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學習土耳其已經寫了好幾篇博文了，
上一個博客，我寫了為什麽要關心土耳其，
畢竟人家地理位置獨特而重要，國土麵積78萬平方公裏，不算小，人口8000多萬，不算少。
有厚重的曆史，曾經有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
經濟有過奇跡，1980，90年代，GDP多年增速超過5%，累積翻倍了，後麵在新世紀初也狂飆突進過，GDP總量躍升到8000億美元的水平，進入全球前20大經濟體。人均GDP也逼近過1萬美元。
政治上，土耳其高速急彎，棄世俗而走向政教深度綁定，和歐洲，美國，俄羅斯，中東的關係都變得微妙。
高速急彎容易翻車，基礎不牢容易塌樓，所以看他起高樓，看他宴賓客，久不久又看他樓塌了。
塌樓突出表現在貨幣的幣值上。土耳其裏拉從2014年0.56美元貶到近期一裏拉兌0.1225美元，貶值70%+，三折不到。
以人民幣去理解，2014年，一土耳其裏拉還折合人民幣三塊多，2020年，一裏拉已經掉到了人民幣一塊錢，短短幾年時間裏，持有裏拉的土耳其人相對於外幣，財富都打了三折，讓人情何以堪！（所以我專門寫了
土耳其係列之2--土耳其裏拉就像雪糕，天天擔心融化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0646.html
土耳其裏拉簡直就像雪糕，分分鍾都擔心融化，某一天就好像雪糕突然還掉下來一塊。
為什麽裏拉如此脆弱，說來話長，我們專門學習了
土耳其係列之3 土耳其的崛起：艱難探索，徘徊發展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1756.html
但是裏拉今天的問題既有曆史的淵源，更在於一個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當年他好像是土耳其的救世主，但是今天似乎成了罪人（有爭議，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從救世主到好像是罪魁禍首隻用了十年。
今天我們就來學習: 土耳其係列之4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土耳其總統埃爾杜安做了哪些大動作？階段性增長之後，是領導人的任性與經濟的大波動，政治上到處樹敵，四麵楚歌。
1. 曲折前進，大起大落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共和國宣告成立，凱末爾任首任總統，新生的共和國底子薄，問題多，一直危機不斷。危機主要源自該國內在的衝突。短期緩解危機主要靠關門自保/多印錢高通脹收割百姓，但是治標不治本。
土耳其曾經是中東的老大帝國，對伊斯蘭教有很深的感情。
穆斯林世界有一個重要的稱號：哈裏發，被認為是真主派到人間的統治者，ISIS席卷中東時，也以建立一個哈裏發國家為目的。可見即便到了現代，哈裏發這個稱號在穆斯林心中仍然有相當的分量。
在ISIS之前，敢於自稱“哈裏發”的就是一戰之前的土耳其蘇丹(意指伊斯蘭教國家的君主)了。他們不僅自稱“哈裏發”，還把自己當做伊斯蘭世界的守護者。鼎盛時期，其疆域從北非經過埃及，囊括了現在的沙特、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黎巴嫩、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希臘、東歐，將黑海變成了土耳其人的內海。
但另一方麵，世界的潮流走向工業化，現代化。從務實的角度出發，凱末爾隻想建立一個以突厥民族為主體，但是比較現代化，能夠與西方看齊的現代中型國家。其中找到了一定的平衡。
到底是當穆斯林的領袖，還是成為現代中型國家，成了土耳其領導人/政治精英們翻來覆去的選擇題。凱末爾優先選擇後者。發展經濟占主要，宗教保守在其次。特別是在軍隊中有大量的粉絲和擁躉。但是土耳其的傳統勢力依然很強， 有些地區甚至根深蒂固。
