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口，我看到了中國人的信仰危機

01

我很少去周口。不是我不愛去，而是我覺得很多城市都千篇一律，無甚可看之處。 不光我知道這個問題，那些主管規劃的幹部也知道。所以，近年來，很多地方熱衷於興建大型景區，以此彰顯本地的特色，避免千城一麵。

如果按照城市營銷、吸引人流的目的來看，伏羲太昊陵是成功的。如果非要按照文化的標準來衡量，則伏羲太昊陵不啻於一個披著文化外衣的商業廣場，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媽抱著孩子，可以看到生意失敗的中年男人跪求發財，可以看到大學生情侶一起嬉笑打鬧，可以看到小孩子拿著糖葫蘆在哭鬧……唯獨，看不到和“信仰”有一絲一毫關係的事物存在。

庸俗到極致，用盡一切手段，想盡一切辦法，隻為追求一種像pig一樣的生活，除了生殖還是生殖。 唯一的區別，無非是在災荒年月祈求生的孩子能平安長大，在和平年代祈求孩子能考上好大學，僅此而已。

倘若這些願望能實現，他們就萬分歡喜地來“還願”，進而逢人便宣揚自己拜的神有多靈，從此更加熱心地上香許願、捐獻財物； 倘若願望沒有實現，則他們的臉色馬上就變了，進而整個人都更加焦慮，焦慮之餘帶著幾分憤恨：我都燒這麽多香，捐獻這麽多錢了，就這麽一個願望，竟然沒能幫我實現！

假如這也能算作一種信仰，則這些人的信仰無疑是功利的、實用的，折射出的，是我們民族普遍具有的信仰危機。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裏（倘若這也算“精神”的話），對信仰的尊重是非必要的，對文化的創造是徒勞的，對宇宙終極問題的思考是無聊的。除了物質享受和更瘋狂的物質享受之外，中國人從來不追求其他任何東西。 物質享受之外的任何東西，對於中國人來說，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中國文化是不可能誕生真正的哲學的。過去不可能，現在不可能，至於將來，也難說（除非我們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劣根性進行一次徹底清除）。

隻有從來不仰望星空的人，才永遠不會摔倒。

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太精明了，精明到一切東西都可以偽造。文化可以偽造，信仰可以偽造，感情可以偽造，就連哲學，幾乎也都帶著一種偽造的味道。 中國這個民族太精明了，以至於我們從小就被灌輸一些所謂做人的道理。這些道理，林林總總，無非一句話——千萬不要吃虧！中國人特別怕吃虧，就連拜佛祭祖，也擁擠在一起，找盡一切機會擠在別人前麵，一邊扔銅錢一邊拍抖音，唯恐落在別人身後。那樣，豈不吃虧了！ 大家都是40元的門票，憑什麽，要讓我吃虧！

中國人可以不顧生死，但一定不能吃虧。

02

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裏說：中國傳統文化幾乎帶有一種“濾過性的病毒”，這種病毒會自動傳染給每個中國人。在這種病毒的侵害下，很多人癡迷壞心眼，各個階層都迷戀成功學並崇尚物欲至上，什麽甄嬛傳、厚黑學、曾國藩、辦公室兵法之類，大多是虛假的文化，奸佞愚劣的文化。

不信你看：辦公室掛著“舍得”二字的，一般都是視財如命的主；掛“天道酬勤”的，很多都是奇懶無比，隻會使喚人的小領導；掛“上善若水”的，別指望他能幹啥正經事兒；掛“難得糊塗”的，一個個精明得跟猴兒似的；掛“誠信贏天下”的，多半是謊話連篇、西裝革履的騙子。 （當然，這個不絕對，但符合相當一部分人）

中國文化是一種典型的雜糅文化，其原創能力非常弱，原創內容更是少得可憐。

近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三次巨大危機，都是靠外來文化注入，方才得以拯救的。

第一次危機是東漢以來，傳自天竺的佛教，拯救了剛被確立為官方正統就顯露出衰相的儒家文化；

第二次危機是隋唐以來，傳自西域的諸如菠菜、茴香、茄子等食物，豐富了中國人的餐桌，使我們這個民族，上至封建貴族下至布衣貧民，第一次能夠吃飽飯，真正誕生出大眾文化；

（要知道，唐朝之前，別說普通百姓，即使皇室貴族、達官貴人，其日常餐飲也甚是簡陋，菜樣十分單調。隋唐時期是中國飲食文化的大變革時代，這種變革又以西域物種的傳入為導引。唐人多將茄子稱為落蘇，這個名稱顯然與西域佛教僧人有關）

第三次危機是清末以來，西學東漸為我們帶來了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以一種帶有強烈屈辱和痛苦的方式，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存在價值和生機。

這三次危機，隨便哪一次，都是靠了外來文化的注入，才得以拯救中國文化的。如果不是外來文化的注入，則三次危機中的任何一次，都足以導致中國文化的消亡。

有人說：中國的漢字博大精深，到現在我們還能讀懂古書，你怎麽能說中國文化曾麵臨巨大危機呢？這是典型的既不懂文化，也不懂曆史。

首先，絕大部分中國人其實讀不懂古書（這一點上，我們並不比古埃及有什麽優越感）。即使能讀懂一些古文，也是因為我們重視教育，尤其在中學語文課上，不放棄對文言文和古詩詞的教育。

