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國家甚於無國家

自近代歐洲民族主義逐漸興起，民族國家一個個拔地而起，前後不過百年左右時間，世界上眾多落後民族，或先或後，幾乎都與歐美發達國家在國權平等問題上，站到同一起跑線上。

但是，就像漢斯·摩根索說過的那樣，現代民族主義其實具有兩方麵的功效，或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

它一方麵固然提供給了世界上各種族群以自由、自決的強大思想武器，同時它也在一切族群、民族、國家的人心中播下了自由、平等思想的種子，為權利平等、人民主權觀念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基礎。

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個人自由、權利平等，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製和議會製來監督政府，形成社會公意和政治認同，其實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製度形成發展的一種合乎邏輯的進化產物，是確保自由貿易、平等交換原則暢行無阻的政治法律保障。而對那些遠不具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基礎，沒有可能在農業社會，甚至遊牧社會基礎上一步建起民主政治空中閣樓的落後民族或國家來說，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衝擊與影響，所帶來的效果就注定會是多向度的。一方麵，它很容易點著落後族群要求獨立的火焰，催生其民族自決的強烈衝動；另一方麵，它也不可避免地會刺激起落後民族和國家中知識分子的權利意識、自由思想，以及人民主權的各種政治訴求，因而在相當程度上分化那裏的民族主義運動。

民族主義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就造成了這種巨大的張力，甚至在20世紀許多知識分子自身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就發生過這種分裂的情況。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就是最典型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的代表。他可以說是最早在中國係統介紹傳播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的人了。他從一開始就清楚地意識到，今日西方所謂之國，並非中國古代之國；20世紀所謂的民族，與傳統中華之民族也不可同日而語。當今所謂“民族主義”，實為“國民主義”。“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凡壓迫鉗製民權者無異於“自棄其國”。故現代之國，民權興，則國權立；人民自由，國家才能真自由。

但是，介紹西方民權思想是一回事，想把它應用到中國的現實政治中來，就不能不遭遇無窮之煩惱了。尤其是梁啟超於辛亥革命後興衝衝地回到國內準備大幹一番時，先是孫中山一派人很快再度揭旗革命，接著袁世凱政府乘機解散了國會，而且還蠢蠢於複辟帝製。在接連碰壁之後，他終於忍不住在1915年寫下一篇題為《痛定罪言》的長文，一一列舉出當今中國官府之專製、官吏之腐敗、人民之悲苦、社會之黑暗的亂象，痛陳“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他坦承自己的政治抱負麵臨著一個嚴酷的客觀現實，即：“凡東西各國一切良法美意，一入吾國而無不為萬弊之叢。”他顯然不明白問題的根結所在，隻是一方麵公開質疑：這樣的國讓人如何去愛？一方麵大聲發問道：“中國人是否尚有統治自國之能力？”

另一位後來居上的啟蒙思想家陳獨秀，幾乎有著相同的看法與困惑。

陳固然僅小梁五六歲，其接觸、學習西方啟蒙思想的過程卻與梁差了將近一代人時間。一些研究者甚至認為，他開始踏上政治這條路時，根本就是“康黨”中人。因為陳早期在政治上確曾同情過康、梁一派的主張，故他最初獲得的民族國家觀念，也深受梁的思想影響。像他早年所談的“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定的領土、人民和主權，“這主權原是歸全國國民所共有”，任何人不得侵犯；以及他相信的“通古斯族”（滿族）也是全國四大族之一等觀點，都可以從梁啟超當年在日本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的文字中找到源頭。這或許也是麵對辛亥革命後之亂象，陳獨秀和梁啟超會有近乎一致的感觸與看法的重要原因。兩者之間的不同，多半隻是在於陳獨秀對現實政治的那種絕望心情，要比梁啟超更敏感、也更激烈、更徹底罷了。

說陳獨秀比梁啟超更敏感，是因為早在梁文發表一年前，他就對袁政府下“百政俱廢”“繁刑苛稅”“生機斷絕”，乃至打算複辟帝製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了。其隨後寫下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也比梁文早發表了半年時間。

說陳獨秀的觀點比梁啟超更激烈、更徹底，是因為梁啟超質疑愛國，還隻停留在無可奈何的情緒宣泄層麵。他固然痛陳“官僚蠹國”“黨人病國”和政府可惡，斥罵那些全靠國家豢養，卻“學無專長”“事無專業”，又實為官僚、黨人和政府後備軍的“士大夫”們，末了卻不能不仍舊指望這些扶不起來的阿鬥，能夠“自新”“革麵”，說非如此“然後國事始有所寄”。陳獨秀則不然，他從一開始就從內心裏看透了政府及“士大夫”們鼓吹、提倡的“愛國”之虛偽，以至忿忿然相信：今日“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較十年前陳獨秀常常表現得慷慨激昂、熱血賁張的愛國救亡言論，此時的他顯然已進入到一種思考狀態中了。辛亥功成，民國確立，不過兩三年就鬧成如此局麵，驗之以人民主權思想，他再清楚不過地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幼稚與無理性。

