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國內政治事態的觀察與思考
西村愚夫 2020年9月20日
今年五月美國黑人George Floyd的不幸去世，在美國各地引發了大規模抗議遊行，並進而演變為各種暴力破壞活動，直至今天還在一些地區繼續。西雅圖是首先出現大規模打砸搶事件的城市，讓我們這些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大為吃驚。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三十多年，由於各種原因發生的暴力事件，已經司空見慣。但是這次事件剛一出現，就直覺地感到與過去Rodney King等事件很不相同。怎麽有點像當年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我小時候親身經曆過“文革”。也許如同得過某種病毒感染，體裏產生了免疫抗體，下次病毒再來，身體就會本能地識別到。觸發這“免疫反應“的，是西雅圖市議員Kshama Sawant在事態之初就進行的極左煽動性演講，讓我感覺到這可能是一場非同尋常、有目的、有組織的行動，是有來頭的。很不幸，幾個月下來，事態發展的確如此。我從來沒有想到文革現象會在美國發生，也從來沒有想到當下美國社會能夠分裂到這麽嚴重程度。為什麽？原因何在？
出於希望對事態根源的了解，我閱讀一些有關的曆史與政治書籍。其實，認識我的朋友們都知道，我過去對於政治並不太關心，屬於溫和自由（moderate liberal），傾向民主黨。與周圍很多朋友們一樣，同情並幫助弱者，也尊重傳統文化。但這幾個月學習，讓我對自己觀點和對事態發展都產生了新的認識。這裏把自己的一些觀察與思考整理出來，和朋友們分享。並不是想改變他人的觀點，而隻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到這些書籍、受益於其中的智慧，從而對看清現在和未來事態發展有所幫助。一己之見，難免偏頗。
轉折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我們正在見證曆史轉折，這已無懸念。但是對於這是什麽樣的轉折，看法則各不相同。
要看清美國形勢，首先要看清世界大局。美國所麵臨的轉折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轉折的一部分。對此，作者Peter Zeihan在他《Disunited Nations》[1]（“去聯合國”）一書前三章中的分析很清楚。他認為世界正在進入自二戰後開始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尾聲。過去這75年，雖然各種地緣政治摩擦和局部戰爭衝突不斷，世界總體上是經曆了空前的和平、繁榮、與發展。這與1945年後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秩序”，包括創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等國際機構，密切相關。當然，美國首先有自己利益和價值觀的考慮。但是，與過去英國、法國、西班牙等老牌帝國主義不同，在二戰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後，美國並沒有把占領的土地據為己有（如日本、菲律賓、德國等等），變成為殖民地。而是建立起一個世界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平台，這不僅僅是為自己著想，同時也為其它國家提供了公平貿易、共同發展的機會。其結果顯而易見、無可置疑。過去四十年裏，中國進入了這個平台、特別是加入WTO後，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騰飛奇跡。平心而論，中國成為大贏家、世界老二，除了自己的辛勤勞動，也是得益於這個平台。
如果把地球比為一個村子，在過去的75年裏、特別是蘇聯倒台後，美國作為村中老大的地位不容置疑。老大有其顯赫風光的一麵，也有其肩負重任的一麵。雖然有聯合國這個居委會，老大除了是錢袋子、還要同時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村有村規，雖然不見得都合理，但如果沒有或不遵守，這村子無法持續運行。村民大家有錢可賺時都開心，但因違規吃了罰單就會去罵警察。當老大不容易，老大不是聖人，也常犯錯。當警察難，警察也是人，對此西雅圖警署最清楚，尤其是在這幾個月“defund police”的壓力下。現在這種全球化已難繼續維持。美國正在逐漸卸下義務世界村長和警察的重擔。那麽這意味著什麽呢？這個世界村將會變得怎樣？用作者Zeihan的話：“The beginning of … a global disorder, a world without American overwatch”。這一輪“世界秩序”行將結束的同時，“全村合作社”的大平台也將轉型。英國脫離歐盟、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已經發生。對於新形勢下的各國地緣政治，包括中國、美國等，作者給出了他的分析。
