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春節不能回鄉過年，在多倫多也一樣可以小聚，一樣可以共敘天倫，共話家常，審視自我，感悟過往一年的得失，體會生命的意義......
的確應該感恩，知足，慶幸自己趕上了美好的時代！
看到一個工作室製作的《激蕩四十年》係列視頻，編年記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走過的路。
視頻是以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為藍本，加上了當年文藝/體育的重要事項，每年一集。視頻特別注重呈現具體的人/公司/重要事項/經典的電影/電視/歌曲，記錄比較全麵也有一定深度，關鍵生動有趣，不枯燥。
附：
1.《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圖書介紹1
1978年—2008年的中國，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裏，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作者以真切而激揚的寫作手法描繪了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年代走向市場、走向世界的成長、發展之路。
本書作者沒有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曆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間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揚的寫作手法描繪了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年代走向市場、走向世界的成長、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初期洶湧的商品大潮；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這三種力量此消彼長、互相博弈的曲折發展；整個社會的躁動和不安……整部書稿中都體現得極為真切和實在。作者用激揚的文字再現出人們在曆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呐喊、苦惱和悲憤。
作者不是將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現在讀者麵前，
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個國際和國內的政策、社會和當時的現實這樣的大背景中，以整體和個別相結合的描述手法，將一部中國企業的曲折發展曆程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麵前。
他筆下的曆史是可以觸摸的，記錄的人和事，生動具體，有血有肉。
本書上卷記載1978-1992年間的企業變革；下卷記載1993-2008年間的企業變革。作者以寫實的手法和犀利的風格，描繪了1993—2007年部分國企和民企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艱難曆程。其中有柳傳誌、張瑞敏、王石、馬雲、吳仁寶等成功的典型，也有禹作敏、牟其中、姬長孔、沈太福等曇花一現的悲劇人物。
本書采用編年體的寫法，將1993年以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經濟體製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繪，其中有政府的決策，有高層領導的指示，有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更多的是企業界人士台前幕後的種種作為。
許多事實經過作者生動的描寫，使人們能從宏觀上看出經濟體製改革的艱難和民企在突圍中的奮鬥，無論成功與失敗，都真實地映襯出中國騰飛中沉重的翅膀。
作者以鮮活靈動的典型形象，以人物為主體，以事件為血肉，勾畫出這一時期中國企業界的脈動，具有一種史詩般的力量。
作者在書中說：“過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特別對於沉默了百年的中華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榮與夢想，它是幾乎一代人共同成長的全部記憶。”
2.作者簡介
吳曉波，財經作家。1968年出生，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主要出版作品：《大敗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營銷》（2003年）。
