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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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技術與國運：清代中國成功與失敗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在向大家做這個報告時要說明一下，我所講的情況可能和一些聽眾在教科書裏麵得到的知識有相當的不同，但我覺得向大眾提供更新、更正確的知識，正是曆史學家的責任。
超級大國：18世紀的中國
說18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教科書教給大家的知識，是清朝是一個沒落和衰敗的時代。清朝統一中國之後實行文字獄、專製統治和更加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同時中國人口暴漲，人地比例惡化，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使得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是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還有另外一麵：清朝在中國曆史上創造了最大的單一國家。有人可能會說元朝不是比清朝更大嗎？是的，元朝鼎盛時，疆域確實比清朝大，但元朝很多地方是間接統治，也就是“羈縻”，中央政府並沒有派官員去那裏直接管理，隻是地方首領向朝廷表示效忠而已。清朝則不然，在廣大的範圍建立了直接統治。因此，清朝是中國曆史上單一政權建立的最大範圍的統治，清朝直接統治的領土麵積，要比明朝大了一倍，你說是不是很輝煌？
另外，在公元1500年、1700年左右時，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都是印度。到了18世紀，中國人口迅速增加，超過印度成為第一人口大國。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時，中國人平均生活水平並沒有下降。經濟學家麥迪森認為，從1700-1820年，（中國）人口從1.38億增長到3.81億，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長速度的8倍，歐洲的2倍。中國的人口增長並沒有導致生活水平下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其次，這時中國曆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正是因為經濟繁榮，才養活了增加的人口，而這些增加的人口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多勞動力。麥迪森說，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經濟表現得極為出色（extremely well）。
第三，清朝取得的一個成就是由於直接統治版圖大幅擴張而創造的國家安全。1820年時，中國的國土麵積已經達到1200萬平方公裏，是其1680年麵積的2倍。新納入清朝統治的地區多為人煙稀少的地域，1820年時這些地區的居民隻占中國總人口的2%。清朝把這些的地區納入統治版圖，是為了加強邊境地區的安全，以防止中國在此之前所遭受的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周邊的國家如緬甸、尼泊爾、柬埔寨、越南、朝鮮、琉球等，也成為清朝藩屬，從而為清帝國提供了一層外圍保護。
按照麥迪森的計算，1700年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GDP總量的22.3%，1820年時占32.9%，這是人類曆史上一個國家的GDP所占世界GDP的最大份額。當然麥迪森的計算是有問題的，我當麵也跟他說過：“你關於中國部分的研究，所依據的材料很有限，因此很薄弱”。他也同意，並說：“改進這個部分，正是我對中國的經濟史學家的期待”。部分是在他推動之下，我寫了一本關於GDP的書，《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出版，英文版明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對清代中國經濟的重新評價，是西方學者開始的。美國耶魯大學曆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寫到，乾隆十五年（1750）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1830年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才是中國的40％。 《白銀資本》作者貢德·弗蘭克說，1820年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地位遠遠超過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清代前中期的中國不僅經濟規模巨大，在貿易方麵也如此。弗蘭克認為，1800年以前，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領先地位。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麵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
清朝的昌盛，也表現在軍事方麵。軍事史學家布萊克寫到，在18世紀的世界上，陸地上最有活力的國家和最成功的軍事強國是中國。中國在17世紀下半期開始擴張，收複了台灣（1683年），把俄國人逐出了阿穆爾河流域（1682-1689年）。中國1766-1769年間對緬甸的軍事行動不太成功，但是當尼泊爾的喀爾喀人開始擴張並挑戰中國在西藏的地位時，1792年中國軍隊前進到加德滿都，迫使喀爾喀人承認中國的權威。在此時期，中國還鎮壓了許多規模大的叛亂。
因此，在18世紀，中國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這是清朝的成就。
墮入深淵：19世紀的中國