世界在變，美國也在變。作者George Friedman在他的新書《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2]（“平靜前的風暴”）中，作出了值得關注的周期分析。他觀察到，在美國近兩個半世紀的曆史中，有兩個周期在周而複始的進行。第一個是八十年左右的 “institutional cycle”（國家政體周期），第二個是五十年左右的 “socio-economic cycle”（社會經濟周期）。現在行將結束的第一個周期是從二戰後1945年開始的。這個周期的上一輪始於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的1865年。現行的第二個周期從石油危機後裏根總統上世紀80年代初上台開始，而其前一輪始於美國經濟大蕭條後30年代初FDR羅斯福總統上台。可以看到，每個周期都結束於嚴重的經濟或社會危機，而新的周期開始於新政治格局的建立、或新經濟政策的推行。曆史上首次，這兩個周期將同時在下麵五至十年內結束。這將會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到來，而是兩個新的生命周期即將同時誕生。作者在此書的前2/3仔細回顧了過去幾個周期的曆史。在後1/3中分析了現行的周期，並對新周期做出了自己的預測。關於八十年左右周期的分析在其他書中也曾看到過，比如蒙古帝國的興亡、前蘇聯的興亡。你也許會問，為什麽八十年左右？基本的解釋是，政體與生物類似，也有其生命興衰周期。政體是由人組成。八十年大約是一個人的一生，或三代政客的交替，從建業、守業、到葬業。如果這個政體過於僵化、再生能力弱，那很可能八十年左右就結束了。否則有可能浴火重生。
討論當下周期時，作者Friedman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眾多挑戰之一是美國的聯邦政府變得越來越龐大，法律條文也變得越來越複雜。比如說，奧巴馬總統通過的醫改法案多達897部文件，並且附上兩萬多頁的法規文件來解讀這些法律文件。美國的社保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在1935年通過時，法律文件隻有29頁，到現在已經長到了2600多頁、再加上數不清的附加解釋文件。在這麽複雜的情況下，沒有誰能夠搞清全部、看清全局，隻好雇用一大堆專業人員各自負責其中的一小部分。這就製造出一個所謂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集團。這些技術官僚生活在他們自己的氣泡中，隻見木不見林。所有問題，對於他們來說，都是智力、技術問題，隻有他們是專家、有發言權，世界在他們的掌控下才能運轉。久而久之，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common sense”（常識），逐漸地形成了所謂的“建製派”（establishments）。他們製造的複雜，成為了他們存在的理由。而他們的努力工作又創造出更多新複雜，雪球越滾越大。現在圈子外的川普總統上台，是建製派沒有想到的。惱羞成怒，立刻群起而攻之，不僅是民主黨人士，也包括這體製中的共和黨資深人士。作者Friedman認為，這種技術官僚體製已經走到了極端，其自身重量已經成為了國家繼續發展的阻力。聯邦政府體製的改革、common sense的回歸，將是新周期到來時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另外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高等教育。目前這兩者的模式，在將來都不可持續。
對於這一輪全球化的終結，在看到的中文材料中，文貫中教授的最為精辟[3]。他認為，國際經濟將從現在的“一個世界”蛻變為“兩個陣營，三個世界”，但這並不是冷戰格局的簡單重複。對於川普總統的出現，文教授認為，“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在過去的三年裏，川普本人扮演了在世界經濟中重新洗牌者的角色。
我比較認同文教授的這個評估。如果看清了國際上和美國內正在發生的重大轉折，即使不是現在的川普總統，遲早也會出現其他洗牌者，隻是個時間問題。物極必反。當曆史洪流轉向時，它是無情的，誰當總統都不會改變它最終的流向。命運的安排，使川普成了第一個戳破“皇帝新衣”的總統。他攪亂了歲月靜好，犯了眾怒，成了眾矢之的。
根源 (The Root Cause)
看清了大趨勢，再來看看現在美國社會是怎麽走到如此分裂的。很多人由於憤怒，把一切問題都歸結於一個川普總統的出現。這好像也過於草率，有可能一葉障目，從而忽視了深層的原因。
要理解今天美國的問題所在，我發現必須回到美國政治和文化的起源。但立刻就感覺到自己對西方思想發展史了解太少，要補課。《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4]（“西方思想傳統的智者們”）這部Audible 有聲書滿足了這一需要。推薦。