3. 圖書介紹2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每個人都在這三十年中被改變，有的人如張瑞敏、柳傳誌、王石成為時代成功的典範，至今（注：這個至今指2009年前後，現在2022年，曆史繼續向前，又發生了許多變化）仍是風流人物，有的人如禹作敏、牟其中，隻是流星劃過，如今已少人記得。財經作家吳曉波推出《激蕩三十年》恰逢其時！《激蕩三十年》也掀起了一波研究三十年改革開放曆史的新浪潮。“盡管有著種種的抱怨、失落和焦慮，但是，過了很多年後，我們也許仍然要說，那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它允許新的可能性發生。”吳曉波如是說。
《激蕩三十年》由吳曉波完成，但大量的資料整理則需要由他兩個助手收集，據悉這次他們共查閱了7000多萬字的資料。
30年改革開放曆史，無數公司、企業家風雲湧現，所謂各領風騷數十年，有的甚至隻有幾年。
《激蕩三十年》上卷記錄了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曆史性進程，前者讓中國打開國門，趕上了最後一次世界革命的浪潮，也由此開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激蕩三十年》開篇即是柳傳誌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介紹養牛的新聞中嗅出中國將改革的氣息，以此作為本書戲劇性的開始。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是袁庚、年光久、吳仁寶、陳春先等，這些改革者與企業家生活在一個雇傭了8名以上的員工就要被整頓、在自行車的籃子裏放了超過8隻雞鴨就算是“投機倒把”、需要依據首都機場那幅有女人裸體形象的廣告是否仍在來判斷中央政策是否會變的時代裏，他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曆史前沿。
而後，當《激蕩三十年》記錄曆史的腳步來到下卷後，在“亞洲金融風暴”、“911事件”、“sars風暴”等一係列曆史事件中，中國來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經過梳理的曆史脈絡中我們了解到：正是因為成功抗住了亞洲金融風暴，才有了中國製造的崛起；正是因為有朱鎔基強硬的分稅製改革，才有了政府和央企的強盛；因為有了一波又一波的“宏觀調控”、“專項整頓”，才有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一路走來的腳印清晰可見，每一個曾經令人迷惘的現象實則都有其清晰的內在邏輯。
這些小人物創造了大曆史
學者王留全認為，在曆史上，人們從來都是覺得過去的或者即將到來的曆史，是重大的曆史，而對身處期間的曆史之重大卻往往渾然不覺。而吳曉波則表示：“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不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曆史書的方式來寫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數字或模型淹沒了人們在曆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呐喊、苦惱和悲憤。”在這次對“一群具體人物”的群體素描中，吳曉波讓那些創造了日後30年中國商業曆史的“小人物”一一呈現，並在曆史的細節中體現出來。
與若幹年後他們創建的具有影響力的公司相比，以及相對於30年的曆史而言，他們當初的狀態實在微乎其微：作為工程技術人員的柳傳誌每天上午是在讀報中度過的，魯冠球經營著提供農具配套生產的小工廠，35歲的“老三屆”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夜宿深圳建築工地的文學青年王石感觸著時代的細微變化，青年英語教師馬雲在杭州城裏經營著一間小小的海博翻譯社……
30年後，在柳傳誌的帶領下，聯想成長為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魯冠球的萬向集團已作為中國最大的汽車配件生產商；張瑞敏的海爾已經是中國第一、世界第四大白色家電廠商；馬雲創建的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阿裏巴巴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一舉而成為市值最高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生於1968的吳曉波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見證者，作為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已經出版有《大敗局》等作品。
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做一個整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吳曉波表示，商業時代要被未來記存，需要有經典的細節和人物流傳下來。“比如我們講到美國商業史，不會虛妄地講某某年美國GDP是多少，你可能會想到洛克菲勒、巴菲特等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件，最後流傳下來的都是細節，所以我覺得，已經到了要總結中國當代商業曆史的時候了。”吳曉波用編年體的方式，一年一年講下來，比如他寫1978年，他會檢索1978年國內所有的日報和海外重要報紙的相關主題。在海量的檢索和閱讀過程中，往往很難確定寫作線索。----那就不定線索，隻是把重要的事件進行陳列，讓讀者自己去體會。
