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誰製定規則，誰有話語權，誰就能主宰世界。這是典型的大一統思維。
說到rule，自然就想到ruler。我們不妨從度量衡的角度，來看看規則的形成，話語權的掌握與rule之間的關聯。
中國古代，沒有一個統一的度量標準，測量單位都是用人的身體計量，比如一尺是男子大拇指與食指之間的跨度，同時，一咫又是婦女手的長度（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每一個人的體型千差萬別，這樣的測量精度自然謬誤百出。更有意思的是，“尺”字是一種叫尺蠖的幼蟲爬行時，身體中央拱成ㄇ字型而形成的象形體，其一弓一曲移動的距離，就像“尺”一樣成為長度的度量基準。
秦實現大一統之後，度量衡統一了，但是秦製並沒有比之前更合理。秦統一的尺換算成今天的單位合23.1cm，而周朝一尺為22.7cm，戰國時期為23cm。
秦代大一統不但統一了度量衡，還統一了文字，統一了貨幣，統一了倫理，甚至車轍的寬窄都統而劃一。統治者把話語權牢牢地握在手中。但是這種統一沒有任何可信度，隻不過體現了君王的權利和威嚴，僅僅15年後，這一切隨著秦朝的毀滅而煙消雲散。掌握話語權的大一統秦朝也成了中國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之後的王朝裏，每一個君王都覺得先前的製度不合理，新政伊始，都進行一輪改製，到了明清，越改越混亂，同樣的一尺，裁衣，量地，建房的尺各不相同，從32cm到35.5cm都叫一尺。
真可謂一朝天子一朝尺，大小長短朕說了算！
好在中國人不求精準，“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這卻讓奸商有了空子鑽，傳說劉文彩就以大鬥進，小鬥出來盤剝農民。
直到民國18年的《度量衡法》才規定：“中華民國度量衡采用萬國公製為標準製”，但是民間依舊通行舊製。1959年，《國務院關於統一我國計量製度的命令》：“原來以國際公製為基礎所製定的市製，在我國人民日常生活中已經習慣通用，可以保留”，一市斤，還長期等於16兩。
很難想象，假如公製沒有出現，我們現在會用什麽標準來度量。
那麽公製是如何形成的呢？
西方人早期和中國人差不多，從foot這個詞可以知道，他們丈量也依賴人體。例如古羅馬時期，一個成人走兩步的距離叫1步，一步等於5尺。這顯然不合理。然而，西方人沒有用權威統一度量衡，他們在思考：如何讓計量單位更合理。
1668年，英國聖公會主教，自然哲學家John Wilkins發表了《關於真實性格和哲學語言》（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提出一個與今天的公製係統非常相似的計量係統。他建議保留秒作為時間的基本單位，並建議每秒經過起始位置一次的鍾擺移動的距離為長度的基本單位。
（這一年，是中國的康熙七年，清政府重申海外貿易禁令：地方甲長同謀放縱者斬首，知情不舉者處以絞刑。不知情者杖一百，發配三千裏……）
1790年，托馬斯·傑弗遜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他建議將基本單位長度稱為foot，即周期為1秒鍾擺擺動距離的3/10或1/3。
鍾擺擺動距離要比人體器官長度精準的多，在此基礎上，公製標準開始逐漸成熟。
1789年，法國法國科學院組織了一個製定度量衡的委員會，他們提議，以通過巴黎的子午線從赤道到北極點的距離的千萬分之一作為標準單位，稱之為mètre。在實地測量的同時，他們製造了一根和這個長度對應的的鉑金棒，作為“米原器”（Mètre des Archives），存放在國家檔案館內。
由於鉑金棒在不同環境下還是會出現細微的變化，1889年，首屆國際計量大會用鉑銥合金（90%的鉑和10%的銥）製造了一個新的米原器，並規定在0攝氏度時所測量到的米原器上兩道刻度之間的距離為“1米”。
權傾一世的法蘭西皇帝拿破侖，他雖然對公製不屑一顧，但他承認並尊重公製作為計量係統的價值，根據1812年的帝國法令，在引進“習慣度量衡”（mesures usuelles）用於小型零售的同時，規定所有政府、法律等領域必須使用公製，各級學校中教授公製係統。
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對長度的定義也在不斷精確。1960年國際計量大會改用氪原子輻射在真空中的波長來定義標準米。
1983年國際計量大會又將米重新定義：“光在真空中行進1/299792458秒的距離為一標準米”，光速永恒不變，因此，國際標準米也就有了公正客觀的計量標準。
可見，標準的製定靠的不是強權和霸權，而是靠令人信服的公正可靠的科學依據。
製定了標準是不是就有了話語權，就可以rule了？
不一定。
如今，製定計量標準的歐洲人到了美利堅，還是要老老實實的習慣mile和pound。美國佬就是這麽頑固，標準米再客觀精準，我就是不吃那一套！美國成了現今工業化國家中唯一未將國際單位製定義為官方量度係統的國家。
Americans Rule!
無論如何，從一步等於5尺到光在真空中行進1/299792458秒的距離，人類文明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然而，從“婦人手長八寸”，到32cm的一尺，還是在原地踏步。
世界就像鍾表一樣，歐洲人從古希臘學到了活力、理性和創造力，現在正在超越他們的老師。中國是一片時間靜止的土地。
Europeans had learned dynamism, reason, and creativity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were now surpassing their teacher, China was the land where time stood still.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Ian Morris, p.474）
歐洲人從古希臘學到了活力、理性和創造力，正在超越他們的老師，中國則是一個時間靜止的土地。這句話可能有些偏頗，但它也提醒我們，盡管規則的製定和話語權的掌握可以帶來權力和影響力，但這種權力是需要不斷更新和持續認可的。隻有通過科學的、公正的方式來製定規則和標準，才能最終贏得人心並實現真正的統治。即使統治是暫時的，時間會證明真理和公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