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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 “盡管人類在所有其他科學領域都取得了進展，但在管理方式上與三四千年前相比並沒有好到哪裏去。”
縱觀人類浩浩蕩蕩的一部發展史，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如此經常性地犯蠢，做出與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事：
——特洛伊的統治者有種種理由懷疑木馬是希臘人的詭計，他們還要將它拉到城裏去。
——喬治三世的曆屆內閣，都對美洲殖民地堅持威脅態度，盡管這樣做有百害而無一利。
——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侖，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不考慮先驅們遭受的滅頂之災，仍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國。
為什麽與人類所有的活動相比，政府的表現是如此不如人意？對於這個困擾人類幾千年的問題，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有極為深刻的洞見。
本文節選自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愚政進行曲》，在這本書裏她不僅深入剖析了讓政府頻繁犯錯、甚至作惡的機理，也展示了群盲是如何侵害整個社會的理智，讓一個正常人做出毀滅性的行為。
▌愚政不是病
而是難以治愈的絕症
整個人類曆史時期，不論在哪個國家，也不論在哪個階段，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政府奉行與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
政府的失當行為有四種，且通常不會單獨出現。
它們是：
1，暴政或壓迫，曆史上已經有無數此類臭名昭著的例子，這裏無須贅述。
2，過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征服西西裏，德國自視為優秀種族而兩次試圖統治歐洲，日本謀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3，無能或頹廢，比如晚期的羅馬帝國，最後的羅曼諾夫王朝和中國末代王朝清朝。
4，愚蠢或墮落。
愚政的出現與其所處時代或地域並無關聯，這是一種永久的普遍的現象。它與政權形式也沒有關係：無論是在君主製、寡頭政治還是民主政體下，都同樣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它與民族或階級也不相幹。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愚蠢或反常行為是人性所固有的，為什麽我們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個人的愚行影響更為深遠，因此，政府更應該采取理智的行動。
既然如此，人們也早就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麽卻並未采取預防和保障措施，防止這種現象發生呢？ 因為，不開竅的榆木腦袋造成的自我欺騙，在政府管理中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它總是先入為主，根據意願行事，而不讓自己根據事實調整方向，忽視或拒絕任何相反的跡象。
一個典型案例是1914年法國作戰計劃。該計劃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於法國萊茵河前線，令左翼幾乎毫無防衛。法國方麵固執地認為，德國不可能調派足夠的力量將侵略戰線延伸到比利時西部和法國沿海省份。當戰爭來臨之際，德國能夠並確實使用了前線的預備役部隊，又長途奔襲繞到西線，結果便導致了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及20世紀所經曆的可怕後果。法國參謀總部1913年就逐漸獲得與此相關的證據，卻將其斷然忽略了，目的在於不要影響法國向東部的萊茵河地區進攻的士氣。
▌先入為主的偏見
總會演變成不顧事實的自我欺騙
西方文明2500年以來，除了馬基雅維利關注政府的職能，而不是政府所應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關心政府的愚蠢行徑。
腓特烈凡事都要親力親為：藝術、科學、法律、詩歌、大學、十字軍東征、議會、戰爭、政治以及與教皇的爭奪。盡管他各方麵才能卓著，最後隻能遭受挫敗。
洛倫佐·德·美第奇，作為傑出的政要，使得佛羅倫薩更為輝煌，但他卻因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國逐漸削弱。
美國開國元勳們的思想和行為難能可貴，但在正常的曆史進程中無法期望再次出現這樣一個群體。
在曇花一現般的明智的政府間隙，總有愚蠢行徑大行其道。比如德國在1916年恢複無限製潛艇戰的決定。這種愚蠢行為產生的原因，一方麵在於“我們別無選擇”論點中的自我禁錮，另一方麵則是最經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對敵人的低估。“無限製”潛艇戰意味著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鎖區內發現商船，不論其是交戰國還是中立國船隻，不論有無武裝，均不加警告予以擊沉。平民部長們認為，重新開始無限製潛水艇戰，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加入我們敵人的隊伍”。最高統帥部對此並不否認，但認為可能性不大。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在美國運送部隊到歐洲之前，就切斷英國的海上補給線來達到目標。他們聲稱，這一任務在三四個月內就可能完成。出於對美國的了解，德國駐華盛頓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反複告誡其政府，如果發動潛艇戰，美國肯定會參戰，德國必將戰敗。由於軍方日益強烈地堅持戰爭，他在發回德國的每條信息中都試圖改變在他看來將會帶來致命後果的這種趨勢。