另外，吳曉波一開始寫作就定基調—————要寫人。因為這樣更鮮活，更生動，更能體會這一段更強調個人的時代特征。吳曉波認為曆史到後來要被人家記憶，反複流傳，都是最終寫人物的故事。（司馬遷的《史記》也是）。現在的人可能也不斷在問自己‘我能幹什麽呢’，其實這個問題二三十年前柳傳誌也問過自己，他們也曾經一無所有。很多‘80後’的人看了我的書跟我說覺得很好玩，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第一可以知道這樣一段曆史，第二人們知道任何一個偉大人物的起點和自己一樣，中國99%的創業者都是從社會最底層起來的，他可能是來自邊陲小鎮的少年、可能是一個窮困大學生，但是這個時代給大家都提供了機會。”
對於未來，吳曉波認為今後的中國依然會是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跨國資本之間的相互博弈，“這裏的結果將是變化莫測的”。
4.業界評論：
近30年來中國向世界經濟大國的躍升，無疑是現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國崛起這一宏大敘事，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各不相同的創業故事集合而成的。雖然人們對於這些故事的闡釋差別甚大，但是我深信，讓作家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把這些故事記述下來，由大眾去加以解讀和評論，對我們總結過去和規劃未來有著極大的價值。——吳敬璉
中國企業的崛起是過去30年裏，世界經濟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讓人遺憾的是，迄今沒有一部完整記錄這段令人激動的時代的書籍，吳曉波先生的《激蕩三十年》彌補了這個重要的空白。——哈佛大學教授、亞太區研究中心主任 勞維信
《激蕩三十年》填補了一個巨大的曆史空白，同時他也是朝向未來的。他是標本也是標杆，因此將成為無數人前行的伴侶。——《第一財經日報》 總編輯 秦朔
吳曉波敏銳地發現，過去30年中國企業的幾乎所有重大機遇都隻是政治變革的伴生品。未來30年，我們理應期待由更多與政治無涉的商業智慧構成中國企業的曆史。 ——《經濟觀察報》總編輯 劉堅
中國缺乏連續而主流的商業史，這讓中國的崛起充滿偶然與不可預見性。在眼下這個全民讀史的時代，《激蕩三十年》的問世提供了一種社會與企業溝通的新的方式。——《中國企業家》總編輯 牛文文
以往，但凡稱得上“史”的書籍，往往給人枯燥生硬之感，但吳曉波的這本《激蕩三十年》講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商業曆史，卻用冷峻的靈性之筆，描繪了一個充滿刀光劍影的真實江湖，讀來令人有種莫名的感慨。——《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行人 沈灝
5.大概結構/目錄
第一部分 開放與激活(1978～1983)
民心思變，鄧公奮起開國門
錢從何來，吸引外資遭寒流
特區先行，南下深圳開窗口
首鋼改革，國企複活難破局
鄉土星火，意料之外顯活力
第二部分 騷動與喧嘩(1984～1992)
企業元年，各路英豪齊登場
到海南去，價格雙軌出奇招
物價闖關，冒險失利掀驚瀾
治理整頓，南巡春風再出發
第三部分 激進與夢想(1993～1997)
鐵腕治亂，清債分稅救國企
價格大戰，民族品牌狂飆起
五百強夢，激進主義成主流
意外轉折，國退民進新國策
第四部分 震蕩與博弈(1998～2002）
第五部分 責任與理性（2003~2008）
6. 《激蕩三十年》簡要內容/試讀
1978年的冬天，北京給人寒氣逼人的感覺。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稿中寫道：灰白的太陽終於費力地鑽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
那一年，在眾多中國人心目中，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一間破屋裏，18個衣衫破舊麵色饑黃的農民，在一盞微弱的煤油燈下按下手印，發誓寧願坐牢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幹。另外一件大事，是有610萬人參加了剛剛恢複的全國性高考。
一個被忽視的細節是，這年高考語文試卷的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
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鬥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副重擔的。
