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係列之3 土耳其的崛起：艱難探索，徘徊發展

為什麽關心土耳其？

之所以關心土耳其，首先是從學習宗教，伊斯蘭教，開始的。

現在前幾號穆斯林人口大國，印尼、印度、尼日利亞，雖然穆斯林人口多，其實國家都相對溫和，比例不高，“成色”不足，力度不大。

而伊朗，伊拉克，沙特，巴基斯坦，埃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固然深度伊斯蘭化，但是要麽經濟太糟，工業化不夠，要麽人口不足，綜合國力普通。

但是土耳其不一樣，地理上占據重要的海陸位置，國土78萬平方公裏，麵積不小；

有厚重的文化，有奧斯曼帝國的曆史榮光；

經濟上，工業化，城鎮化水平都比較高，人均GDP一度接近上萬美元，8000多萬人口對應近8000多億美元GDP(曾經，可惜貶值太快），屬於較大較為重要的經濟體。

政治上，總統又是修憲，又是謀求偉大複興，在國際事務，特別是涉及伊斯蘭事務中聲音很大。

土耳其曾經糾結在世俗與宗教，融歐還是融入中東等問題上。歐洲，北約既需要他，又不完全接納他。

土耳其也曾有過艱難徘徊，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階段性增長奇跡，挺多方麵和中國很像。

於是，想到多學習一下。（很多時候，俺的博文更像是學習筆記分享）

三月初，本人曾經寫過一篇，土耳其係列之1--高速急彎容易翻車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3/33135.html

不僅，新疆問題上，土耳其就和中國幹上了，戰狼遇到戰狼！

（說起來，拜登政府這一招比川普狠，以新疆問題為切入口，以普世價值既團結了傳統盟國，該單挑為群毆，同時又成功地離間了中國和穆斯林國家的關係。厲害！）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9027.html

土耳其係列之2--土耳其裏拉就像雪糕，天天擔心融化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0646.html

梳理一下，我們學習過：土耳其的自然地理和資源環境；奧斯曼帝國的曆史榮光；土耳其脆弱的貨幣；召見中國大使，和中國杠上了。

今天學習

土耳其係列之3 土耳其的崛起：艱難探索，徘徊發展

（後續會介紹：土耳其係列之4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土耳其總統埃爾杜安做了哪些大動作？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7802/202104/13736.html

）

土耳其上個世紀是怎樣發展經濟的？這是理解土耳其經濟發展無法缺少的一段曆史。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從凱末爾時代到二戰，再到20世紀80年代新經濟政策，經曆過從溫和到激進的國民經濟計劃轉變，而後在新政中不斷修正調整，銳意發展私人經濟，鼓勵市場經濟，一步一步實現經濟增長。土耳其20世紀的艱難探索，徘徊發展為新世紀實現經濟階段性奇跡奠定了基礎。

PART1二戰前土耳其的經濟政策，經濟萌芽階段，從緩和到激進。（推行激進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強調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可以對照中國改革開放前）

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新政府致力於推行相對溫和的經濟政策。早在1923年，土耳其政府在伊茲密爾召開全國經濟大會，參加者包括各界代表3000 餘人。會議期間，農民要求廢除傳統的什一稅，工人要求享有組建工會的合法權利和保護自身的權益，企業主要求提高關稅和保護國內市場，商人呼籲政府限製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貿領域的特權，而市場化的自由主義和政府幹預的國家主義成為與會者討論的核心議題。

伊茲密爾大會初步確定土耳其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即發展現代民族工業、保護關稅、鼓勵私人投資和吸收外國投資。在伊茲密爾大會討論的基礎上，共和人民黨製定9點綱領，其核心內容是采取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並存的混合所有製結構，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的現代工業（一般指國家采取關稅、配額和外匯管製等措施限製進口，保護國內有關工業部門的發展，以國內生產來代替進口，從而帶動經濟增長），強調政府在投資領域的主導作用。

凱末爾宣布，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允許外國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資行為。總體上奉行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雙重經濟原則，實行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並存以及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並存的混合結構，提高關稅和限製進口，保護民族工業，強調國家在信貸和工業領域的主導地位。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銀行，名為商業銀行，擁有資產100 萬裏拉，其中25萬裏拉屬於凱末爾的個人資產。1930年，商業銀行存款達到4500萬裏拉，提供投資達到3230萬裏拉，建設兩座製糖廠，同時經營伊斯坦布爾的航運業。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資2000萬裏拉，成立工礦業銀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國從奧斯曼帝國繼承的數家紡織廠，並且投資私人經營的紡織廠、玻璃廠、糧食加工廠、製糖廠和發電廠。

20世紀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棄相對溫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推行激進的國家主義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強調工業優先發展的原則，擴大政府對於工業生產的幹預和投資，旨在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主要是為了應對1929—1933年西方經濟危機對於土耳其經濟的負麵影響，是土耳其實施國家主義政策的直接原因。

