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中國普通家庭長期以來麵臨低工資問題，工資與GDP名義增長不掛鉤。
另外政府對落實到家庭的民生支出很少，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過低，
這也導致中國人普遍感覺：國家富裕了，GDP大幅增長了，但是自己日子過得並不怎麽樣！當然也就不敢消費。
一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帶有明顯東亞模式的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獨特性。
主要是通過發展外循環，以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來帶動內循環，快速實現工業化和經濟追趕。特別是通過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的方式，把兩個循環相互融合與交叉起來，通過外循環參與全球的生產鏈，不斷提升內循環的能力，推動了本土的供應鏈發展，也在總體上持續升級了製造能力、裝備水平和研發能力。
新世紀之初，中國加入WTO之後，外循環更得到加強，用騰飛來描述也不過分。
與此同時，國家在推行這個雙循環戰略的過程中，因為中央財政/地方財政/老板/打工人幾方的實際收入分配中，中央財政和老板（包括外資）分配較多。而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後，逐漸演變為推行經濟追趕戰略的主體，地方政府為驅動經濟增長，進行了大規模公共資本支出，抬高房價，依靠土地批租獲得融資來源，這種模式在2008年之後因為推行擴內需政策變得更加突出。
但是2010年之後，這個模式的效力開始顯著衰減。中國希望實現經濟模式的轉型，但過去十幾年，政府一直在新舊兩個經濟模式中糾結和搖擺。
回望過去幾十年，政府是有錢了，老板們（包括外資）大部分也賺錢了，但是普通工薪階層收入有限。而且有限的收入增長被政府”成功運作“的高房價收割回去了，普通工薪階層的自由可支配收入更是低得可憐。（要麽參與了炒房，分享了一些財產性收入增長，才勉強富一點。）
模式轉型是東亞經濟成功之後麵臨的最大挑戰。
韓國的漢江奇跡很成功，但到80年代也基本告一段落，80年代中期，很多韓國大企業裏的工人發起罷工，原因在於工資太低。為解決勞資糾紛問題，韓國開始引入工資增長的指數化，與GDP名義增長率建立關聯。這是韓國告別追趕模式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新模式需要重視家庭的收入和消費增長的政策，確保消費增長跟經濟增長之間保持平衡。
中國也需要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
一方麵更加重視家庭勞動收入，工資增長。另一方麵，未來政府開支中用於家庭的比例必須要大幅度提升。
我們過去的經濟研究探討，過多地討論企業和產業的發展，卡脖子工程，彎道超車，產業升級，高質量發展…..沒有多少官員/經濟學家討論家庭，很少有人討論工資問題。即便討論企業的技術進步，也沒有研究企業的技術進步如何與勞動共享回報的問題。
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關於工資決定機製的有效的政策框架，勞資之間的協商談判機製也形同虛設。中國需要有合理的工資形成機製，以便更好地與GDP增長同步，惟其如此，才能有真正的內需提升，內循環構建，高質量發展。
美國人均GDP6.5萬，比中國大陸高5倍，美國最低工資13美元，比中國大陸差不多高5倍。
美國人按照GDP人均收入應該在6.5萬，現實中有50%以上的美國人的收入（不僅僅是工資）在兩萬多，不足以達到納稅的標準。
一般來講，按照富國論的觀點，工資等收入是否合理，其中一個指標是最高與最低工資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