二十多年以後，財經作家吳曉波讀到這一命題，聯想起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的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的首要前提。他寫到：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麽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2004年的一個下午，身在美國的吳曉波，與哈佛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查爾斯河畔討論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他們的談話在中國、美國和日本乃至印度這些不同國家和製度之間跳躍，在那場夾雜著英語和漢語的討論中，寫一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企業史的念頭，忽然萌生在吳曉波腦中。他發覺，所有關於中國公司的判斷和結論，往往建立在一種感性的個人觀察之上，而這成為國際溝通中的巨大障礙。
這天晚上，他用MSN和遠在中國的妻子溝通了寫書的想法。這是一項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述，但這個有著良好商業頭腦和優美文筆的前新華社經濟記者，從一開始就壓根“不打算用冰冷的數字或者模型湮沒人們在曆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呐喊、苦惱和悲憤”，他想多寫一點人的命運。他要寫的是一部企業史，一個企業家創造曆史的過程。當然，這些企業家分別代表三種力量：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30年來，這三種力量彼此博弈，他們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產業、資本格局，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所有表象。
創業，創業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誌按時上班。他和以往一樣，拎了一瓶開水，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裏取出《人民日報》。一般說來，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他後來回憶說，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激動不已。因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刊登的全是革命、鬥爭，從消息到社論，無一例外。而手頭的這張《人民日報》，竟然刊登起養牛的文章，看來氣候真是要變了！”
吳曉波後來和助手在上海圖書館裏，找遍當年的《人民日報》，隻找到一篇介紹養豬經驗的文章。是養牛或者養豬現在看來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柳傳誌在這個寒冷的早冬，感覺到了時代微妙的變化。他後來創辦了一家叫聯想的公司，由一位工程師而轉型為成功的經理人，然後又以中國式的智慧讓企業順利完成了資本人格的改造，進而並購了IBM公司的全球PC業務，開始新一輪的國際化擴張。
柳傳誌當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一個有著堅忍耐力和果斷頭腦的小個子四川人。當麵臨重大決定時，鄧小平喜歡一個人默默地在屋裏抽熊貓牌香煙。他在這一年當選全國政協主席，隨後主持了全國科學大會，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日後，他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有解放軍代表任正非。他正為父親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黨發愁。10年後，他和幾個朋友在深圳創辦了注冊資本僅為2．1萬元的華為公司，在一片爭議中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積累。華為如今已成為中國第一流的電信設備供應商。
27歲的王石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深圳建築工地的竹棚裏。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後來發現了更賺錢的換匯倒賣活動，他沒準會和劉永好兄弟一起，爭奪飼料大王的頭銜。劉家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數線，卻因為“出身成分”不好沒被錄取，他們一氣之下去辦養殖場，日後一度成為中國的首富。
1978年，這些日後叱吒風雲的企業家，都還是默默無名的小人物，而華西村的吳仁寶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幹部。幾年前，當全國還在高調學大寨的時候，他就偷偷在村裏辦起了小五金廠，而那時，外麵正在“割資本主義的尾巴”。這種不受保護、偷偷摸摸辦起的小作坊，在浙江蕭山、天津大邱莊都已經存在，他們的創始人分別叫做魯冠球和禹作敏。