他開篇即聲言：“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沒有誰會反對愛國。問題是，“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但古代中國，“號為建設國家者，凡數十次，皆未嚐為吾人謀福利，且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賊。”“即有聖君賢相，發政施仁，亦為其福祚攸長之計，決非以國民之幸福與權利為準的也。”今日中國，“貪吏展牙於都邑，盜賊接踵於國中，法令從心，冤獄山積，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敵視異己如故也，耀兵殘民如故也，漠視法治如故也，紊亂財政如故也，奮私無紀殆更有甚焉”。吾民何辜，“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國家以為罰而莫可贖耶？”

陳獨秀的邏輯很簡單：“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若此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過昵感情，侈言愛國，而其知識首不足理解國家為何物者，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

研究者們對此文的解說林林總總，但迄今為止，似還鮮有人正視其關於“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和亡國之民未必苦於有國之民的說法。甚至有學者說，對於陳獨秀所謂“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說法，大可不必當真，因為那大概隻是陳對形勢的一種判斷。

然而，如果我們要讀懂陳獨秀為何從此竟漸漸走上了一條與梁啟超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就不能故意無視或曲解他此文中表現出來的反民族主義，尤其是反國家主義的思想傾向。

必須肯定的是，陳獨秀此時對人民主權思想的了解還較膚淺。文章所談種種，與其說在強調現實政治中民權不興的惡果，倒不如說是站在傳統儒學恤民救民思想基礎上在探討減輕人民痛苦的妥協之法。也因此，他才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大談特談中國當亡的道理和邏輯。

他解釋說：“亡國為奴，何事可怖？”凡不能保障人民權利，謀人民幸福的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比如印度、朝鮮，雖殖民於英、日，至少歸於法治之下，“百政具興，盜賊斂跡，訟獄不稽，尤為其民莫大之福。”像梟雄爭於朝、地主虐於野的墨西哥，如能附於美，亦可知“其人民自由幸福，必遠勝於今日。”當下中國，“以吾土地之廣，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寧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醜南京之役，人民鹹以其地不立化夷場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民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若強以愛國，適足禍民，屆時“海外之師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不難看出，陳獨秀認定“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其出發點隻是基於人民福祉的考量。但這個時候的他，內心仍頗糾結。他在文中不能不再三強調：“吾人非咒爾亡”，所以非走這步不可，實在是因為“民無建國之力”。與梁啟超一樣，他相信：“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麵麵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誠不能無所懷疑。”

相信“民無建國之力”，多半正是陳獨秀下大力氣創辦《青年雜誌》之目的。他明確講：吾人深知國家之罪惡，且知國家終會退出曆史舞台，但在當今世界民族國家林立的條件下，吾國民猶在散沙時代，故還不能不承認“國家主義，實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然而“近世之國家主義，乃民主的國家，非民奴的國家。民主國家，真國家也，國民之公產也，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仆者也。”要在中國建立起這樣的國家，隻要靠青年人“急起直追”，“脫蒙昧時代”，養成自主、自由之人格才有可能。更何況，人類未來進步發展必會趨於大同，國人非“若法蘭西人”不可。“其執戈而為平等、博愛、自由戰者，蓋十人而八九焉。”

事實上，1914年以後的陳獨秀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甚至愛國主義已充滿懷疑。他堅信人類理應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下謀共同的生活。雖置身言論界，陳不能不就中國所麵臨的種種現實問題發表見解，但隻要稍有機會，他還是會冒出反國家的尖刻意見。

1918年8月，在一篇隨感而發的短論中，陳獨秀就再度直言：“世界上真實有用的東西，自然應該尊重，應該崇拜；倘若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隻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這班騙人的偶像倘不破壞，豈不教人永遠上當麽？”他直言，國家是一種應被破除廢棄的“騙人的偶像”。“現在的人所以要保存這種偶像的緣故，不過是藉此對內擁護貴族財主的權利，對外侵害弱國小國的權利罷了。”“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了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

1920年1月，陳獨秀再度表示：今天有些“自命為新學家底人，開口一個國家，閉口一個愛國??我們斷乎不可聽這種惡魔底誘惑。”世界人和人本來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麽根本的差別，“就因為國家這個名兒，才把全人類互相親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溝，又砌上了層障壁，叫大家無故地猜忌起來。張愛張底國，李愛李底國，你愛過來，我愛過去，隻愛得頭破血流，殺人遍地。”“其實大戰以後歐洲底明白人已經有了覺悟，想把這流血的陳年賬簿燒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幾個想燒流血賬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個。中國人原來沒有用這種賬簿底習慣，現在想創立一本新的從第一頁寫起，怎麽這樣蠢笨！”

“武者小路”是日本人，深受托爾斯泰和平主義和泛勞動主義思想影響，因發起謀求勞動互助、共同生活的新村運動而得名；那“歐洲底明白人”，指的是“一戰”中公開反對愛國主義，主張國際主義的俄德等國共產黨。

1920年，陳獨秀自信他終於找到可以徹底打破國家這一惡魔的方法了。與其眼看其撕裂人類社會，造成無窮盡的流血與壓迫，何不自動、自覺，群起而爭平等互助，或執戈而為大同理想戰呢？

 

 

作者： 楊奎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