1917年1月9日，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召開了會議，決定封鎖英國海域，在一個月內擊沉60萬噸船舶，迫使英國在明年收獲節前就投降。他們認為，這是德國的最後一次機會，他看不出有什麽其他辦法可以贏得戰爭，“保證我們將來世界大國的地位”。結果是，盡管德國潛艇擊沉了大量協約國船隻，造成巨大傷亡，但英國受到美國宣戰的鼓舞堅持了下來，並沒有投降。200萬美軍最終抵達歐洲，在美軍第一波進攻的8個月裏，投降的是德國。
當時有別的選擇嗎？鑒於它非要取得勝利，拒絕承認現實，大概沒有。但是，如果它知道這是死胡同，從而延緩美國加入敵對力量，結果可能就不是這樣。
如果沒有美國，協約國不可能堅持到勝利；而由於德國也難以取得勝利，雙方將步履維艱直至筋疲力盡，最終達成相對平等的和平。如果這樣的話，世界曆史就要改寫了，沒有勝利，沒有賠償，沒有戰爭罪責，不會出現希特勒，或許也不會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通往奴役的路上，
遍地是理性的自負和貪婪的欲望
愚蠢行為在事件發生後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國曆史學家這樣寫道，“偉大的圖謀在政治上極其罕見；國王總是憑經驗，有時甚至一時衝動做出某種行為”。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在一篇富有洞見的評論中說：“在對曆史事件進行分析時，不要太過深刻，因為原因通常都顯而易見。”
1941年，日本政府也做出一個愚蠢的決定。它的帝國計劃，即“大東亞共榮圈”，核心在於征服中國，並將日本的統治從滿洲裏延伸至菲律賓、馬來亞、暹羅、緬甸一直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當時日本在該地區的主要對手，即西方殖民帝國正在為生存而戰鬥或早已無能為力——法國已經戰敗；荷蘭已處於被占領狀態；英國飽受德國空軍的打擊，也無力在世界另一邊采取任何行動；日本成就輝煌的時刻到來了。日本在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是美國，後者始終拒絕認可日本對中國的步步占領，並越來越不願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進一步的冒險行動。如何在實現自己目標的同時，又不會觸怒美國，這是從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擾日本的問題。1941年1月開，日本竟然開始策劃對位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實行超級大膽的毀滅性打擊。
珍珠港突襲行動設計師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提出：日本應該“從戰爭一開始就猛烈攻擊並摧毀美國主要艦隊，從而沉重打擊美國海軍及其人民的士氣，使其一蹶不振”。支持這一計劃的人認為，突襲行動將使美國沒有任何可能對日本進行幹涉，並再也不敢對日本采取進一步敵對行動。警告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首相近衛親王此時辭職了，指揮官們爭執不休，顧問們猶豫不決，天皇也悶悶不樂。當他問，偷襲是否能像日俄戰爭中偷襲亞瑟港那樣取得巨大勝利時，作為海軍總參謀長的海軍上將長野回答說，日本能不能贏還都還是個疑問。
在這種存疑的氛圍中，為什麽最終極端冒險行動還是被批準了呢？日本甘冒風險的根本原因在於，它要麽前進，要麽滿足現狀，而沒人願意或者敢於冒政治風險做出滿足現狀的提議。另外，日本已經調動了具有可怕力量的軍隊意誌，它就是取得非凡勝利的企圖，這是法西斯政權慣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揚威情緒。這種衝動來自領土和版圖的致命誘惑，來自強大的自負，來自無限的貪婪，這讓日本厄運難逃。
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美國孤立主義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強烈支持孤立主義政策，而日本這一行動讓美國人團結起來並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參戰。日本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對珍珠港的攻擊不僅不會粉碎美國士氣，反而會使美國團結起來。這種奇怪的認識上的真空，可能源於所謂的文化上的無知，是愚蠢行徑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因為無知、錯誤估計還是純粹的魯莽，日本給了對手猛烈一擊，而正是這一擊，使美國毅然決然、目標明確地加入了戰爭。
我們都知道阿克頓勳爵重複過無數次的名言——權力滋生腐敗。但我們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權力也製造愚蠢；頤指氣使的權力導致思維僵化；隨著權力在某些人手中習以為常，其所應承擔的責任往往也日漸消退。權力的責任在於為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盡可能以合理的手段進行治理。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責任人有義務讓公眾了解信息，聽取公眾呼聲，保持思維和判斷的開明，避免僵化思維的隱患。
如果思維足夠開明，就能夠察覺到某個特定政策是在損害而不是保護自身利益，然後有足夠的自信予以坦承，並有足夠的智慧去扭轉局麵，這就是治理的最高藝術。
作者： 巴巴拉·塔奇曼
政權或“權力滋生腐敗，也製造愚蠢！”
人類曆史的進程似乎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