“很多時候，改革是從違規開始的。”一位溫州的幹部告訴吳曉波。這個沿海小鎮以低調實踐在改革中嶄露頭角。吳曉波說：“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是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曆史一字一句地講出這句話。”
產權，產權
創業伊始，柳傳誌沒打算割斷聯想與計算所的血緣關係，公司的啟動資金20萬元來自計算所，聯想是“國有企業”，公司可以無償地使用計算所的研究成果、辦公室、電話和所有資源，公司員工可以在計算所享有專業技術職務和工資晉升的權利。
直到1988年，產權意識才在企業家身上蘇醒。這年，九龍街頭的香港商人呂譚平接到柳傳誌的電話，邀請他共組香港聯想公司。不為人知的是，新公司另一大股東公司的董事長，正是柳傳誌的父親。此後十幾年裏，許多國有企業都在悄悄進行這樣的改造：通過引進私人投資者，組建一個產權清晰的子公司，形成一個新的資本操作平台，來推動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資本運作。在這個過程裏，一切公開的或者灰色的資本組合都可能產生。
在杭州郊區的一片稻田邊，魯冠球也在考慮自己與企業、政府和工廠的關係。禹作敏說過魯“太油滑”。魯冠球已經看到了承包製的局限性，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職工和經營者對資產的終極要求。誰也不能保證有一天，鄉政府一紙公文讓他走人。他沒有急於把廠子歸入自己名下，而是把企業評估資產的一半歸鄉政府，另一半歸“廠集體”所有。於是，他獲得了企業的絕對控製權，卻並沒有喪失集體企業的性質。這也為日後的一係列產權運作留下空間。
王石的萬科在1984年組建後，一直與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摩擦不斷。得知深圳政府要在國營公司係統推行股份製試點後，別的企業害怕多一個“婆婆”不願嚐試，王石卻主動請纓。他意識到，股份製改革是一個能讓萬科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萬科是幸運的，一年後深圳股市開張，萬科以0002號（當時的股票代碼）正式上市。
1988年，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評選揭曉，萬寶冰箱承包人鄧韶深榜上有名。當時萬寶產能規模是海爾的5倍之多，被確定為全國企業股份製改造四大試點之一。但它沒有萬科幸運。1989年初，因為物價闖關失敗，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家電商品頓時滯銷，萬寶短時間內出現了近8億元的呆壞賬。鄧韶深“出逃”海外。幾年後，他安然回國，萬寶早已淪落成二流企業。
2003年11月，杭州青春寶公司的馮根生組織了一個特殊的聚會——當年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的再聚首。這20個風雲人物已然“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崗位上的，隻有馮根生等三人，而他的境況是最好的。1993年，馮根生把國營企業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的控股權賣給了泰國正大集團，據說正大承諾他“可以幹到不願意幹了為止”。
路徑不同，但邏輯隻有一個：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任何經營者都會考慮自己與企業的關係。
王文京是早期的創業者中少數沒受產權歸屬困擾的企業家，2001年，他創辦的用友軟件被核準上市，他個人資產一度高達50億元。1988年他做企業工商登記時，領取了一本“身份低賤”的個體戶執照。
1997年，26歲的丁磊在廣州創辦網易，員工3人，注冊資金20萬元。同年，王誌東和張朝陽也分別拿到海外投資，創辦新浪和搜狐。中國公眾看到了門戶網站、電子郵箱、搜索引擎和風險投資等全新概念。這些網絡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有著清晰的產權結構，並且融入國際化背景。有評論說，互聯網是一個沒有“製度原罪”的行業。
錢，錢，錢
現在記得鄭樂芬的人恐怕已經不多。1991年，她因投機倒把罪被處死刑，死時38歲，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她是溫州的一個家庭婦女，據熟悉的人說，她長得圓臉胖身，為人熱情大方。她獲罪的原因是因為“抬會”。“抬會”是浙江南部對民間金融活動的別稱。上世紀80年代初期，溫州民間企業已經十分發達，對金融的需求很大。當時國內銀行不允許對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私人業主無法從合法途徑獲得資金，試辦私營錢莊的努力又被遏止，“抬會”於是風行。
