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PART 1 過度抗疫 經濟萎縮 就業困境
1.1 中國過度抗疫的情況有目共睹，上海已經被封近一個月，全國有兩三成的城市受到封城半封城的連鎖影響。
但是某些方麵仍然一意孤行，堅持動態清零總目標不動搖。
經濟運行狀況可以預期。GDP不是增長5.5%能不能實現的問題，而且是會不會負增長的問題。
近一周，人民幣匯率持續走低，對美元從6.5挺進了6.6…..
昨日深滬股市暴跌5%+，過去兩周滬指累計下跌10%+，深圳成指下跌15%+。一個多月，深滬，合計港股蒸發市值30多萬億。
1.2 另一邊，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約1076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曆史新高。而疫情對就業的影響仍在持續。以餐飲娛樂酒店旅遊航空為代表的服務業普遍不景氣。過去政府左一錘右一錘把很多企業搞得奄奄一息。包括互聯網企業，地產鏈，教培，遊戲……等。就業市場用人需求很不樂觀。中小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急劇萎縮。
1.3根據教育部官方數據，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457萬，創下曆史新高。2022年研究生招生總人數僅120萬左右（2021年研究生招生總人數為117.7萬）。
2022屆考研“上岸”率僅為26%，仍將有300多萬考生落榜。而本年100多萬研究生畢業就業形勢也不樂觀。
PART 2 回顧學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目前的形勢容易讓人想起四五十年前，那一場“偉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2.1 運動簡要回顧，規模體量。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上山下鄉從自願到強製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預告《人民日報》將於次日發表的一篇重要社論。
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編者按還引述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12.11指示”改變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上千萬城市家庭的命運。
據《人民日報》報導，從“12.11指示”發布當晚到次日，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一片歡騰，紛紛集會遊行，最熱烈地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當時就有人寫出熱情洋溢的詩歌：“北京傳來大喜訊，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識青年齊響應，滿懷豪情下農村。接受工農再教育，戰天鬥地破私心。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
應該說：上山下鄉並不是文革的產物，隻是在文革期間才達到了高潮。在1969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之前已經有小股人群下鄉了。
中共從建國初就嚐試推動上山下鄉政策來減輕就業壓力。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同年12月，毛澤東表示：“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可以大有作為。”
最先下鄉，有的是自願的，代表人物就是刑燕子。
有的則是無奈的，但是也基本上是半自願的。或者是稀裏糊塗的。
從1955年到1966年，中國大約有150萬青年到農村落戶。在初始階段，知青下鄉還有一點自願的成分。但是從1962年以後，在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等左傾思想的推動下，上山下鄉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開始帶有強製性。在1962年到1966年間下鄉的129萬知青中，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升學和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
但是1968年“12.11指示之後就是潮流裹挾了。規模數倍於過往，形式也從自願變為強製。
運動一開始，有一部分青年，因為並不了解情況，一腔熱血，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馬上熱情地投入到洪流中。
但是隨著運動深入，更多的信息傳回來，十分負麵，很多青年開始打退堂鼓了。但彼時個人已經無力自主命運。
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鄉運動進入高潮。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在1974年到1977年之間，又有750萬人上山下鄉。
當局把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政治化，變成一場政治運動。
在許多城市裏，居民委員會和中學相互配合，逼迫行將畢業的中學生吊銷城市戶口，遷往指定的農村居住並從此以農業勞動為生。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疆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因為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少，安插知識青年阻力小。相當部分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各種形式/方法強製離家、遷往農村的。
“上山下鄉”運動曆時近十年。它幾乎涉及到全國城市裏一半以上家庭。10多年裏全國的下鄉人數不完全統計，超過1600萬，其規模亙古未有，影響廣泛而深遠，至今也沒有完全消彌。(哈哈哈)
1976年，毛離世，文革也結束了。但是1977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必須堅決貫徹執行。”1977年和1978年又有大約220萬知青下鄉。
但與此同時，城市的氣象已經有所鬆動，左的力量沒有那麽極端，謀生的方式也慢慢變得多元，知青都在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回城。