凱末爾活著的時代，由於他的強勢地位和威望，沒有人敢質疑他的道路。但他死後，土耳其形成了兩個派別——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世俗派堅持凱末爾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強調必須保持共和製架構，全力向西方靠攏，爭取加入西方陣營。他們堅持現代化方向，想建立一個現代版本的突厥國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軍隊之中，屬於社會的精英階層，但人數較少。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幹預宗教傳統，並想沿著一戰之前的道路走下去，也幻想在中東地區重振雄風，當區域領袖。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農村地區，他們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大多數。
如果僅從這兩個概念看，似乎顯而易見——世俗派更符合現代潮流。但在土耳其，兩個派別卻還有其他的特征，錯綜複雜，讓人們難以選擇。
1950年代，民主黨人拜亞爾和曼德列斯上台。要想依靠民主選舉上台，必須撈夠選票，民主黨就將票倉定在了保守派集中的中小城市和農村。為了迎合保守派票倉，民主黨人回歸宗教政治。這讓世俗派的精英階層很不滿，於是發動政變推翻了民主黨統治，處死了曼德列斯。
在土耳其，最能代表精英的是軍隊，軍官們一直以凱末爾的共和理念為目標，容不得宗教倒退。
但由於宗教保守派掌握了老百姓選舉票倉，隻要是選舉，他們就改頭換麵組建新政黨獲得多數選票。這樣的模式就成了土耳其的常態，一般一個政治周期包括這樣幾個步驟：第一步，宗教保守派通過選舉上台，放鬆經濟管製，但試圖回歸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過軍隊政變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製的政府;第三步，軍隊主導的政府搞不好經濟，隻好向人民屈服，舉行新的選舉，於是，宗教保守派又通過選票上台。
這樣的循環已經好幾次，1971年、1980年、1997年，軍隊都發起過政變，有的政變並不流血，隻用軍隊發一封信給政府，政府就乖乖辭職。這也可見軍隊在土耳其的控製力。也正因此，土耳其才沒有重新回到宗教統治的懷抱。但也因為兩家的爭執，政治和社會不夠穩定，土耳其的經濟一直不太好，貨幣超發問題嚴重，通貨膨脹失控。
就在這時，一個打破循環的人出現了，他就是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
2. 埃爾多安橫空出世
就在土耳其苦苦尋找道路時，在東亞一些國家已經發展出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經濟體係。
這個體係是一種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體，包括了幾個要素：
1.政治上保持超級穩定性，隻要政治足夠穩定，讓人們對生活有所期待，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自發形成不竭的動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民間自然會形成一定的發展;
2.在不影響控製力的前提下，在大部分領域實行自由經濟;
3.在經濟命脈部門，實行國家控製，以保證政府掌控力;
4.政府實行財政赤字，擴張債務，政府將主要的錢投入在基礎設施上，這個方麵是計劃經濟中浪費最少的方向，當然過度舉債會帶來通脹壓力。但是在一定階段，適度舉債會產生利大於弊的效果。
這種模式在東亞取得暫時的成功後，迅速向世界鋪開，在俄羅斯和非洲，都有不少效仿者。(俗稱“東亞模式”，有點象國家資本主義，也是讓美國比較慌的地方，對美國的實力威脅倒還談不上，關鍵對燈塔的威脅。原來他們一直堅信隻有一種正確的模式）
埃爾多安等人認為：土耳其的問題正好也可以借鑒東亞模式。
