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生，隻要你從正麵闡述西方文明，他就反感

叢日雲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開設了一門“西方文明通論”的通識課程，講解西方文明的演進與特征，當然也少不了比照中國的曆史進程。

對低年級的本科生們來講，聽他的課“受啟發”和“毀三觀”大概是同一個心理過程，有學生覺得“耳目一新”，有學生“脆弱的民族感情受了傷害”，有的還向學校打小報告。

“比如英法兩個強盜燒了圓明園，之前清政府跟英法聯軍談判破裂後，把英法代表團的39個人，包括記者、家眷抓到了北京，施以虐待或酷刑，其中20個人被弄死了，活下來的人身上長滿蛆，有的瘋掉了。這個情節絕大多數學生不知道。”

叢日雲希望學生了解完整的曆史，在史實準確的條件下判斷和思考。“當然，英法侵略中國是不爭的事實，即使有虐囚的事，仍然會痛恨英法，但至少能降點兒溫。”隻是，有的學生聽不進去。“他的常識被顛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何況還有許多理由支撐著原有的判斷。”

叢日雲講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將近30年，在八九十年代，他的授課也使一些學生難以接受，那時學生的障礙是意識形態，但近些年，民族主義情感成了學生認識西方文明的一道坎。

“我希望學生們接受一種健康的愛國主義，”叢日雲說，“愛國是人類之愛的一種，應該將其安頓在愛他人、愛社區、愛民族、愛國家、愛人類乃至愛地球的序列當中。”“要愛國，但不能以對別人的盲目仇恨來表現。”

叢日雲出身於遼寧淩源偏僻的鄉村，小學四年級時學校就因為“文革”停課，他理解學生們思想上的困惑和困境。叢日雲高中畢業後到大隊裏當了會計，被領導派到紅極一時的大寨參觀，他發現處處都是“被打扮的痕跡”。解放軍不僅幫助修建水利工程，甚至用高射炮為他們驅雹；而大寨農民都像四類分子（“地富反壞”）一樣，低眉順眼，遇到參觀者就驚慌地回避，眼神不與你交流，也不與陌生人說話。

但那時叢日雲發現問題靠的是直覺和經驗。“我的精神世界最初是由那個年代的宣傳教育所塑造的，想跳出那個框架思考問題，必須借助於相應的思想資源，但在那種完全封閉的條件下，獲得多元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原因，叢日雲多年來致力於通識教育，他主持的“西方文明通論”是全校每年兩千多名本科生的必修課，在他看來，“通識教育能夠打開信息流通的渠道，使學生獲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學會合乎邏輯地思考，並接受現代文明價值的熏陶。”

在2013年的本科生畢業典禮上，叢日雲發表了一篇《人生多歧路，你將如何選擇》的演講，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在演講中他告誡畢業生們：“你們未來可能麵對著社會的變革，你將如何選擇？當你做出選擇的時候，你是不是一個明白人？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你能不能清醒地說不？我希望，你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站在文明一邊……”

“那是一個人生的忠告，有我自己的閱曆和感悟，也包含著對學生的擔憂與期望。”叢日雲告訴《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對話叢日雲

人物周刊：你教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文明通論”，在學生的知識結構裏並不是完全空白的，你講的與他們原有的知識會有很大差異嗎？

叢日雲：一些學生聽了我的第一堂課都會驚呼，“崩潰了”。

人物周刊：是什麽讓他們崩潰？

叢日雲：比如我會告訴他們，所謂“西方文明在近代領先是因為對內外的掠奪”不符合曆史，西方進入現代文明，主要是內部經曆了思想積累、權利積累、製度積累、資本積累和技術積累的結果；所謂“曆史上中華文明是和平內斂的君子文明，西方文明是侵略擴張的強盜文明”沒有根據，而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實現了和平，不太可能用戰爭解決糾紛，最新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越高，戰爭的意願越低。等等。

人物周刊：你講這些，學生能接受嗎？

叢日雲：大多數能接受，有一些雖然不認同，但能夠寬容我的說法，姑且聽之。也有一些不接受，甚至反感。從1985年登上大學講堂開始，我講授的內容與學生既有的知識就有很大差異，總會有一些學生不理解，感情上接受不了，會被一些學生告狀。