美國是一個奇葩。與中國等有著悠久曆史的國家相比，美國並非是在一個在特定區域、由特定人群通過數千年一點點進化而來的。美國是在很短的時間裏被有意發明出來的[2]。但是這發明並非異想天開，而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和哲學數千年發展基礎之上的。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歐洲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時期John Locke等思想家的影響[4]。美國不僅是個發明，也是一個場大膽的創業實驗。在當時啟蒙運動五花八門的思想裏，美國的創立者們隻是從中選取了很特別的一小部分。與今天的創業一樣，沒有誰能保證這實驗就一定能成功。後來也有人選擇了其它思想進行實驗。如前蘇聯的創立者就選擇了馬克思的思想，其實驗結果已經成為曆史。但美國的實驗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這已經是非常奇跡、非常幸運了。因為起源於發明，兩百多年實驗一路上磕磕碰碰，也是靠著不斷地繼續發明和自我修正，才活了過來。美國獨立宣言，憲法與多個修正案，建立起了美國文化的基礎。文化是一個國家的凝聚力。
美國從來都不完美。曆史上也犯過現在回頭看來很糟糕的錯誤。人們可以從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但不可能回頭來修改曆史。由於美國的基因是發明，美國曆史上總是有人在嚐試去實驗其它思想和理念，期望能夠得到“更理想、更美好”的結果。這種努力是得到社會認可和尊重的，也是自我修正的一部分。這是美國社會和文化的包容性。但是，即使有著美好的初衷，這些實驗不一定都能成功，有些還導致了下麵將看到的很糟糕實驗結果。
作為現在的美籍華人，我們都不會忘記美國曆史上出現過排華法案這樣的黑暗。在二戰中，作為美國的盟國，中國軍人們浴血奮戰，才使這一法案在1943年得以被推翻。直到1965年，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下，華人選舉權才得到了徹底平等。我們得益於我們前輩的不懈努力和六十年代美國的這場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倡導和平非暴力平權理念，得到了人們的廣泛支持和尊重，也在於他是要求平等地成為這個美國社會的一部分，並非要求對黑人特殊對待，而是與白人的同等對待。“We the People”，“我們都是美國人”，這樣的單一“Identity”（身份），強調的是我們的共同點，而不是不同，是讓社會和文化走向認同、而不是分裂。這是一場偉大並且成功的實驗。但是很不幸，馬丁路德金的這一認同和團結理念，在之後的運動中，不僅沒有能夠得以傳承，反而走向了反麵：異化與分裂。對於這段曆史，和後來出現的“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等等，作者Francis Fukuyama （福山）在他的著作《Identity》[5]（“身份”）一書第11章中給予了很客觀的介紹和分析。這些使社會越來越走向分裂的理念和運動，一直延續到今天。作者指出，在這個過程中，左右雙方都有份，但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左派（progressive liberals）的影響廣的多，而且越來越走向更為極端。這些左派理念和實驗同樣可以在歐洲啟蒙運動和後來的哲學家中找到思想基礎，如羅素和馬克思[4]。
“National Identity”（國家身份）是作者Fukuyama深入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也為解決當前社會分裂提供了希望。如果在中國問“你是誰”，毫無疑問，回答是“我是中國人”。這就是“國家身份”。經過了多年“身份政治”的影響，如果現在美國問這個問題，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門，“華人、太平洋島人、印第安人、白領/藍領、白人/黑人、‘紅脖子’、老墨、左/中/右派、女權主義者、環境保護主義者、去教堂者、無神論者、異性戀、同性戀、變性人、無家可歸者、支持墮胎者、難民、新移民、非法移民、……“。幾十年下來，越分越多、越細，並且每個群體的要求和利益都要分別給予特殊對待，因為這些群體有著他們獨特的“Lived Experience”（生活體驗）。適當的Diversity（多樣化），可以使社會更豐富、健康、有活力。但是過了頭，各個小群體隻考慮自己的利益、互相失去信任，國家最終會陷入混亂和分裂。奧匈帝國垮台和現代過度多樣化造成國家衰敗的例子很多[5]。這並非是要回到所謂的nationalism（國家主義）。移民政策也是爭論激烈的話題。我們是新移民，受益於美國的開放和包容。但是現在越來越明顯，這種”身份政治“的實驗正在走向極端，逐漸使美國失去凝聚力，使國家走向分裂和衰亡。相反，把大家團結在”我們都是美國人“這一個identity下，美國才有希望。一個國家，如果把自己的文化認同丟掉了，其生存是很危險的。對此，作者在這書的第12-13章中的分析很值得深思[5]。