在成為土耳其總理之前，埃爾多安是伊斯坦布爾的市長，在他任上，伊斯坦布爾如同很多中國城市那樣，經曆了一波又一波的招商引資、經濟開放，以及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在這種政策下，古老的伊斯坦布爾麵貌發生了劇變，變得光鮮亮麗，又恢複了青春與活力。
但是，與伊斯坦布爾的欣欣向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整個土耳其經濟的紊亂。
1997年時，軍方又發動了一次不流血政變。當時是一個叫做繁榮黨的黨派執政，這個黨派有著強烈的保守和宗教傾向，當軍人們感覺到它有可能開倒車違背凱末爾的道路時，再次送了一封信，請求該黨辭去總理職務。但這之後，土耳其一直沒有形成穩定的政府，到2001年，更是爆發了經濟危機。
埃爾多安原本屬於繁榮黨，但在繁榮黨被禁之後，脫離出來，組織了一個叫做正義發展黨(正發黨)的新政黨。為了讓軍人接受這個新政黨，正發黨宣稱自己是中右的，主張經濟自由的同時，在政治上承認政教分離與世俗製，這就和之前的繁榮黨形成了區隔，也讓軍隊更容易接受。2002年，正發黨在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埃爾多安於次年出任總理。
埃爾多安出任總理後，土耳其立刻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土耳其的GDP從2001年穀底的2000億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9500億美元，增長了四倍還多，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2014年是一個大拐點）之前，由於政治不穩定，土耳其裏拉曾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貨幣。1946年，一美元等於2.8裏拉，到2001年，一美元等於165萬裏拉，對美元貶值貶到廢紙都不如。
埃爾多安重建了裏拉。2005年，他引入了一種新裏拉，也就是現在所用的裏拉，一新裏拉兌換100萬舊裏拉。這次重建十分成功，從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間，裏拉對美元匯率隻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幾，這對於一個正處於發展中的中等國家已經非常不容易。埃爾多安可以驕傲地說，他成功控製了國內的通脹與匯率的貶值，解決了土耳其經濟的痼疾。
（當然十年不貶，不等於後麵不貶，從2004年到2021年7年時間，又發生了瘋狂貶值。）
從當時來講，埃爾多安是怎麽做到這些成就的?這主要是三個方麵——
第一，他上台後給土耳其帶來了足夠的穩定性，之前人們不斷地受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困擾，沒有辦法好好做生意，現在終於有一個較長的穩定時期，能夠好好考慮如何發展，他還緩和與國內庫爾德分裂主義者的關係，更是增加了國家的穩定性;
第二，土耳其采取了與中國類似的做法，麵向歐洲發展低端製造業，土耳其成了歐洲人夢寐以求的A貨市場(品牌有點假，質量有點次，但是很實用，價格很便宜)，人們到土耳其旅遊，總是帶一大堆土耳其產的便宜貨回去，從歐洲到非洲的廣闊空間內，土耳其貨與中國貨一樣，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埃爾多安采取了經濟威權主義的做法，利用政府大力發展基礎建設，大量借債，同時增發鈔票，經濟一直處於高速發展之中，普通民眾暫時也不會感覺到貨幣問題/債務問題。
在這個階段，埃爾多安還是一個表麵上的歐洲主義者，不斷地強調要加入歐盟，並與歐盟展開了正式談判。
也是在這時，歐洲幫助埃爾多安完成了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將軍隊的世俗主義者鎮壓下去。土耳其軍隊一直扮演世俗化的守護神角色，任何人想要回歸宗教，軍隊都會毫不留情將他推翻。但是軍隊也有弱點，軍隊的高級官員都是歐洲派，也渴望加入歐洲，歐洲在談判中卻要求削弱軍隊的力量。一個隨時發動政變的國家不歡迎加入歐盟，不可能融入歐洲。