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每個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由於缺乏法律保護和規範，“抬會”漸漸演變成一種近乎瘋狂的金錢遊戲。到了1986年，資金鏈出現斷裂，許多會主潛逃，成千上萬的討債者上門逼債。政府開始通緝那些知名會主來平息民憤，鄭樂芬被判處死刑。這在當時的法律界曾引起爭議，有人認為她應定性為詐騙罪，罪不當死。法院認為她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製度，應定為投機倒把，可處極刑。
關於民間融資的合法性爭論，到了2003年又有了新高潮。這一年，河北徐水縣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因為在附近村莊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孫大午出身貧寒，父母以撿破爛為生。辭職下海後，他的企業集團一度擁有16個廠和一所學校，年產值過億。他自稱是一個堅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業內實行“烏托邦”的實驗。職工和村民每月隻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醫療。他最頭疼的是企業貸款難。有一次，他為求貸給信用社領導送去1萬元。事沒辦成，他便索回款項，最後隻要回6000元。
在孫大午成為千萬富翁後，他的父母依然在家撿破爛做飯，他本人沒有專車，住在平房裏，對自己的生活也很“摳門”。這些細節為他贏得了同情。但吳曉波更願意用理性的數據和事實來解釋孫大午的敗局。“2000年之後，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一向被認為運營成本高且盈利性較差的鄉鎮市場被大麵積放棄。到了孫出事的2003年,全國300多萬戶私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隻占10％”。
經濟學家茅於軾撰文為孫大午鳴不平。他說，孫大午表麵上違反了國家金融管製規定，而實際上非但沒使人受害，反而有許多人得利。這樣的社會行為如果算是犯罪，那麽要質疑製度本身是不是有修改的必要。聯想集團的柳傳誌在看到報道後，也以個人名義給孫大午發去一封傳真：希望你在這個時刻一定要穩住陣腳，不要因此亂了方寸。我當年創業時也遇到許多的苦難，但是都挺過來了，隻要你保持這種奮鬥精神，就一定能度過難關。
突破，突破
2001年，“全球第一CEO”、美國通用公司的韋爾奇即將退休。在被問到對中國市場看法時，他說：“我10年來一直往那兒跑，而每次我到那兒，都會笑話自己上次來時知道的那麽少。我真的搞不懂。這也許是我要退休的原因，應該由別人來把他搞懂。”在進入中國最初的階段，通用電器把節能燈泡推向中國市場，但這長壽低耗的燈泡，總因為高昂的價格而不好賣。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國家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決定。在漸變式改革的中國，從來沒有哪種變化是突然發生的。開始於1998年的“國退民進”計劃表，和中國進入WTO的時間表高度吻合。對於韋爾奇的繼任者伊梅爾特以及其他跨國公司來說，所有的策略都將改變。
伊梅爾特的投資重點轉向了壟斷或者準壟斷的飛機發動機、工業性集團的電力輸送等行業，在這些領域，他無須再麵對來自中國鄉鎮企業的競爭。匯豐、花旗等外資銀行相繼把地區總部遷往上海；摩根士丹利獲準參股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而更多的跨國企業不惜代價逼退國內合夥人、尋求獨資。
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家中國民營公司在一向不對民營公司開放的領域取得了突破。第一個是著名的四川劉家兄弟的老三劉永好，因為參股全國第一家股份製商業銀行——民生銀行曲折進入金融業。
吳鷹的成功則得益於國有壟斷企業的內戰。當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在移動通信市場賺得盆滿缽滿，隻能從事固定電話業務的原行業老大中國電信日漸不滿。曾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中國留學生吳鷹在一個被放棄的邊緣性技術上看到了巨大商機。這項後來被稱為“小靈通”的手機服務，可以利用已有的固話網，以無線接入的方式提供無線服務。收費低廉的“小靈通”意外在中國引爆壟斷企業間的電信大戰。作為設備供應商，吳鷹創辦的UT斯達康獲得驚人增長，進而在美國上市，一度成為表現最優異的中國股。不過這個長著一臉絡腮胡子的吳鷹沒有想到，UT斯達康的衰落同樣源於壟斷行業的變局。當中國電信決定備戰3G，UT斯達康的收入立刻銳減。吳鷹決定轉向IPTV（互動電視），這項業務依然關係到兩大壟斷利益集團——電信與廣電的利益分割。可惜他沒能再複製“小靈通”的奇跡。2007年，吳鷹黯然離開他一手創辦的企業。
多年來一直未對民營資本開放的汽車領域，被一個草根企業家李書福意外打開。有人形容他“血液裏流淌著豪賭基因”。他用120元錢做起了第一門生意——在街頭給人照相，之後又辦過冰箱配件廠和冰箱廠。1989年宏觀調控時，私營經濟遭遇寒流，他把車間、庫存、土地連同工廠的存折都上繳給集體，然後南下讀書。