但進入19世紀後，中國就開始逐漸走下坡路。到了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疆土大片喪失，甚至中國內地變成了外國的勢力範圍，這是中國曆史上沒有過的，可以說是從高峰跌入了深淵。
麥迪森認為，中國在19世紀的表現，與前麵兩個世紀相比令人失望。國內發生了一係列的社會動亂，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太平天國運動，持續了14年。清朝財政資源匱乏，使發展新型軍事力量受到限製。政府無力維護大型水利工程，致使黃河堤壩缺乏修繕，在1852-1855年間發生了災難性的河流改道。大運河也被淤泥堵塞，到19世紀末已不能向北京輸送糧食。作為災難的後果，中國人口在1890年時還沒有達到1820年的水平，人均收入也降低了。中國在之前近兩千年的時間裏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到了1890年代，這個位置被美國所取代。
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一直在衰落，1913年，也就是清朝滅亡後兩年，中國GDP在世界GDP中的份額降到了9.1％，1952年下降到5.2％。1820-1952年間，中國人均GDP年增長率為-0.8％，而印度為0.10％，日本為0.95％，歐洲為1.03％，美國為1.63％，俄國為1.04，世界平均為0.92％。人們後來形成了一個印象：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什麽時候貧窮落後的？就是19世紀開始的。
不同道路：18-19世紀中國和英國的技術
中國為什麽在19世紀會墮入深淵？原因非常多，也非常複雜。因為今天這個活動的主題是技術和經濟，因此我主要談談中國國運的巨變與技術之間的關係。為了講清楚問題，我們來看看在18世紀，中國和英國之間在技術方麵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
18世紀英國在技術上突飛猛進。18世紀以前，亞當·斯密那個時代，英國還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雖然英國的鐵和煤碳工業已經是在世界上領先了，所以亞當·斯密並沒有預見到現在資本主義的出現，也沒有預見到工業革命。到了18世紀，一係列改變人類命運的技術革新在英國出現了。英國也從別的國家借鑒了一些技術，但是把它發展到可以大規模運用的階段，隻在英國最早出現了。
早在1712年英國人就發明了紐康門蒸汽機，可以在礦井裏麵用來抽水，但還很落後。後來瓦特改良了蒸汽機，使之效率大大提高，使得英國從此進入了蒸汽時代。蒸汽機後來被安放在火車、輪船上，而中國還是靠人拉車，大運河上的船是靠人拖的，沿海的船是靠風航行。1883年倫敦還出現了蒸汽汽車，雖然不是很成功，但也是一個重大的嚐試。由於這些技術發明，交通革命出現了，改變了人類交往的方式。進入蒸汽時代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從此人類不再依靠有機能源而轉向礦物能源。在此之前，人類一直是從人和動物的肌肉獲得動力，而靠樹木和草獲得燃料。在此之後，則從礦物能源獲得動力和燃料。有機能源不僅工作效率低，而且供給受極大限製，而礦物能源不僅能夠產生遠比有機能源更強大的效率，而且供給也不受自然條件限製。
瓦特改良的蒸汽機
這一係列的技術革命帶動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這個詞，是革命導師恩格斯第一個提出來的，但是他提出來後，並沒有被怎麽認可。後來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於1884年出版《工業革命講演集》，才使得此名詞被普遍接受。
工業革命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過去我們理解的都是蒸汽機和紡織機，是技術帶動的。但是英國經濟史學家菲利斯·迪安認為：“工業革命一詞，一般用來指複雜的經濟變革。這些變革蘊含在由生產力低下、經濟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的傳統的工業化前經濟向人均產量和生活水平相對提高、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現代工業化經濟發展的轉變過程之中”。 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當技術因素與經濟因素衝突時，它總得屈服。……在一定的時候所使用的每一種生產方法，都要服從經濟上的恰當性”。經濟發展是各種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沒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術進步本身並不能導致經濟發展。這種情況，最清楚地表現在蒸汽機的發明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方麵。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是工業革命的象征，然而從技術史的角度來看，蒸汽機並非18世紀的新發明。隻有到了18世紀，在各種因素比較齊備的英國，這項技術進步才逐漸發揮出其偉大的潛力，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力量。
工業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是人類曆史的一個分水嶺，而工業革命就發生在英國。經濟史學家迪安和科爾指出：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在工業革命前的1700-1760年間為0.45%，而1780-1800年間增至1.08%，1801-1831年間更增至1.61%。換言之，工業革命期間的經濟增長率，較以前增加了1-2倍。這個增長率在今天好像不算什麽，但是我們知道，大多數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前能夠達到百分之一的年增長率就是了不起的事情。英國經濟增長率能夠達到1.6%和1.6%以上，而且持續地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當然會成為西方最強大的國家。
中國在18世紀也出現了一些技術變化，不能說中國就是技術停滯。但中國的技術變化是局部的，沒有變革性，更沒有使用礦物能源和金屬材料。技術進步分為兩種：一種是經濟型的，一種是技巧型的。技巧型進步不可能引起工業革命。
