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麽成為左派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屬於哪一派?你又怎麽會認同那派的“理”?是憑感覺,還是靠理性推斷?
這些,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試圖回答的問題。左中右的定義各國不一,海特評論的是美國的左派和右派。
海特教授目前任教於美國紐約大學,其研究重點之一是心理學和政治見解之間的關係。近年來,海特疾呼,必須建立一個平等、寬鬆、互相尊重的政治對話環境,以保證多元政見的共存。海特的努力受到知識界和思想界的肯定,他被稱為美國當代的頂尖思想家之一。
道不同不相為謀,誌不同不相為友
不同政見的共存是多元文化的必然。
在科技不太發達的昨天,公眾發言渠道有限,某一政見往往要通過正規媒體,才得以廣泛傳播。經過媒體的篩洗打磨,帶有狂熱、歧視、仇恨的言論都不再那麽殺氣騰騰,被披上了溫和的麵紗,哪怕政見不同,也不至於引起強烈反感。各種聲音就此傳入大眾的耳朵。
信息時代改變了我們的交流方式,公眾平台比比皆是,無論誰,有話要說,手指點一下,秒內傳遍全球。缺點是,人是感性動物,三思而後言者並不多。
世界上多數的地區安寧祥和,然而一旦上了社交網絡和公眾平台,那裏卻戰火熊熊,24小時語言暴力滾動,語言廝殺不斷。
火氣大的,脾氣暴的,喜愛製造混亂的,或許會縱身跳入語言大戰。一般人,司空見慣,對無法接受的言論,不看或者拉黑,眼不見為淨。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誌不同不相為友。
於是,今日的天下,朋友圈割據。我們散落在封閉的小圈子裏,跟意氣相投的人熱烈交談。我們自以為正確的觀點得到無數次的肯定,上升到絕對的真理,不知不覺地成了我們的偏見,局限了我們的視野,固化了我們的思維。我們不再關心,甚至都搞不明白,別的圈子在關心什麽,以及他們關心那些事的理由。
性格影響政見取向嗎?
美國有一個熱門的講演平台,TED Talks。TED 是Technology (科技)、Entertainment (娛樂)、Design(設計)的縮寫。這一平台旨在傳播有見解、有創意的想法,經常邀請科學、技術、教育、商業和創作界有影響力的專家在18分鍾內講述一個新穎的想法。全球的聽眾可以免費收聽這些講演。
海特教授也被邀去TED Talks做講演。講演中,他對聽眾的政治取向進行了簡短的調查。調查發現,90%以上的聽眾都把自己定位於開明的自由主義派(美國左派)或偏左的中間派,剩下的是保守主義派(美國右派)或偏右的中間派。
海特對這一結果並不感到意外。因為社會心理學發現,就性格而言,好奇心強、適應力強的人思想較為開放,他們喜歡新的經曆和新奇想法,樂意接觸不同的人,了解多元世界,也容易接受政治左派提倡的社會改革。然而,追求“新”,有可能讓他們忽略穩定、可靠、傳統、秩序和常規。
生活中也同樣,我們身邊難免有幾位這樣的朋友熟人,求新多動的性格,使他們不按常理出牌,生活搞得雜亂無章,還給家人朋友平添了幾分擔憂。
一旦了解了性格的作用,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另有些朋友總是去同一家餐館進餐,點來點去永遠是那幾樣菜。他們缺乏奇思妙想,甚至枯燥無味,可是這樣的朋友我們依然喜歡,因為他們四平八穩,不會忘了約會,也不會突然辭了工作去寫詩。
這些穩定、可靠、重視傳統、秩序和常規的人,比較認同政治右派的政見。這並不表明他們對新思想毫無興趣,而是新舊發生衝突時,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變化會不會打亂現狀?他們是保守的,謹慎的。
海特提醒聽眾,如果TED Talks 的聽眾和講演者十有八九是自由派,那就意味著,領先的科學、超前的想法、創新的藝術、技術、設計等等,隻在喜愛新奇、追求社會進步的人群中傳播,對普通民眾毫無影響。同樣,維持現狀、回歸傳統的聲音,也隻在保守的人群中迂回不絕。
雞同鴨講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離已經傷害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兩派隔絕,誤會和偏見劇增,大家變得沒有耐心去傾聽對方的話語,對立派的一言一行在他們看來都荒唐可笑,不可理喻。
疫情肆虐,政府規定在公共場所有必要戴口罩。然而,在有些地區,戴不戴口罩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標誌。有些保守派堅決不戴,理由是,政府管得太寬了,命令大家戴口罩幹涉了個人自由。再說,疫情真有那麽嚴重嗎?是不是陰謀黨派編織的謊言?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既然總統和保守派兄弟反對戴口罩,為了江湖義氣,也得跟他們站在一條戰線上。
參與不參與反對警察暴力,也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水嶺。在黑命攸關的抗議中,出現了打砸搶。某些自由派解釋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黑人兄弟飽受歧視之苦,無非是借助打砸搶來獲取社會關注,我們要同情他們,不要譴責他們。
雙方都荒謬得夠可以,網上罵聲一片,自由派保守派都義正辭嚴,指責對方缺乏理性。
人們為什麽不去理性思考?
