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對他們而言，沒有精神支柱是無法想象的。他們來到這片新大陸就是為了尋求一個精神家園，尋求宗教自由、思想自由。透過宗教的表麵，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在他們的心中湧動著的是對人性、人道的真誠向往。
奴隸製
人和其他動物到底有什麽區別呢?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裏，有一座羅丹的雕塑“思想者”，那是“人”在地獄的門口，開始坐下來思考這些問題。人類不同於別的動物的最重要標誌正是在於：人是有思想的，他永遠在思考著，他思考的一個最基本問題永遠與人性有關，同時這種思考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
早在美國建國之初，開國元勳們就已經從人性、人道原則出發，考慮廢除奴隸製的問題了。他們都是來自各個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大部分都有產業、家中都有黑人奴隸，但經過理性反思，他們決心從法律上解決黑奴問題，也就是運用自己手中的立法權，將自己的一份重要財產化為烏有。驅使他們作出這一抉擇的是宗教的情懷和對人性的深刻理解，是對“人人生而平等”理想的執著追求。這不是我們習慣的個別職業革命家和熱血青年，拋家棄產投向革命的故事，而是代表了整個社會利益集團的立法機構，用立法手段，僅僅為了一個人性反省和道德的理由就主動放棄自身利益。
美國北方黑人自身的覺醒也比較早。1774年5月(獨立戰爭前夕)，就曾有一群黑人給當時馬薩諸塞英總督遞交了一份申訴書，他們從人性的原則、基督教的道義出發，甚至從當時的法律中尋找依據，不僅動之以情而且曉之以理，邏輯清楚地提出了無可抗辯的要求：要求恢複他們和孩子被剝奪的“生而自由”的天賦權利 .
當然，要真正實現種族平等，即使在北方也不是瞬息完成的，而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進程。這是由道德反省和立國理念所推動的一場自我革命，它並不是摧毀性的、暴風驟雨式的，而是分步驟進行，充滿了矛盾和妥協。在美國，這些問題的逐步解決都是通過一個個案例來完成的。林達在《曆史深處的憂慮》中用大量篇幅給我們講述了“阿姆斯達”案。
“阿姆斯達”案
故事發生在1839年(即美國誕生56年後)，一艘名為“阿姆斯達”號的西班牙船，載著53名黑人奴隸從古巴出發，在海上發生了黑人暴動，兩個月後漂到美國，由此引發了這場官司。“ 阿姆斯達”號就此進入美國曆史，一些反對奴隸製的律師立即自願地站了出來，為黑人辯護(當然還有其他人的大力支持，如耶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吉伯等)，他們組成了一個“阿姆斯達”委員會。促使他們這樣做的主要動力隻是他們對起碼人性的認識，是他們對建國理想的追求。
案子錯綜複雜，初審時就遇到以堅持種族偏見立場著稱的裘迪森法官。出人意料的是他卻作出了有利於黑人的判決。雖然他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原來的觀點，如：反對種族雜居、反對完全的種族融合。促使他作出這一選擇的首先是宗教的原因，透過宗教的形式，我們仿佛看到了其中人性的閃光，而正是對人性的思考成為裘迪森法官判決的主導因素。同時，在裘迪森法官身上也表現出美國法官普遍的一種職業榮譽感，它是與司法獨立製度緊密相連的。“當司法和法官不再是權勢的工具，而被社會確立在一個獨立的、神聖的、被期待是公正的位置上，法官的職業自尊心、職業榮譽感也就同時確立了。這個時候，法官還是可能有認識上的曆史局限，但如果他認清了曆史進步的一麵，他會被職業道德所驅使，堅決地站在曆史進步的一麵。”
阿姆斯達案從一開始就受到美國總統的幹預(這也成為他競選連任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好在美國行政分支的權力不是無限的。但盡管如此也使案子更加複雜。在聯邦巡回法庭上訴的就是兩個國家最高當局的法律代表(美國和西班牙)。但接受上訴的湯普生法官支持了一審判決，駁回上訴。這樣案子就到了聯邦最高法院。根據憲法這一判決將是終審判決。為黑人的天賦人權奔走呼號、無私奉獻的反奴隸主義者們在這一關鍵時刻，請出了約翰-昆西-亞當斯。
他是《獨立宣言》簽署者、美國憲法的起草人之一、美國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的長子，1825年當選為美國第六屆總統，此後又選為聯邦眾議員，當時已73歲高齡，耳聾眼花。他雖然早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就取得了律師資格，但已經30多年沒有作為一個辯護律師站在法庭上了。何況還有很繁重的眾議員工作。
但他卻無法拒絕——他們父子兩代對一個樸素理想的追求。他是自由的堅定維護者，堅信父輩提出的基本原則“人生而平等，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並堅信不論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權利。
一個德高望重的前著名外交官、前總統、眾議員，終於點燃他生命的最後一段燭火，以一個普通律師的身份走上了他已久違的法庭。不顧年邁體衰，為那些來自非洲、與他毫不相幹、甚至彼此難以溝通、了解的黑人辯護，為他們爭取平等、自由的人的基本尊嚴。讀到這裏，我感動得禁不住熱淚盈眶，這就是美國精神的內核，是美國理想的生命力所在!
他站在法庭上，就是告訴人們，美國這個國家的立國目標“就是實實在在的，為一個一個的普通人，不論他的膚色和國籍，爭得平等的地位，自由的生活，和有尊嚴的生命。”他指著法庭牆上懸掛的《獨立宣言》慷慨陳詞：我們的建國之父們正是在這個原則上建立了我們的國家，法庭是公正的維護者，這意味著法庭必須永遠保護每個人“個人”的權利。
人人生而平等
1841年2月22日，當時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有5名來自南方(南方那時還是奴隸製盛行)，包括首席大法官。在能夠參加判決的7人中卻有6人投票支持了黑人勝訴。這是道義和良知的勝利，也是美國精神的勝利。“隻有人性和人道，才是衡量任何法律及人類行為的試金石。”約翰-昆西-亞當斯激動得給那些以極大的獻身精神、付出了18個月努力的人們寫了一封信：“感謝你們!我以人性和公正的名義，感謝你們!”幾年以後，在眾議院發言時他突然昏倒在講壇上，兩天後安然謝世。
阿姆斯達案結束了，這是人性和道義的又一次勝利。雖然美國南方的奴隸製並未在法律上動搖，依然是一塊“曆史遺留的哽喉之骨”。但在以人性和人道原則作為立國之本的美國，這一切終將得到解決(盡管也付出了象南北戰爭這樣沉重的代價)。
綜觀美國200多年的曆史，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理念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們“對人類向善的信心並沒有降低，對自然法的敬畏、對有一個高於人類的欲念的上帝的敬畏，從來沒有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對於他們來說，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追求一個人人都能享有的自由生活，是比維持一個強大的國家，比維護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比其他任何比輸比贏的政治遊戲更重要得多的永遠的夢。為此他們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作者： 傅國湧
生而平等會忘記上帝。沒有上帝，就沒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