當時，許多幹部的子女，即使是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中國國務院當時也承認，幹部“走後門”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風相當嚴重。
文革結束之後，重新執政的元老派官員意識到上山下鄉政策無法再持續下去。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內部談話時表示：“現在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麵。”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談話時說：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終於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將逐步減少”，對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安排原則加上了“城市安排”這一條。
此舉讓成千上萬在農村的知青聞風而動。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回城。1978年10月，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車站集體臥軌抗議。中共上層震驚，隨即派出調查組。
1979年，雲南等地又發生知青罷工，請願，要求返城，回家。
1979年2月，中國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雲南。全國各地紛紛跟進。截至1982年，又有600多萬知青相繼回城。
在知青的抗爭，政府的鬆動和城市的活力提升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逐步趨於結束。
知青們在艱苦落後的農村地區耽誤了學業和事業，浪費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華。
與此同時，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曾經出現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也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
最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動否定了這場運動。
2.2上山下鄉運動目的何在？
如今，絕大多數下鄉知識青年也離開了當年生活過的鄉村。對年輕人來說，“上山下鄉”似乎成了一個遙遠模糊的名詞。究竟為什麽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當年要發動這場“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無所知，甚至當年參與“上山下鄉運動”的“知識青年”也未必能說清楚。
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報導和編者按中，主要的說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篇報導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作標題，很明顯是把無業城鎮勞動力到農村安家落戶視為解決失業的辦法；然而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卻在強調“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似乎城市居民下鄉落戶是對他們實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與解決失業並關多少關係。很顯然，毛的說法沒有說服力。
但是研究者回望討論時仍然把它作為一種說法。
歸結起來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因主要有三種，一種是毛澤東提出的“再教育”說，另一種是“兔死狗烹”說，第三種是“經濟困難”“解決待業”說。 普通認為，第三種是最主要的原因。
2.2.1為了政治上對城市青年實行“再教育”？
毛澤東雖然提出了“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說，但卻從未明確解釋過，接受貧下中農什麽方麵的再教育？為什麽這樣做“很有必要”？
作為下鄉“知識青年”的城鎮初中、高中畢業生普遍比貧下中農的文化程度高，見識廣，毛澤東所說的“再教育”顯然不是文化知識層麵的，也不可能是農技方麵，而是政治思想層麵的。（但是農民的覺悟就比城鎮知識青年高嗎？高低的衡量標準是什麽？）
在“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中，人們經常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習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麵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隻有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過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當時的輿論工具為鼓吹“上山下鄉”而引用這段話，其實十分牽強。“知識青年”學會體力勞動，本身並不太難，這也為“上山下鄉運動”中數千萬“知識青年”的行動所證明；但為什麽從事體力勞動就會在政治上變得“高尚”起來，毛澤東並沒講出道理來。在延安時代，出身農民、身為農民領袖的毛澤東不喜歡城市裏來的知識分子，這有許多記述。當時，毛澤東可以用知識分子來自國民黨統治區作理由，認定他們的思想複雜。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產黨在大陸都統治了近20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對象其實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為什麽毛澤東對共產黨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無信心，而要這些城市青年學生到農村去，接受並未受多少黨化教育熏陶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現在來仔細體味“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句話，會覺得毛澤東當時說“很有必要”時，好像並沒有什麽具充分說服力的道理，這句話更象是一種借口。那時中央的“秀才”們千方百計地為毛澤東的說法圓場，提出了一些口號，如知識青年“同工農打成一片”、“縮小三大差別”、“改造世界觀”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等。但毛澤東本人自始至終從來沒講解過，確認過。由得大家自己去揣摩。