從2007年開始，埃爾多安開始指責軍隊中有一個秘密組織(Ergenekon)，試圖推翻現政權，並牽連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級軍官，將他們抓起來審判。軍官們由於被加入歐洲的相關事務綁住了手腳，沒有來得及反抗，就讓埃爾多安得逞了。這個秘密組織很可能是子虛烏有，卻起到了抹黑軍隊、清洗軍隊的作用。
這次對軍隊高層的清洗，基本上完成了曆任領導者一直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遏製軍隊的政變能力。到這時，埃爾多安已經成了繼開國總統凱末爾之後最有權力的統治者，也是最能保持穩定的統治者。在他的帶領下，土耳其一派欣欣向榮，充滿了希望。按照思維慣性來考慮，他的經濟政策之前是奏效的，社會又足夠穩定，還消除了軍隊幹政的能力，那麽接下來，土耳其似乎應該進入更好的發展階段。但事情恰恰相反，任性之後就是懲罰。專製獨裁者的命運往往如此，可悲的是國家和人民會跟著遭殃。
3. 晚節不保埃爾多安
隨著執政時間變長，暴露的問題在增多。埃爾多安執行的政策以及埃爾多安本人麵臨的爭議/質疑日見增多。2013年發生了全國範圍的抗議埃爾多安運動，主要是因為腐敗，民主倒退，貧富分化和回歸宗教。
在大城市裏，特別是年輕人和出過國的群體中，對埃爾多安的反對已經成了主流，他們接觸過西方情況，明白土耳其應該繼續民主化進程，不應該重新回歸到東方威權統治。特別是埃爾多安通過修改憲法，將在2015年把土耳其從議會製變成總統製，他期望在做了十幾年總理之後，再當選總統，繼續控製土耳其的政治。如果一切得逞，他就可以連續執政二十幾年，與俄羅斯的普京一樣成了長期不下台的“不倒翁”。
人們大都看到了其中的危險，從而反對他。
但他們的選票並不足以動搖埃爾多安的根基。因為埃爾多安的大票倉在中小城市和農村，那兒的人們由於思想更加保守，隻要他采取一些宗教化的措施，經濟上過得去，就願意讓他長期執政。
埃爾多安位置做得很穩，但是指責聲日隆。
現在有個流行的詞叫“不忘初心”，但是十年後的埃爾多安和剛上台的他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首先，他通過修改憲法，變相延長了任期。人們之所以發明任期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認為長期執政必然導致腐敗，在一個人剛上台時，總是會向腐敗開刀，這時的社會風氣可能是最好的，但隨著執政期的延長，他的裙帶關係逐漸建立起來，就形成了新的腐敗圈，這時就需要換上新人來斬除新腐敗。如果一個人任期過長，對於腐敗的清理工作就無法進行，導致社會腐敗的沉澱，從而影響經濟。經過十幾年的執政，埃爾多安已經定於一尊，“雞犬升天”，他的老友成了總理(在他當選總統後)，女婿成了財政部長……“執政黨已經喪失了自潔能力”，成為人們對他最多的指責。
再者，一個人通過修憲長期執政，人治的局限性就會暴露出來，一個人再優秀，總會有局限性。人老糊塗了怎麽辦？形成長期依賴以後，他死後空白怎麽填寫？
而且破壞了秩序，踐踏了規則，這種對製度的傷害/影響也是無可估量。
其次，為了長期不下台，他必須討好那些數量更大的保守派選民，他開始有計劃地破壞掉凱末爾樹立起來的世俗化方針，實行宗教回歸。於是，伊斯蘭教從民眾自主的宗教選擇堂而皇之登台，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影響日盛。這和他剛上台時堅持的政教分離形成了對比。
另外，加入歐盟的運動也遭遇了失敗。平心而論，狹隘的歐盟永遠不可能接受一個足夠強大的伊斯蘭國家加入，即便歐盟總部有心，但最終擁有決定權的是各個成員國，這些成員國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基本上斷絕了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可能。特別是經濟不如土耳其的希臘，更是因為宿敵關係堅決反對。由於亞洲威權主義在土耳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埃爾多安也已經不再羨慕歐洲，而是采取了在歐洲和亞洲之間尋找平衡的新政策，並且越來越向亞洲靠攏。