Identity Politics - “身份政治”對於經曆過中國“文革”的人們來說並不陌生，並非美國或歐洲獨有。文革初級紅衛兵喊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以及“紅五類”針對“黑五類”的鬥爭，其實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關注點不是在於各方觀點的是非優劣、merit or virtue，而是在持有觀點人的出身等特征。很多這些特征是與生俱來的，不可改變的。在這樣的基礎上，理性的辯論變為不可能。如果說這些“身份政治”運動、如這幾年來的Black Live Matters (BLM)運動、的初衷還是好的、是希望引起社會對問題的關注，但結果往往是發展為懷疑、敵視、或仇恨，不僅沒有得到所希望的社會同情，反而走向了孤立與分裂，反而失去了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很可悲的。近年來，“身份政治”也被極右翼接過去，爭辯如果允許BLM運動，為什麽白人至上運動不可以？多年的“身份政治”種下了今天美國社會嚴重分裂的禍根。
與“身份政治”緊密相關的是所謂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由於“Lived Experience”隻有該特定人群才有、並且是內在感性的，外人就無法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或反駁。這就造成了很多心裏想的話不能在公開場合說，很多過去的習慣用語也必須改為一些奇奇怪怪的新名詞。禁言已經在“文革”那樣的環境下發生過。但是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有言論自由的保護，理論上任何話都是可以講的。鑒於社會公德與互相尊重、以及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原則，即使沒有“政治正確”，在美國大多數人講話都還是比較注意的。然而這些年來強製性地推行“政治正確”，反而造成了人們之間的隔閡。川普總統上台後，針對“政治正確”，故意地講了許多人們心裏明白但不敢公開講的話，許多很難聽、但是實話[5]。他觸犯禁忌，捅了馬蜂窩，惹惱了許多人，使得社會進一步分裂。美國民主政治的基石是debate and reasoning（辯論和講理）。為了“政治正確“而禁言，隻能使社會變得非理性。現在絕大多數美國主流媒體集體一邊倒，十分讓人擔心。這些年來，"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我並不認同你所說的觀點，但是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講這些話的權力“）這樣的自由民主精神，在美國已經越來越少了。由於隻可感受並接受，不可辯論和質疑，“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如同宗教的替代品[6]，正在動搖美國文化的基石，把美國社會推向瓦解的邊緣。
在過去幾十年中，還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對於理解美國社會現在的分裂會有幫助。60年代民權運動後，在黑人、華人、等少數族裔人新產生的選票大多被民主黨爭取到後，民主黨的注意力轉到一個接一個與“身份政治”相關的話題上。當正在非常努力地把人群越分越細、並為每一個細分小群爭取權益時，民主黨忽視了一個本來應該屬於它去爭取的大群 – 傳統的美國體力勞動者們。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大趨勢下，這些人從過去的小康中產階級，現在變到了與上世紀70-80年代美國黑人類似的狀況[5]。很長時間裏，他們成了被兩黨傳統政治勢力都遺忘掉的人群。但是，川普看到了這一點。2016年正是這個被遺忘的群體把他推上了總統寶座。民主黨真正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為什麽會出現這個現象？已故教授Christopher Lasch在25年前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在他去世後一年出版的《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6]（“精英的反叛和對民主的背叛”）一書裏，對後來一直到今天所發生的事情給出了準確的預見和清晰的分析。