2.2.2“兔死狗烹”說：“上山下鄉運動”是場陰謀？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躍的“紅衛兵”當中，這種看法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其代表作之一是回憶探討文章“毛主席為什麽送我們下鄉”。這篇文章寫道：“為什麽老頭子送我們下鄉？十分簡單：”黨內頭號走資派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曾經借過力的學生組織沒有用了。大學生的人數少，先抓幾個壞頭頭，日後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結。這幾千萬中學生該如何處理呢？下鄉！把他們送到廣闊天地裏去，聽憑他們自生自滅，於是經過‘戰火鍛煉’出來的紅衛兵組織便消解於無形之中也。”
毛澤東召見北京高等院校“5大學生領袖”的談話記錄在網上披露，網友評論，毛澤東當時已感到學生是心腹大患，這成為他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類說法也隻是一種猜測，沒有什麽旁證材料。
而且，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人數雖多，但組織鬆散，且派別紛雜。毛澤東深諳權術，並不難控製這些“紅衛兵”。
當時全社會正處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狂熱中，毛澤東對“紅衛兵”有絕對的號召力。毛在1968年7月召見“5大學生領袖”時，為他們調解派係衝突，並批評了學生們的“武鬥”活動，召見後“5大領袖”回到學校隨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顯然，毛澤東對高等院校的“5大學生領袖”有極高的威懾力和控製力。如果以此次接見為依據，說“紅衛兵”成了毛澤東的心腹大患，為此毛發動了“上山下鄉運動”這場牽涉全國千家萬戶的規模宏大的社會運動，恐怕缺乏依據。
另外，大學“紅衛兵”中真正參加“上山下鄉運動”到農村安家落戶的，隻是少數人。大學生紅衛兵沒有強迫下鄉，這成了“兔死狗烹”說的硬傷。
“上山下鄉運動”的主要對象是中學畢業生，而中學的“紅衛兵”當時最不可能威脅毛澤東的統治地位。
中學“紅衛兵”們組織鬆散、沒有綱領，又年青幼稚，是沒有統一行動能力的“烏合之眾”。中學生充其量會因無所事事而結成流氓團夥，幹擾社會治安，他們的行動破壞社會安定或許有餘，要挑戰當局則遠非可能。其實，當時全國各大城市裏“武鬥”鬧得最凶的並不是學生，而是工人。但毛澤東並未把參加“武鬥”的工人送到農村定居以示懲罰。顯然，“兔死狗烹”之說沒有很強的說服力。
2.2.3“上山下鄉運動”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
許多“上山下鄉運動”和“知青問題”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鄉運動”的“經濟根源說”，這一假說也為官方文件所證實。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這個文件至今似乎仍然代表著政府對這場運動的基本看法。這個文件就“上山下鄉運動”的原因提出了兩點說明：其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50年代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黨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也損壞了上山下鄉的聲譽。
此後，官方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從來沒有越過這一界限。在民間，持這種觀點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就業的問題。在特殊的曆史時期，當經濟問題無法用經濟的，市場的手段來解決的時候，就演變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政治運動。”
毛澤東發表“12.11指示”時，“文化大革命”已曆時兩年半，在此期間，大、中、小學全部奉命停課“鬧革命”。其後果是：全國各大學積壓了3屆畢業生等待就業；全國城鄉的高中裏有3屆高中畢業生等待就業或升入大學，但因經濟停滯、大學停止招生而無法安排；於是全國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屆初中畢業生也就沒有出路。顯然，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把整個教育係統拖入了嚴重的混亂局麵。當時正是1949年後和平年代裏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時出生的青年人大批進入就業期，其人數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這一時刻，“文革”使得城市工業的發展基本停頓，社會上自然就不會有新的就業機會。於是，在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之間形成嚴重的矛盾。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國性大饑荒之後出現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轉化成學齡兒童入學高峰，迫切需要整個教育係統迅速消化積壓了3年的畢業生，以便騰出師資校舍，接納新生。（到1968年，積壓在校的1966、1967、1968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
於是，在“接收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下，政府通過“上山下鄉運動”，把幾百萬積壓了3年的中學畢業生象“清淤”一樣地從教育係統中輸送到全國農村去，從而得以恢複中小學教育係統中學生的正常入學和畢業，又回避了無法解決的城鎮就業安排問題。
當然，在“清淤”過程中，“毛主席的紅衛兵”們就隻能是“文革”和黨的犧牲品了。從當時中國的國情看，“文革”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破壞如此嚴重，這幾百萬“知識青年”的命運似乎就注定了。
問題還不止於此，完成了這3屆畢業生的“清淤”之後，中小學係統雖然恢複了運轉，但經濟卻毫無起色，城鎮裏仍然沒有多少就業機會，於是大批中學畢業生還是隻能“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就是這樣從應急手段變成常規製度的。