我們的學生從小學、中學開始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形成了一套關於西方文明、中華文明、中西文明之間關係的觀念，其中包含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偏見。愛國值得肯定，總比自私自利隻愛自己、沒有一點兒公共意識強。但是怎麽愛國？是不是健康的愛國主義？理性的愛國主義？你對祖國的愛得建立在對中國曆史和文化，對其他文明的文化遺產，對中外關係曆史的客觀、全麵的認識的基礎上。

人物周刊：哪怕你隻是講了具體的史實也會觸犯一些學生的民族感情？

叢日雲：是的，有的學生會說：你怎麽老說西方好，難道我們中國就不好了嗎？你不是中國人嗎？你不愛我們的國家嗎？學生的這種反應，基於一種情感，不是一種理性的思考。或許他可以說，“老師，你的根據是什麽？資料可靠不可靠？我認為你的推論在邏輯上有缺陷，我知道還有另一種說法，比你的更合理”等等，如果這樣，就是理性的討論。但有的學生是情感思維，情感支配判斷。隻要你從正麵闡述西方文明，他就反感。

人物周刊：這種現象是個別的吧，在學生中普遍嗎？

叢日雲：不是個別現象，有很多學生都是這樣的反應。特別是在新生中，許多人仍然用中學的東西來衡量大學課堂的內容。

許多學生相信，西方文明是好戰的，其中一個根據是十字軍，我會向他們講，在羅馬帝國晚期基督教的分布，後來伊斯蘭教的擴張，占領了原基督教的大部分地盤，然後才有十字軍的“收複失地”。這才是完整的曆史過程。十字軍東征是古代民族、宗教間常見的武力征伐的一部分，並不能因此證明西方文明具有侵略性。另一個根據是人類曆史上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西方人發動的，以西方為中心。我會向他們解釋，西方國家小，並且相互打仗時將殖民地也卷了進來，所以，一打就打成了世界大戰，這本身並不意味著西方文明更野蠻好戰。其實，從古代到現代，中國的內戰規模之大、發生之頻繁、戰爭方式之野蠻，令人瞠目。我引述秦暉教授的文章說，在中國曆史上，造成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人口消失的戰亂曾頻繁發生，有的不次於一場世界大戰。

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講西方國家之間實現了和平，舉美加邊境的例子，打出一張美加邊境千島湖（五大湖區）的圖片。一個學生站起來說，“老師，你說的不對。我知道千島湖，汙染特別嚴重，不像我們的千島湖環境那樣好！”我在講美加邊境問題，為什麽提汙染？就是聽你說西方好，他就不爽，抓住機會一定要說出西方的壞來。事實上，美國千島湖的生態相當好。

人物周刊：學生接受的教育在談到中西文明關係的時候似乎有一套模式？

叢日雲：是的。我們的教育為培養學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常會以西方文明為參照係來誇大中華文明的成就。比如說，我們曆史上的重大發明，往往都比西方還早幾百年。事實上，中華文明是古代幾大文明中較晚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文明比我們早了差不多兩千年，很多東西從那裏傳過來的。

再比如，我們課本上說趙州橋是世界上最早的“單孔敞肩式大型石拱橋”，歐洲五六百年後才出現。這種說法讓學生形成一個印象，我們的造橋技術比西方早幾百年，其實趙州橋隻是在局部技術上有創新，兩千年前古羅馬的大型石拱橋就已經很發達。

學生最難接受的還是中西關係的曆史。我們的教育將近百年來的中西關係簡單化為侵略和被侵略、強盜和受害者的關係，渲染受害者的悲情。實際上近百年來中西關係很複雜，當你還原的時候，學生情感上就接受不了。

人物周刊：你主持的“西方文明通論”是學校通識教育的一部分，在你看來，通識教育為什麽是必要的？

叢日雲：我理解，通識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層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備的人性教育，目的是培養具有現代文明教養的人和負責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擔著傳播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的使命。是現代文明價值傳播的主要渠道之一。

我們已經進入現代社會，正在建設現代文明，所以，需要傳播現代文明的價值。由於我們所麵對的學生經過中學教育，受到媒體宣傳的影響，其知識結構中存在一些偏見、簡單僵化的思維方式、國家主義的價值觀念。所以，我認為，傳播現代文明價值的基礎工作包括“除障、解蔽、矯正”的工作，就是學會正確的思考，把被蒙蔽的東西發掘出來，把被歪曲的東西糾正過來。這種教育對各專業的學生都是必要的。

記者：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