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黨大會上，國家主義成為新的經濟政策和凱末爾主義的組成部分。然而，凱末爾主義的國家主義並非公有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私人所有製依然構成土耳其共和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土耳其的國家主義政策，強調民族經濟和工業優先的基本原則，旨在實現私人工業企業與國有工業企業的同步發展，而國有銀行構成國家參與經濟建設和保證政府投資的重要手段。

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初，外國資本在土耳其的經濟生活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金融、鐵路和礦山開采處於外國資本的控製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奧斯曼銀行提供了土耳其生產信貸的大約1/2，甚至享有發行紙幣的權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銀行，負責製定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同時收回紙幣的發行權，收購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經營的鐵路和港口，國民經濟的民族化程度明顯提高。

PART2緩慢增長：二戰後進口替代型工業的發展，政府主導投資，謹慎利用外資，適當發展私營企業（中小企業，偏輕工業），國有企業仍然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大企業，偏重工業）。經濟以內循環為主。

（和改革開放之後，互聯網時代之前特別是習上台之前的中國有相似的地方。）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工業基礎薄弱，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民主化進程的啟動，經濟發展戰略又出現從政府幹預的國家主義向市場化的自由主義變動的跡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黨作為執政黨已經製定了自由化的經濟政策。進入20世紀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強調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投資工業領域，同時建立土耳其工業發展銀行，向投資工業的民間企業家提供貸款。

1954年，土耳其政府頒布《外國投資法》即第6224號法令，向來自境外的投資者提供諸多的優惠條件，開放國內市場，吸引境外投資者。來自美國、西德、法國和意大利的投資者接踵而至，現代工業部門成為外國投資者首選的投資領域。

伴隨著外資活躍，期間私人企業數量和規模也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項積極措施，包括對投資新興產業的私人企業家實行減稅政策和進口設備的關稅優惠政策、向進口工業品征收高額關稅以及向私人企業提供低息貸款，鼓勵發展私人工業，私人企業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私人企業的產值急劇增長，私人企業的產業結構出現相應的變化。

盡管如此。國有企業資金雄厚，技術先進，投資沒有像私營企業那樣受限製，仍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領域獨占鼇頭。國有企業大都屬於基礎工業和重工業，規模龐大。國有資本經曆了與國內私人資本以及境外資本融合的過程，進而在國有經濟領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製。當然，和世界上所有的國有企業一樣，大部分效率低下。

在土耳其，鐵路構成國有經濟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則與私人經濟密切相關抑或更具民間色彩。凱末爾時代，政府投資的重要領域是鐵路建設，連接城市和工業中心是鐵路運輸的主要內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設進展緩慢，鄉村長期處於封閉狀態，農產品的運輸受到嚴重的製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私人經濟成分明顯擴大，鐵路建設趨於緩慢甚至有所停頓，而公路建設成為發展交通運輸的主要形式。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很多變化。

1961年頒布的憲法，強調私人經濟與國有經濟的共同發展，強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有機結合，強調國家在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國有經濟的投資領域，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資金和技術密集的大型企業，偏重工業。私人經濟的投資領域，主要是諸如食品加工和紡織業等日常消費品生產領域的中小企業，偏輕工業。

期間，國有與私有混合型的經濟結構長期並存，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平分秋色；國有企業數量較少而規模較大，私人企業數量較多而規模較小；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生產規模方麵占據優勢，私人企業的生產效益和市場競爭力則高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投入產出率較低，私人企業的投入產出率較高；國有企業的規模及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漸下降的趨勢，私人企業的規模及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漸上升的趨勢。盡管如此，國有企業依然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PART3 新經濟政策：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快速增長

20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在進口替代的經濟框架下，政府主導工業投資，工業分布呈不平衡的狀態，區域經濟也很不平衡，工業企業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爾地區以及伊茲密爾和阿達納，工業化進程主要依托國有企業，國內工業品市場處於政府的保護之下，工業品主要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進口工業品受到嚴格的限製，國內工業產品缺乏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經濟發展表現為明顯的內向性和封閉性。

但是經濟從來不是孤立的，土耳其經濟的一個重大特點在於土耳其的能源嚴重依賴於國際市場的石油進口。工業品可以搞內循環，但是能源不可以。

20世紀70年代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的持續上漲，對於土耳其經濟產生負麵影響，導致嚴重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

進入20世紀80年代，迫於國際國內的形勢發展，土耳其政府，製定新的經濟發展戰略，鼓勵私人投資，擴大市場經濟，建立自由貿易區，強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外向型的經濟模式逐漸完善和成熟。

1980年1月，德米雷爾政府宣布具體的經濟改革綱領，放棄內向型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減少政府的直接幹預，降低進口關稅，實施自由化的經濟政策，製定外向型和市場調節的經濟戰略，是為土耳其經濟發展模式的曆史轉折點。

1980年9月軍方發動政變後，在致力於打擊極端派別、平息政治暴力和恢複社會秩序的同時，著手扭轉日趨惡化的經濟形勢。軍方在政變之前就支持德米雷爾政府實施的新經濟政策，解散德米雷爾政府後依然延續經濟改革的發展方向，任命厄紮爾（Ozal）作為副總理，主管經濟事務。在軍方政變後的一年內，厄紮爾推行的經濟複興計劃初見成效，通貨膨脹率大幅下降，政府財政收支漸趨平衡。