在經濟上，亞洲威權主義的另一麵也逐漸暴露。在這種模式下，要想發展，必須由政府主導大量借債，大量花錢。而這很容易造成通貨膨脹。並且，當經濟快速發展一定時期之後，容易因為債台高築導致突然地匯率崩潰和經濟斷檔。
作為一個信用有限的發展中國家要想避免經濟陷阱，必須有一個透明的政府，遏製亂發鈔票的衝動。但威權政府由於強調維穩，所作所為恰恰相反，走的是加強權威、政府控製一切的道路，所以，亞洲式威權主義可以暫時解決發展問題，但在某一天，可能會突然維持不住發展成果，進入新一波的麻煩。
在外交上，凱末爾主義原來奉行向西方靠攏、學習西方、不做出頭鳥，和我們鄧爺爺的韜光養晦一個道理。但埃爾多安位置坐穩之後慢慢轉向，特別是修憲就任總統之後，土耳其選擇自我膨脹的大突厥主義。在各項中東/伊斯蘭事務中積極發聲。為了圖謀偉大複興，僅有的國力還大力度發展雄心勃勃的航天計劃。
這些轉變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土耳其人並沒有感覺到太突兀，但對於外界來說，埃爾多安卻從當年的改革者和經濟專家，變成了一個帶著沙文主義的狂人，他和歐盟對罵，與美國論戰，還曾經打下來俄羅斯的飛機，幾年後還采購俄羅斯的S-400係統，遭到美國警告和製裁。由於埃爾多安執政太久，他在國內似乎已經沒有什麽政治對手，已經一尊了，已經喪失了韜光養晦的能力，變得認不清自我了。在一個新興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最佳策略永遠是低調，政治上少出頭，優先解決經濟問題，多著眼於國內民生，夯實基礎。一旦放棄了低調的作風，就容易被大國遏製，甚至成為靶子被吊打。
2016年，土耳其的軍人做了最後一次努力，試圖發動政變推翻埃爾多安，但由於軍隊在之前的清洗中受到了太多的削弱，政變失敗了。這次事件導致了另一輪的清洗，軍隊更加被削弱。另外，撲朔迷離的是，除了軍隊的的世俗主義者之外，可能參與政變的還包括了更加保守的教士葛蘭。葛蘭原來曾經與埃爾多安聯手對付軍隊，但由於權力爭鬥而分道揚鑣，埃爾多安借助對軍隊的鎮壓，順便也打擊了右翼的葛蘭，更加鞏固了自己的權力。與此同時，國內的票倉還在，保證了他每一次選舉的大獲全勝。
不管怎樣，基礎大票倉保證埃爾多安長期不下台，但經濟規律在某一天還是會找上門來懲罰他，以及用選票來支持他的他們。
由於結果的滯後性，在2019年之前，埃爾多安常常有驚無險，但到了2020年，這些惡果慢慢開始產生“效應”，形成一次比一次巨大的風暴。
他對於歐洲、美國的排斥，導致了與西方的交惡。他對於葛蘭派的鎮壓，扣押美國公民，直接導致了美國的報複。當特朗普基於“美國優先”對全世界飛舞大棒時，大部分國家都選擇了低調，但土耳其由於過於高調(埃爾多安太膨脹了)，被特朗普鎖定為靶子。
國內經濟也出現了問題，由於借了太多的外債，導致裏拉匯率惡化，惡化的匯率又加重了外債問題，形成了惡性循環。長期的大規模基建投入導致了太多的浪費，換不來經濟效益，到了經濟的下坡檔，這些浪費都顯現了出來。突出表現在土耳其股市和匯率的崩盤。當人們隻看到表麵時，實際上更應該去追究它為什麽變成這樣。
總結起來，土耳其的教訓可以有幾個：
第一，盡管埃爾多安很能幹，但是沒有執政期限，讓他陷入了自我膨脹;
第二，一個經濟政策即便再好，也必須另一撥人來做調整/對衝/修正，因為再好的政策也有副作用，當副作用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現問題;
第三，東亞式威權的確是發展經濟的利器，但到了一定規模之後，卻存在著很難轉型到自由經濟繼續發展的問題，這很難避免;這正是楊小凱當年所說的經濟後發優勢轉化成後發劣勢。
第四，一個社會必須存在製衡，當一個執政者將所有製衡都消滅了，看似更能保證社會的穩定，但在實際運作中，很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