這裏的“精英”（elites），與前麵提到的“技術官僚”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很多是各種技能和領域的專家（professionals）。不同之處是精英們除了在政府機構，很多是從業於大學或私營機構中，教授、科學家、IT工程師、科技高管、顧問、記者、媒體製作人、演員、金融分析師、基金經理、律師、等等現在的流行職業。大多數精英們居住在美國東西兩岸民主黨為主的州裏。但他們並非都是民主黨人或認同者，共和黨也有。白人、黑人、華人、印度人，各種都有。Lasch教授在此書第1章中上來就講，雖然在美國特權階級始終存在，但從來沒有像現在的“精英們”這樣如此危險地與他們的周圍所隔絕。精英們普遍鄙視生活在美國中部的人們，覺得這些人很落後、愚昧、無知、無聊，與這些同為美國人的人們毫無認同感，甚至不覺得是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裏。精英們是近年來全球化大潮中的得益者。精英們關心的是在國際化中如何賺錢、出名、享受各國奇異的美食文化服裝，但並不需要承擔任何社會承諾與責任。對於精英們來說在美國東西兩岸的家，隻是在世界各地參加各種活動和會議飛來飛去過程中的一個落腳點。他們習慣了旅遊者似的世界視角。身為美國人，對於關注和參與解決美國廣大社會問題的熱情很有限，認同感也許還不及對大洋彼岸的國家多。愛國（patriotism）隻是個抽象概念。從六十年代以來，精英們並沒有想通過民主的公開辯論把他們的理念強加於美國的大多數老百姓，而是另辟平行或替代機製，就不再需要與那些不開化的其他美國普羅大眾打交道了。無國界概念很自然、很正常，因為生意和機會在全世界。然而世界還沒有進化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4]。資金流動可以沒有國界，但勞動者是有國界的[5]。久而久之，這些生活在美國中部的勞動者，由於種種原因，就被邊緣化於這套全球化替代機製之外了。經過幾十年的經營，精英們已經基本上掌控了美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新聞、文化命脈。無論政治體製內的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人上台當總統，他們自己要麽就是精英，要麽也一定要拉上精英們。直到2016年川普這個政治體製外的奇葩逆襲當上美國總統，膽大包天，要對精英政治開刀，才真正觸痛了精英們的利益。精英們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左派精英們對於美國立國文化傳統的認同感本來已經很淡漠，對於完全在美國選舉製度下合法產生的這個川普總統，實在是不能接受，立刻就打出來“他不是我的總統”、“四年抵抗運動”等旗幟，這是對美國憲法的蔑視。再加上川普總統並不買他們的帳，社會矛盾變得前所未有的激化。Lasch教授的觀點屬於populism（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左中右都可能，所以與川普總統的一些觀點，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觀點，都有類似之處。後麵會談到它在曆史上曾經的作用。
促使不同觀點演化成為社會分裂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主流媒體最近這幾年來向左的一邊倒，想必大家已經有察覺。如果希望了解其原因和嚴重程度，可以參考作者Mark Levin的書《Unfreedom of the Press》[7]（“新聞不自由“）。在民主社會中，新聞媒體起著重要的監督、反饋、公正批評作用。如果說兩黨政治好比體育比賽，新聞媒體就是裁判員。但是近年來大部分主流媒體越來越不甘於作為裁判員的寂寞，挽起袖子、跳入賽場，站到左翼一方，當起了運動員，成為了事實上的民主黨黨媒。這種一邊倒很危險，使得社會輿論不對稱和並且偏激，客觀上起到了煽動社會走向分裂的作用。
這些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種種矛盾，看似孤立、偶然，實際上是在上述國際大環境和美國發展大周期之末的必然。不是這些矛盾，也會出現別的矛盾。
大選 (Presidential Election)
再過幾周就是美國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雖然說誰當總統可能不會改變美國曆史大轉折後的最終去向，但不同的總統很可能會影響到如何轉折，所以還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民主、共和兩黨為了總統競選互相攻擊、吵翻天。再加上媒體的炒作，讓客觀判斷更為困難。我希望在我投票時，不是一個感性衝動，而是經過認真理性思考的。有兩個問題我需要先搞清楚。第一個問題是希望搞清楚一開始講到的我那文革“免疫反應“意味著什麽，以及對於大選的影響。第二個問題是，對美國轉折時的挑戰有了解後，我希望搞清楚如何選擇總統，更有利於美國即將到來的大轉折。