為什麽中國沒有出現重大技術革命？這是著名的“李約瑟問題”的中心。麥迪森指出：直到19世紀中葉為止，中國官僚體製下所形成的那種意識、心態與教育製度，導致了一種民族自我中心主義，對中國以外的發展漠不關心。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裏，北京一直住有耶穌會傳教士，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等是學者，與清朝統治階層有密切的聯係，但中國的上層精英對西方的知識與科學幾乎沒有興趣。
在1792-1793年，英王特使馬嘎爾尼率領一個500人的龐大代表團訪問中國，要求開放更多的港口進行貿易。他帶來了600箱禮物送給乾隆皇帝。英國人想把他們最新的發明介紹給中國，如蒸氣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並猜想準會讓中國人感到驚奇而高興。英王還特意贈送了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110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英國人在禮單中還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他們想，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中國軍官們的興趣。此外還有一些精美的儀器，如當時天文學和機械學的最佳結合產品天體運行儀，這個儀器代表了整個宇宙，它能夠準確地模仿太陽係天體的各種運動，如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太陽的軌道、帶4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另外，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麵標有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可以看到各國的國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脈，並畫出了所有這些遠航的航海路線。
但讓英國人大失所望的是，清朝人對此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這些洋人的東西，不過是些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乾隆皇帝對喬治三世的答複是那封著名的信：“天朝撫有四海，….奇珍異寶，並不貴重”，“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他的兒子嘉慶皇帝也說：“天朝富有四海，豈需爾小國些微貨物哉？” 這種根深蒂固的心態阻止了中國向西方國家學習，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當時中英的貿易規模已經非常大了，英國長期處於赤字狀態，最後就用鴉片來抵銷赤字，於是出現了鴉片戰爭。
技術與國運：中國與西歐兩次戰爭的不同結局
中國和歐洲的第一次戰爭，並不是我們熟知的鴉片戰爭，而是中國和荷蘭在17世紀打的一場戰爭。明朝和清朝對外國技術的態度有很大不同。明朝處在強敵包圍當中，為了自衛，積極地吸收外國先進技術，所以明朝後期出現了軍事改革運動。明朝對外國技術的吸收到了什麽程度，大家可能想不到。為了保證先進武器的製作水平，明朝請了葡萄牙的技師來中國指導製作大炮，請葡萄牙軍官來訓練中國軍隊。晚明時期，明軍最精銳的部隊，不僅以火器為主要武器，而且所裝備火器的是當時東亞世界最先進的火器。同時，這些部隊的訓練也達到了歐洲的先進水平。因此這些部隊屬於當時世界上最強悍的作戰力量之一。
美國新銳曆史學家歐陽泰說：1661至1668年間的中荷戰爭，是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也是歐洲與中國軍隊之間意義最重大的一場戰爭，此一地位直到兩百年後，才被鴉片戰爭所取代。在中荷戰爭中，雙方使用的武器，都是當時最先進的大炮、火槍與船隻，結果中國獲勝。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使用的是19世紀水平的武器，而中國則是17世紀水平的武器，結果以中國的慘敗收場。
明朝在軍事技術上並不落後。清朝利用明朝留下來的遺產取得了18世紀的輝煌，但是清朝過於強大，在亞洲沒有了敵手，所以後來軍事技術也就沒有了改進。黃一農教授說：在清朝前150多年大量兵書當中，竟然沒有任何討論火炮的專門書籍出版。到雍正（1723－1735）末年，清政府發現駐防的守軍，從來沒有做過火炮演練，以至於準頭的遠近、星鬥的高低，官兵茫然不知。即使到了道光年間，用銃規量度仰角以調整射程遠近的方法，仍然是“中國營兵所不習”。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在開戰之前，勝負就已定了。
鴉片戰爭中，中國被打得落花流水，這是“技術決定國運”的一個表現。當然，與技術相比，更重要的還是腐敗。嘉慶朝發生了白蓮教起義，那些使用最原始武器的起義農民，橫掃中國中部，攻破州縣204個。為了鎮壓白蓮教起義，清政府征調大批軍隊，耗費軍費二億兩，用了九年多的時間，才勉強將此次起義鎮壓下去。連農民都打不過，可見清軍戰鬥能力之差。事實上，一支腐敗的軍隊，即使配備了先進的武器，在戰場上仍然可能一敗塗地。甲午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魯迅先生說過：“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他的這段話很有深意。今天的中國確實很輝煌，但是我們也要記住：清朝也曾有輝煌的時候，但後來卻因盲目自滿而不思進取，最終走向衰敗。今天我們中國取得了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現在也遇到了困難，需要我們努力推進改革。如果今天我們沒有改革的心態，還是像清朝那樣覺得“老子天下第一”而不用改革，那我們能繼續發展下去嗎？恐怕不能。西方有一本書叫做《曆史會重複》，為什麽要學曆史？就是因為曆史會重複，那些不能記住過去的人肯定是要重複過去所出現過的錯誤的，從而走向衰敗的。
作者： 李伯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