但是，政府始終回避的一個事實是，“上山下鄉”其實隻是緩解了政府所麵對的無法安排城市中學畢業生就業的壓力。而無論對“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來說，還是對接受下鄉“知青”的農民來說，這個就業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它隻是從政府手中轉嫁給了農民。因為，在經濟落後地區務農的“插隊知青”不一定能養活自己，往往還要靠城市裏的父母接濟。如果政府把強迫“知青”到農村裏苟活稱為“解決就業問題”，隻會挑起“知青”的怒火。對接收“知青”的農村生產隊來說，“知青”的到來一般不會增加當地的農業產出，所以下鄉的“知青”其實是來“分”農民的“飯”吃。正因為如此，當時許多生產隊拒絕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隻肯接收寥寥數人，還要求政府另給補貼。由此可見，“上山下鄉運動”中安排城市“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其實質是政府強迫農民養活城市經濟無法雇傭的失業城市青年，這絕不是就業問題的解決，而是把政府責任和財政負擔轉嫁給農民，是變相地對農民強征“知青稅”。
2.3“上山下鄉運動”評價
“解決就業”說似乎觸到了這次運動的實質，它指出，政府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其實是因為在“就業問題”上麵臨無法解決的壓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說法，其實隻不過是在“革命”的旗號下對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許多“知識青年”下鄉之初，並未充分領會到這一點，但後來就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那些說法的欺騙性，進而對體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文革”之後出現的“反思”、啟蒙、改革浪潮，與“知青”一代的政治覺醒有密切關係。毛澤東完全沒想到，他號召發動的“上山下鄉運動”確實“再教育”了一代人，但這一“教育”的結果與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養了“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是造就了修正主義的支持者，甚或幻滅，啥也不信了。
現在，對“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鄉運動”，人們大都持否定態度。有人認為，這是一場民族災難，整整毀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會混亂，知識斷代，科研後繼乏人，其災難性後果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份。
雖然有極少一部分人認為：“對知青運動的評價，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複雜層麵，當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異樣感受，有的認為錘煉了自己。“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知青上山下鄉如果有可取之處的話，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萬知識青年和廣大老百姓的頑強抵製。
10年風雨，知青的抗爭從來就未曾停止過。這樣的運動從根本上是違背個人意願的，主體人群都是想抵製和反抗的，隻不過反抗無效。
PART 3 回顧曆史看現實
“上山下鄉運動”的那段曆史是那樣痛苦，那樣不堪回首，那樣“值得否定”。但是，它居然持續了十多年，如果毛不離世，是不是會繼續下去？？？
就是這樣一場影響無數人命運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中，卻隻占了一頁的篇幅。該書指出：“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經受了鍛煉，接觸了生產實踐，增長了才幹，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不過該書也承認：“在青春年華失去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造成人材生成的斷層，給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長遠的危害。”
四五十年後回頭再看上山下鄉，就業問題，城鎮化，中等收入陷阱
就業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中國曆史上，流民常常是社會動蕩，造反起義，王朝更替的重要誘因。對於外國則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也是我們想起來關注上山下鄉的動因。
中國不知道幸還是不幸。每一次，社會麵臨壓力，城鎮出現動蕩苗頭，廣闊的農村就成了調節場所。
把無業的人分散到廣闊的農村就暫時消解了矛盾源。
文革中如此。2008年，2015年前後也是如此，中國經濟出現大的起伏時。農村都成了這樣的調節場，矛盾消解場。
而過去的兩年，疫情蔓延時也同樣如此。
問題在於，但是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提升。
城市的主體人群由初高中畢業為主，變成大中專學生為主體。
他們已經在城市紮根，已經回不去農村了。未來會怎樣演化？
再“誘導“一遍，讓他們去廣闊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
還是留在城市，躺平，靠遊戲、網絡、動漫過活，有點像日本？產生無數個“三和“ ？
還是像拉美一樣，產生無數的”貧民窟“？周期性產生小動蕩，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的情況則完全相反：如今大學生擴招之後的“本科生“每年700萬，越來越不值錢，不僅本科生是這樣，教授也是如此。老梁曾舉例說文革前一位教授對列車長說請求幫助，那列車長二話不說，馬上就給安排臥鋪，今天的教授、、、、、
今後的中國隨著外資的撤離，就業形勢會越來越嚴峻，這也是習包子說“要準備過苦日子“的一部分內涵，現在本科生都爭先恐後的想要擠進“體製內“工作！無奈狼多肉少，要他們上山下鄉那是不可能的，那怎麽辦？隻有混黑社會！
這絕非危言聳聽，從這次封城的“打手“中就可看出端倪。政府“維穩“也需要二狗子，包括那些“朝陽群眾“還有“輔警““拆遷公司“、、、等等，這些都是政府豢養的黑社會，所以說任何對中國還抱希望的，隻能是鏡中月－水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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