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曆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不屬於狹義上顛覆國家政權的“革命”，卻是用一種極端意識形態和暴力去顛覆傳統文化的廣義革命。這幾個月，在幾個美國民主黨管理地區和許多大學裏，出現了有組織的打砸搶、破壞傳統標記和建築、對私有財產的蔑視和破壞、蔑視法規的暴力衝突、抹殺傳統價值觀、表態站隊、因言定過，與文革中的“破四舊”、“抄家“、“文攻武衛” 、“鬥私批修”、“表忠心”、等等有很高的相似性。很驚訝的是，對此民主黨和多數主流媒體，從一開始就保持沉默態度，其中的一些極左民主黨官員則公開站出來支持defund police運動和已經走向仇恨化的BLM運動，與依法地客觀、公正、及時處理George Floyd事件越走越遠。對於在美國這樣的民主法製社會中出現這些與“文革”類似的有組織極左和暴力現象，我非常困惑。為了能夠了解其共同的曆史淵源，我去讀了兩本“革命史”，從開始的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1848年遍及歐洲的革命浪潮、到20世紀初的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一本《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8]（“人們心中的一把火：革命信仰的源頭”），作者James Billington是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上世紀60年代末在美國出現的大規模“反文化”動亂（Counterculture）和左傾革命思潮在年輕人中蔓延，促使作者在1980年寫下了這本經典巨著。不少當時參與了動亂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年輕人後來成為了大學裏的哲學和政治學教授[4]，對今天的美國大學、中學教育有著深遠影響。此書第9章中對於馬克思、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作了仔細的介紹和分析。恩格斯：“共產主義並非教義，而是運動”，不是說說而已，而是一定要付諸實踐和行動的。共產主義幽靈（specter）和“革命之火”，通常以民主的名義出現，在過去中國近代曆史中、現在正在發生在美國的社會動亂中、以及現在美國極左政客煽動性言論中，都很常見。第二本曆史書《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9]（“世界革命：反文明的陰謀”）是作者Nasta Webster在一百年前寫的，她親身經曆了那革命年代。後人批評她關於革命曆史中秘密組織（secret societies）的描寫是陰謀論。但是第一本書的第4章對秘密組織給予了證實[8]。革命者對於改良（reform）沒有耐心，而要用激進手段、包括暴力，來迅速解決問題。這在近來美國動亂中很活躍的極左組織ANTIFA的綱領中（見Wikipedia）可以很清楚看到。當年在中國，主張激進的陳獨秀與改良的胡適的辯論中也是如此。胡適認為激進和暴力即使取得了成功，結果將會是獨裁專製。很不幸曆史證明胡適是對的。現在總統大選之前在美國發生的這些問題，不得不讓人的擔心曆史的重演。對比曆史，現在眾多相似之處實在不容忽視，繼續發展下去會很危險。下麵是兩書中的一些內容與現實的對比：
- 與現在媒體向左一邊倒相同，曆史上所有的激進革命運動都是由媒體和記者主導的，用媒體煽動大眾去革命，並且大多發生於新傳媒技術普及的時候。1848年歐洲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生於電報技術的普及；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反文化動蕩，發生於電視技術的普及；現在美國的激進動亂發生於互聯網社交平台的普及。
- 與現在極左政客Bernie Sanders所鼓吹的一樣，無一例外，每次激進革命者們都有個烏托邦式的美好目標，用以吸引大眾，並且都是給自己貼上民主的標簽。但是無一例外，結果都是與美好目標相去更遠。
- 與現在的左傾精英政治一樣，每次革命的領導者和骨幹都不是來自被解放對象人群，而是來自之外的知識精英（intelligentsia）。馬克思歐洲革命、俄國革命和列寧布爾什維克革命都是針對“無產階級”和工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是針對農民。現在美國的BLM運動是針對黑人，但骨幹很多是左翼白人精英。如果宗教是麻痹大眾的鴉片（馬克思言），那麽革命就是知識精英的amphetamines（安非他明）。
- 與現在美國發生的打砸搶和ANTIFA等極左反政府組織的暴力活動一樣，為了達到“美好目標”，曆史上的革命者們通常都允許不擇手段、沒有底線。