其次，文化的流傳靠的是人。我們這個小農社會，上千年來一直無法解決吃飯的問題。倘若不是隋唐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隨著文化交流而傳來的西域食物，則安史之亂等大規模戰亂中，至少有五分之四的人要餓si，剩下的五分之一，則要逃難或逃荒，導致整個國家幾乎沒有活人，文化自然也無人傳承了。 （新加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早期新加坡人很多是來自福建或華南一帶的貧苦移民。到了新加坡後，這些人勤勞肯幹，加上良好的政策和機遇，一步步改變命運，富裕發達起來。然而，富裕發達之後，他們還有人說漢語寫漢字嗎？幾乎沒有）

一種文化首先要能保證絕大部分人吃飽飯，這樣人們才有傳承文化的動力和積極性。

否則，就像早年移民新加坡的貧苦移民，中國文化留給他們的隻有諸如吃不飽、穿不暖等無盡的悲慘回憶，他們自然對中國文化談不上有多少感情。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就沒有其價值所在。人類的任何文化，都是由環境和生存結構決定的。自古以來，中國這片土地，就是一個嚴重內卷化的地方，人均資源占有量極低。這導致我們常把“內耗”和“競爭”混為一談，分不清兩者的區別。

數千年來，我們這個民族隻擅長內耗，而從不擅長競爭。

當然，這也不怪我們。因為競爭（competition）本來就是一個西方語境下的詞匯。

小農經濟，最不提倡的就是競爭；競爭就意味著有人要出頭，有人要展示自己的個性，有人要以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姿態，橫行在社會上。 這些都是小農思維和小農文化所不提倡的。 我們傳統文化的很大部分，都集中於思考“怎麽和人鬥”“怎麽讓自己不吃虧”上麵了。

前兩年，一個老板請我和幾個人吃飯。菜過三巡，這老板拿出兩瓶茅台，眾人都讚揚其出手闊綽，大方待客。

此時，突然有人問“你這茅台在哪買的，是不是買貴了”；這老板一聽，心裏知道自己買貴了，表麵上不動聲色，但心中的憤恨，從臉上的青筋已可見一斑。 這麽一個資產幾千萬的老板，一旦發現自己吃虧了，尚且如此暴怒。可見，絕大部分中國人，對“吃虧”這件事是如何痛恨了。

由於說什麽也不肯吃虧，所以中國人無論拜佛還是拜神還是祭祖，嘴裏念叨的，無非是保佑自己發財，保佑孩子考上好大學，保佑明年買個大房子之類的。無論是做生意發財、還是兒子考上好大學，還是換個大房子，一切的關鍵，就是“絕不能吃虧”！ 別人賺了200萬，我卻賺了150萬，於是乎，痛恨地牙癢癢；別人住的是200平的大房子，我的房子隻有150平，於是乎，痛恨地咬牙切齒。

03

所以我說，無論給中國人多好的物質條件，他也不會感到快樂。

就算開著勞斯萊斯，他還嫌勞斯萊斯不夠高檔，提出一些諸如“方向盤為啥不是鍍金的，後備箱為啥有點小”等十分小農式的低級問題。

中國人也知道自己過得不快樂，怎麽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祈求別人比自己更加不快樂。所以，數千年來，中國人把陰謀權術、爾虞我詐發揮到了極致。以至於，就連信仰中也充斥著厚黑學的元素。所以，當我看到太昊伏羲陵園子裏的古樹上，到處掛著彩條，寫著“祈求財運”“財源廣進”“恭喜發財”之類的祈禱詞時，一點兒也不覺得奇怪。

包括一起去逛的同學在內，幾乎每一個給我介紹伏羲太昊陵的人，都會強調說“占地800多畝，非常大”。 是的，確實很大（小農文化就喜歡大，似乎越大越好，越大越壯觀，越大越有氣勢），結果逛下來容易疲累，況且人本來就很多。雖不至於磨拳擦踵，但任何景區逛下來，你都分不清是去看景點了，還是去看人了。

既然這麽大，肯定要塞點東西。因此，別管是佛教、道教的東西，全都一股腦兒塞進來了。所以我說，包括伏羲太昊陵在內，很多景點叫什麽名字其實不重要。甭管叫什麽名字，裏麵十有八九都是大雜燴。 當然，和我之前的文章一樣，這些隻是我個人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也不強加給任何人。

而且，我也無意“說服”任何人，非要說“說服”的話，我隻想說服那些認同我觀點的朋友。 如果您覺得文中觀點有一定道理，歡迎評論留言；如果覺得不對，不看或取關即可，謝謝。 和這些相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這個浮躁的年代，讀者們能靜下心來，讀懂中國文化。

倘若你用心思考，自然就明白：我從來沒有也不提倡崇洋媚外，更加不會故意貶損中國文化或我們民族（且不說這樣對我沒有絲毫好處，首先我自己就是中國文化的愛好者）。

我所闡述的觀點，不帶有任何意圖。非要說意圖的話，則我想試圖指出中國文化固有的一些弊端或內在問題。這些問題，有一些是畸形的生存結構的產物，有一些是製度的產物。製度和生存結構的雙層積壓，導致我們的文化創造力，弱得可憐。我們的文化輸出，甚至不如新加坡等小國。

前些年，你可以說是經濟因素，畢竟新加坡發達嘛。可現在，我們的經濟已經很發達，但我們的文化輸出依然很弱。 至於怎麽解決這些問題，抑或解決問題的方法，非我所能做到，非我所能提出。

 

作者： 山陰張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