人類與動物的顯著差異在於,人天生具有理性思考的“潛能”,關鍵是潛能不等於能力。人有希望成為理性的人,也可以停滯在不理性狀態中。
那麽,人們在判斷是非、善惡的時候,是根據理性,還是根據感覺?
海特做了一項研究,向人們提出一些道德問題,如:你認為同情弱者是美德嗎?你認為愛國主義重要嗎?你認為即使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可以做令人厭惡的事情嗎?
在人們回答問題的時候,研究人員記錄下他們的反應時間,並掃描他們的大腦。結果發現,人們給出答案的速度非常快,大腦激活的方式顯示,幾乎沒有人一開始就啟動理性思維。如果有人提到原因,那隻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回答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時候,直覺情感第一,理性推斷第二。直覺情感是無意識的,理性推斷是有意識的。海特的結論是:人類的理性不是與生俱來的。
此外,萬一感覺和理性發生衝突,人們普遍是跟著感覺走。海特常用大象來比喻感覺,騎象人來比喻理性。騎象人看上去在指揮大象,但是人跟大象不合的時候,大象必定不聽人的指揮,自顧自地去它愛去的地方。
由此可見,理想的人,是理性的;現實的人,如西諺所說,隻不過是情感的奴隸。
道德直覺和道德判斷
道德觀是人類分辨是非、善惡的原則,建立在直覺、情感和理性推理的基礎上。
匯總了各種研究結論,海特和其他幾位心理學家構建了“道德基礎論”,其核心內容是“道德直覺”。
海特發現,道德判斷分兩步進行,“道德直覺”是第一步,“理性推理”是第二步。第二步的作用是為了說服自己和他人,第一步的判斷是正確的。
以此為出發點,海特提出,要改變人的想法,應該從第一步入手。不要訴諸他們的理性,而要訴諸他們潛在的道德直覺。
道德直覺圍繞哪些主題?
一開始,海特和同行打算用道德基礎論來解釋不同文化中的道德差異。結果發現,文化雖不同,人類道德直覺卻十分相似。他們歸納出六個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
1)照顧/傷害:跟人類是哺乳動物有關。人類依戀能照顧關愛自己的群體(如家庭、社團),也不喜歡見到同類受痛苦或被傷害。這些直覺是善良、溫柔和具有養育之美的基礎。
2)公平/欺騙:跟互惠和利他主義有關。由此衍生出正義、權利和自主的觀念。
3)忠誠/背叛:強調群內成員的互相忠誠,這與人類長期的部落生活、合作、聯盟有關。其他動物可能群居在較小的集體中(如家族),人類的群體可以很大(如社團、黨派、國家)。忠誠是愛國主義和自我犧牲的道德基礎。
4)權威/服從:來自動物社會悠久的交往共存曆史。人群部落往往由年長的智者領導,由此構成了領導、權威、追隨、服從的道德觀念,比如,應該尊重權威、尊重傳統、遵守社會秩序、服從等級關係、接受社會角色、履行義務職責等等。
5)聖潔/退化:起源於宗教,旨在追求精神和肉體的純潔,避免汙染褻瀆心身的不道德行為。這些觀念已被延伸至宗教之外,如維護政治思想的純潔性,不受其他思潮的影響。
6) 自由/壓迫:指的是人們對統治他們,限製他們自由的人產生的反感和不滿。反感、不滿、仇恨會導致反抗。這一道德主題可能與“權威/服從”發生衝突。
道德基礎問卷
為了調查不同政見的人如何看待上述普世價值,海特和同行設計了《道德基礎問卷》。有23000多名美國人回答了問卷。
調查結果發現,自由派普遍認為三個主題(關愛、公平、自由)比較重要,其他主題(忠誠、權威、聖潔)則不那麽重要。保守派卻覺得所有主題都重要。
同樣的問卷還被用於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東歐、西歐、拉丁美洲、東亞、南亞、中東地區。測試結果相似。
由此可見,自由派重視互相關愛、社會公平、個人自由、弱勢群體、多元社會。至於群體內的忠誠、服從權威、保護傳統、保證理念的純潔,在他們看來,沒那麽重要。
保守派則覺得所有主題都重要。除了關愛、公平、自由以外,他們提倡群內的忠誠,維護群內成員的利益,尊重權威和秩序,保證純潔的群內理念。如果有必要,犧牲群體內外一部分人的利益也無妨。
道德直覺的輕重和政見取向
這項測試表明,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沒有完全摒棄某個道德主題,差異在於哪些主題對他們更重要。也就是說,人們在判斷一個具體問題的時候,會綜合考慮不同的道德主題。人們意見的分歧在於給予某個主題或輕或重的分量。
海特得出結論,以道德直覺來看,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寬容,他們認為所有的主題都有價值,而不是特別重視某一主題。
道德直覺也可以解釋近年來美國保守主義的發展,各個道德主題並重,比較適合各個族群的口味。美國選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道德價值在投票,不少人認同社會製度、秩序,群體內的忠誠,以及傳統的宗教和家庭價值觀。