當李書福擁有1億元資金時，他對外宣稱，將投入5億元造汽車，即便是這個數字，在汽車界看來也少得可笑。同有造車夢想的魯冠球，在汽車配件行業打拚30年，一直渴望打通產業環節。他在蕭山家中掛著一張汽車風景畫。當聽說李書福要造汽車時，他說“造汽車一要有政府許可支持，二要有上百億資金，萬向還沒有準備好”。
2001年11月9日，國家有關部門增發一批汽車許可公告，吉利一款車型榜上有名。第二天，多哈會議批準中國加入WTO。“中國入世”和“李書福入局”，這種巧合引發了國內外輿論的豐富聯想。
劉永好、吳鷹、李書福們，以各自意外的方式在嚴絲合縫的壟斷領域打開了突破口，這些充滿誘惑而且獲利豐厚的行業裏，民營企業家麵臨的競爭和博弈，將會是下一個更加精彩的故事。
尋找失敗的基因
2007年冬天，吳曉波在杭州家中的書房裏，為這部企業史做最後的潤色。他的書房正對京杭大運河，河水從窗下流過，向西三公裏拐一個彎便是運河的起點。河水流淌了700多年，吳曉波沉浸在寫作當代史的快感和詭異裏。他想尋找一些答案。
這個疑問，在3年前查爾斯河畔的那場討論中，就已經被多次提及：國家在這次企業崛起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麽？海爾、聯想都成長20多年了，與他們同時誕生的戴爾、思科已經成為世界級的大公司。為什麽在中國的這場偉大商業變革中，沒有誕生一家偉大的、世界級的公司？
“在我完成這部企業史寫作的時候，中國即將進入一個自我崇拜的時刻，奧運會的舉辦、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以及股市和房市的狂熱，讓所有身處其間的人們都無法從激情中擺脫出來。”吳曉波找到兩張很有意味的照片。一張是2007年5月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麵：它用的是好萊塢電影裏，金剛爬上帝國大廈的場景，不過把那隻大猩猩換成了大熊貓。另一張則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新聞周刊》的著名的封麵“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
可是，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裏，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的領域中誕生的。製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聚集，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亞洲最賺錢的公司，並且這種第一將越來越多，可他們貢獻的是乏善可陳的商業思想，以及背後巨大的壟斷之手。
幾年前，吳曉波寫過《大敗局》和《大敗局Ⅱ》。他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記錄下那些倒下的中國企業以及企業家。在這部企業史裏，尋找失敗的基因，依然是一條隱約潛伏的主線。在吳曉波看來，中國式企業成長受到了兩方麵的致命限製。在產權所有上，他們天然具有模糊性，這消耗了企業家大量智慧並直接導致決策的迂回。中國大企業在產權上受到的困擾是舉世罕見的，很難想象一家所有權不清晰的企業能夠全身心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業大運作。而另一方麵，在擴張規模上，他們沒能得到足夠的金融支持，無法在最適當的時機完成偉大的跨越。一些試圖突圍的民營企業如德隆、華晨，則因操作上的灰色和冒險而傾覆。“在這個意義上，產權製度的畸形和體製的落後是造成中國企業無法完成世界級跨越的重要根源。”吳曉波說。
30年來，中國的改革從來沒有按人們預料中的那樣進行，它不是太過漫長，就是充滿了意外。到後來，人們終於承認它是一場沒有藍圖的、試錯式的改革。正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亞洲事務評論員居伊·德·容凱爾（Guy de Jonquieres）所觀察到的，“30年的中國改革，並沒有超乎常人的計劃，對經濟成長目標的追求，本質上是實用主義性質的，而且采取的是試錯法。”
正是在試錯的過程中，代價無處不在。而這一特征同時也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30年來的中國企業演進，它們並不是什麽必然的產物，所有的企業走在一條十分獨特的市場化道路上，其漸進的路徑和速度至今仍充滿了多變性。很多企業家的成功帶有僥幸的成份。很多中國企業的變革至今沒有結論，它們的形成過程以及運行走向很難以一些常見的經濟學概念來加以規範，也不能以最寬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運作機製或經濟模型來加以對比。
“盡管任何一段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被複製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裏，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