1983年厄紮爾當選總理後，加大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力度，貶值貨幣，提升利率，凍結工資，鼓勵私人投資，吸引國外投資，鼓勵出口，放寬進出口貿易和貨幣限製，提高出口競爭力，旨在緩解貿易赤字、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和抑製通貨膨脹。與此同時，政府致力於改造國有企業，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國有企業享有的優惠和補貼政策，實行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的公平競爭，向民間發售國有企業的證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資限製，擴大私人投資領域。

新經濟政策並未削減政府主導的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其間，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都很活躍，政府投資領域主要是基礎設施、交通和能源，私人投資在房地產領域大幅上升。對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支撐。

但是從經濟活力來看，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經曆了此消彼長的過程。比如1993年，國有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3.8%，私人企業數量占企業總數的96.2%；國有企業雇傭的工人數量占工人總數的21.8%，私人企業雇傭的工人數量占工人總數的78.2%；國有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25.6%，私人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74.4%。

20世紀80年代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經濟的發展。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1983年為3.3%，1985年為5.1%，1987年為7.5%。相比之下，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1990年為9.4%，1991年為0.3%，1992年為6.4%，1993年為8.1%，1994年為6.1%，1995 年為8%，1996年為7.1%，1997年為8%）。

另一方麵，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導致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1980—1987 年，出口額年均增長22%；1979—1988 年，出口額從23 億美元增至117 億美元。

伴隨著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出口商品結構經曆明顯的變化；工業品出口額呈持續上升的趨勢，構成20世紀80年代外向型經濟長足發展的突出現象。

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總額為29億美元，其中農產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高達64.7%，工業品僅占出口商品總額的26.9%。

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總額增至130億美元，總量增加3倍，出口產品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農產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為25.5%，工業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上升為67.9%。

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總額達到262 億美元，總量相比1990年又翻了一倍。其中農產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僅為20.8%，工業品在出口商品總額中所占的比例達到74.9%。

經濟的確大幅增長了，出口競爭力也大大增強了。城鎮化，工業化都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是過快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一方麵，經濟結構不平衡，不協調，形成經濟領域的劇烈波動

另一方麵，貧富分化加劇，社會觀念也出現分化。由此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深刻的政治影響，是為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政壇異軍突起的曆史背景。

通貨膨脹率，從20世紀80年代初低於40%，1987年上升為70%，1992年達到120.7%。

基尼係數出現危險變化，1994年，20%的富人擁有54.9%的收入，部分寡頭開始出現

作為人口迅速增長和工業化長足進步的曆史結果，土耳其的城市化也導致了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塑造著嶄新的社會階層。

一方麵，現代產業工人逐漸崛起，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勢力；另一方麵，鄉村移民居住的棚戶區逐年擴大，城市貧困人口急劇膨脹。20世紀80年代，城市周邊的棚戶區數量、居住人口數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顯上升的趨勢。隨著城市周邊棚戶區的逐年擴大和城市貧困人口的急劇膨脹，城市社會的貧富對立日趨凸顯，加之傳統秩序的崩塌導致從鄉村移入城市的下層民眾處於無助的狀態，普遍嚴重的失業但是又回不去的農村，提供了激進勢力和極端傾向滋生的土壤。

(庫爾德人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有1400萬人，其中大約700萬人生活在東部和東南部大片地廣人稀的地區。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大多數是穆斯林，他們在語言、文化和家庭傳統上與土耳其人大相徑庭。)

附：中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減震器

比較而言，中國也有非常類似的情況，但是中國的城鎮化還不夠高，農村還可以提供生存的基本底線，在每一次經濟大波動和社會動蕩中都充當了減震器的作用，不管是2008年金融危機還是2020新冠之後。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彼時，中國的城鎮化率還不算高，很多農民工離鄉離土但是沒有離根，還可以回得去，在農村待得下。2008年10月份以後，中國也出現了大麵積的工作機會喪失，不完全統計有四千多萬農民工返鄉，極大地緩解了城鎮治理壓力，避免經濟波動釀成社會危機。

在國家推出4萬億拉動經濟之後，經濟逐步回暖又逐步吸收勞動力。

2020年的情況也類似，不完全統計，也有一兩千萬農民工被迫離開某些產業，農村再次充當了減震器。疫情之下，中國是世界上不多的沒有直接給國民直接發錢的國家。

國家的政策主要是通過給企業放水，加快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讓企業擴大再生產繼而吸納失業人口。但是肥了老板，較少惠及普通民眾。好在疫情得到有效控製。經濟/社會依然保持總體穩定的狀態。

但是土耳其之類的國家就沒有農村這個減震器，拉美國家也是。注定了經濟波動和社會運動迅速聯動，也催生了很多社會問題，催生了很多“主義”。

秦暉所說的《中國以“低人權優勢”造就驚人競爭力》在這裏有具體體現。但是未來中國終將會失去了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這個有用的減震器，不知道中國會不會總是那麽“太平”和“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