不能讀書，十幾歲就開始幹農活，勞動至死一輩子也沒過上好日子。
用貧窮、苦難給人帶來的曆練來證明貧窮、苦難存在的合理與必須，進而得出貧窮、苦難是一個人成功的前提條件，就顛倒了邏輯上的因果關係。
就拿司馬遷舉的幾個例子來說。難道左丘明不失明，就寫不出《國語》嗎？我看未必。而且，失明，對於一個寫書人，會做成多大的不方便啊。如果左丘明不失明，我覺得他寫的書會更多。何況，古往今來失明的人何其多，左丘明卻隻有一個。
試問一下司馬遷本人，你是願意接受宮刑，後忍辱負重著《史記》流芳百世；還是甘心當一名普通文官，順遂地度過一生？估計包括司馬遷在內，所有的正常人都不會選擇前者。同樣，古往今來受宮刑者何其多，也隻出了一個司馬遷。
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貧窮、苦難會毀壞人的尊嚴，傷害人的心靈，從而導致人的心理扭曲，產生反社會人格。比如希特勒童年時身體孱弱，家境貧寒，常常遭受同學虐待，促使他後來產生強烈的報複思想。現實生活中的大多數罪犯，也是因為貧窮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貧窮、苦難，隻是命運降臨後個體被動無奈地接受，絕不是個人的主動選擇。
對困難的病態歌頌，宗教是最具代表性的。
所有宗教都宣揚，苦難是上帝、佛陀等對人的考驗，吃苦是修行的最有效方式，是在“消業”。通過自覺製造肉體的痛快並與之抗拒，才能更快地達到靈魂上的純淨。印度的苦修人，在自己身上穿釘子，赤足走燒紅的鐵板，就是為了加快自己修行的速度。
有人對《西遊記》設九九八十一難不理解，說為什麽不讓孫悟空一個筋鬥雲翻到西天把經拿回來。殊不知，就是要通過苦難的磨練，從而實現心靈的升華。唐僧師徒四人一路走來，與妖魔鬼怪做鬥爭，風餐露宿，吃盡了苦頭，修行也就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成仙得道了。
更重要的是，大肆宣揚苦難對人的正麵意義，並把它設定為人生成功的基礎和前提，其背後隱藏的目的有可能是防止人們去關注、追究苦難生產的根源進而消滅之。佛教進入中土後，一開始受到中土的激烈反對，“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就是明證。後來，統治者慢慢發現，佛教宣揚的今生如果能忍受苦難，虔誠信佛，來世就能得到幸福的說法，對麻痹老百姓的反抗意誌，鞏固統治有極大的幫助，所以，佛教也就從抵製變為歡迎了。曆朝曆代統治者無不大興土木，廣建寺院，以致有“江南四百八十寺”之詩句和“天下名山僧占多”的俗語。
更為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如果大量謳歌貧窮、苦難，一定伴隨著對富有、富人的抨擊。
對貧窮、苦難的病態歌頌，應該扔到太平洋裏了。
作者： 逆行齋主
反正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字裏行間一直在用今天這個偉大時代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控訴，包括官方（殘疾證）和民間普眾（鄰村醫生，但，也許醫生告知了風險呢？那個時代---相信是五十年代，官方醫療資源不足，也可以認為這也是官方問題， 而問責醫生則可能會造成另一個家庭的悲劇，甚至因為該醫生的下崗致使更多可以醫治的病人病情惡化... ...），這類牌沒有人能打得最好，但二舅打得不錯，鬧一鬧躺著吃救濟也算成功？那姥姥靠誰？ 其他幾個孩子好像不存在似的。
作者就是在平靜描述，看官從中看到什麽，誰也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