相對而言,自由主義基於關愛、公平、自由提出的某些法案,被保守派視為過激。他們認為,擴大公共援助,取代了家庭內的照顧關愛;推行福利計劃,破壞了傳統的家庭生態,家長可能會不負責任;允許學生起訴老師,削弱了課堂權威等等。
海特提醒自由派,應該給予其他道德主題足夠的重視,謹慎行事,從而使社會變革為最多的公民帶來利益。
這並不意味自由派的提議都是錯誤的,社會進步有時候需要一些超前激進的政見舉措。曆史上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比如,美國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勞工進入美國。這體現了那個曆史時期民眾“群內忠誠、宗教聖潔”的保守道德觀,導致華工在美國受到歧視、欺淩、壓迫。如果沒有自由派數十年堅持不懈地質疑挑戰傳統偏見,就不可能通過1952年的《移民歸化法》,廢除源於種族歧視的移民限製,促使社會朝著關愛、公平、自由的方向進步。
開放思想需要理性思考
海特建議,思想開放的自由派,要進一步開放思想,以包容各種政見。
開放思想,靠什麽呢?理性思考是唯一的選擇。
首先,單憑直覺來判斷是非善惡勢必帶來“判斷偏見”。哈佛大學的著名實驗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提醒大家,任何時候都要相信事實,相信研究數據,有意識地去思考,用科學的方法看待社會問題,而不是單憑個人的感覺和想象。科學的方法包括分析、判斷、綜合信息和事實,從中推理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次,推理必須是互動的。平時,理性被我們用來去推理、挑戰對方的信念,而不是自己的信念。這樣的理性推理,對理解對立麵徒勞無益。隻有互動的推理,才能讓我們意識到人性的相通和理性的力量。
因此,反思自己的政見,挑戰自己的局限尤為重要。海特說,研究表明,花兩分鍾去思考一個論點有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千裏之行的第一步就是留點時間給理性思考。
多元社會的反思性平衡
應該看到,多元政見的共存是好事,不是壞事。美國兩大政黨代表不同觀點,激烈競爭選民的支持,這種政治局麵有利於避免極端的政策法規,從而能更有效地服務於民眾。
企圖統一公民的道德觀和政見,是荒謬的。為了保持合理的多元主義,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 1921-2002)建議采用“反思性平衡”。
反思性平衡的意思是,當我們遇到問題,必須理性地分析,哪些原則和規則決定了解決問題的現行方法?這些方法有哪些不足?是否能用其他的原則和規則來補救?反反複複來來回回的深思熟慮,會讓我們在必要時,修正其中的某個元素,達到各派都可以接受的“一致”。
一致不是永久的,從而反思性平衡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在思想、政見不斷衝撞的過程中,我們聽到不同的聲音,為自己原來的想法感到不安,跳出我們熟悉的話語,反思質疑自己的觀點。所有這一切,都在喚醒我們的理性。
也正是因為理性的躁動,讓我們或多或少地明白,成為左派的原因。
注:本文曾被公眾號新三屆推送。
不同意這篇文章的一點:“美國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勞工進入美國。這體現了那個曆史時期民眾“群內忠誠、宗教聖潔”的保守道德觀,導致華工在美國受到歧視、欺淩、壓迫。”
這個說法沒有根據。《排華法案》是在工會(例如勞聯-產聯AFL-CIO)的大力推動下通過的。這個和保守/進步沒有關係。是工會不想和努力工作的華人競爭,所以幹脆把華人趕走。這個和今天美國的某些勢力同出一轍。
我本人注重環保,所以收到過極左環保組織Sierra Club的信,說美國環境破壞太厲害,都是移民包括中國移民太多了,應該禁止移民。
你說說看,Sierra Club的這項政策,是左還是右?建議少帖標簽,多理性思考。
如果見識少,就會覺得“不同”屬於一類,不應該出現。。。
因此,旅行和讀書絕對是有助於人們更加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接受不同文化,包括價值觀。旅行是直接見識不同的事物,讀書是把別人的生活延展到自己,客觀結果都是增加了見識。
left fits fact to theories. right fits theories to fact.
理性真諦在理外。這裏的“道德直覺”是個引頭。中國話說,就是“心”。所以王陽明說,心外無理。心不大,理不全;不是公理,就是婆理。浮躁的世界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