- 革命即使成功了，如在蘇聯和中國，結果都與美好理想相反，以政府強製整體貧窮化的“平等“而告終。權貴不同了，但被解放對象往往是失望。幾十年下來，美國現行的左傾“身份政治”並沒有解決所希望解決的社會問題，反而使問題更深。民主黨領導下的BLM運動正在走向仇恨和暴力，並不能改善黑人的現實處境，反而分裂了社會、激化了矛盾。
- 左傾民粹主義在俄國和中國革命的曆史中都起了很大作用。也許是幸運，現在支持川普民粹主義的美國體力勞動者，在之前沒有被民主黨左傾力量關注並爭取過去。他們沒有像俄國和中國的工人農民那樣，成為參與反對精英統治的革命力量，這也許是因為現在美國的精英政治兩黨的建製派都有份。否則會很危險。
再來看看第二個問題，美國如何選擇總統更有利於這即將到來的大轉折。用個比喻來思考，也許會幫助我們站得更高些、看得更清楚些。總統大選也許有點像一個公司的董事會和股東們選擇CEO。一般會采用top-down approach（自上而下方式），要首先搞清楚公司的大目標是什麽，然後需要找什麽樣的人來實現這個目標。候選人的個性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候選人是否有能力來完成這個任務。根據我十幾年的管理經驗，能幹的人往往都是很有個性的，都不是“省油燈”。關鍵是能否創造一個環境，讓能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大目標上，並實現之。個性隻要是不與這個大原則有本質的衝突，就需要包容，而不是micro-management（拘泥細節，管頭管腳）。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首先要看清美國下麵四年的大目標是什麽。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在麵對上述諸多社會矛盾的前提下，盡量讓美國為上述即將來臨的大轉折做好準備。如果作者Friedman的周期分析有道理的話，下麵這四年是轉折前的過渡，而代表轉折後方向的總統會在2024年或2028年出現。今年要選出的總統隻是為了這個過渡[2]。至於轉折後的方向會是什麽，現在尚未明朗，隻能分析和估計。而Friedman一書對分析提供了幫助，也就是這幾十年來產生出了的龐大政府機製已經走到了其生命的終結，必須矯正。為回避一時的痛苦而去維穩，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曆史大轉折是躲不過去的，一味地維穩，隻會把痛苦延遲，從而加劇未來的痛苦。這與每個美國人的切身利益都相關。下麵四年的總統需要擔負起這個過渡的職責。因為現在隻有兩個候選人，任何一個都不會是完美的，我們選民隻需要在兩人中選擇一個相對而言更適合這個職責的人。
選擇CEO，一定要有interview（麵試）。而剛剛結束的民主黨全國大會DNC和共和黨全國大會RNC，正好是對現在兩位總統候選人及其團隊的“麵試”機會。我抱著公平的原則，認真地看了兩會雙方大多數人的講演。好在這次雙方的差異非常大，在已經清楚了需要什麽樣總統的前提下，麵試並不困難。
川普（Trump）陣營給出的競選宗旨很清楚，就是要繼續矯枉。同時強調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譴責這幾個月的暴力動亂和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我一直很不喜歡川普本人“大嘴巴“的個性。我可以不喜歡他的信口開河，但是不得不承認他所想和所說是基本一致的[5]，並且說到做到。他上次競選時的承諾很多都已兌現。也就是說，川普講話可能不好聽，但對於他會做什麽的可預知度比較高（predictability）。對他的can-do精神和團隊的總體水平留下很深印象。川普是個務實的領導，並非以意識形態為目標，他的團隊也已有合作穩定的過程，對於團隊未來執行競選宗旨的可預測性也比較簡單。
拜登（Biden）陣營很不一樣。相比起川普時常表現出的傲慢個性，我感覺拜登作為個人而言更加厚道些，但我並不是為了選鄰居。他政治傾向上是溫和自由，與我過去的觀點比較接近。但是拜登陣營的競選宗旨不很清楚，似乎把川普拉下總統寶座是不斷重複的最高目標。雖然長期目標比較模糊，但奧巴馬、希拉裏、克林頓等民主黨建製派大佬們在大會上的助陣，可以預計其宗旨還是繼續維持川普之前的民主黨既定政策，包括”身份政治“、”政治正確“、等等，即使不走向更加左傾的話。我擔心的是，拜登似乎是個沒主見的弱領導，而他周圍團隊人員個個都比較強勢，這是個危險的管理團隊組合。雖然說的都很好聽，考慮到這些人過去的表現，未來團隊執行力的可預測性不高。最使我不安的是拜登團隊中Sanders和Harris兩個人。Sanders倒是不隱諱他的極左傾向，眼睛中一直燃燒著“革命之火”。Harris是副總統提名人，她過去政績也是很左。雖然在這次“麵試“中，她的表現相對溫和些，但是給我留下了一種虛偽（hypocritical）的印象。我在美國職場上工作多年的經驗中，有這種印象的人並非罕見，往往是說的很好聽、但變起臉來比誰都快。我希望這是錯覺。但是拜登萬一在任期內有三長兩短，Harris將成為美國總統，這實在很危險。在“麵試”過程中，拜登團隊隻字不提這幾個月來美國民主黨地區有組織的極左暴力動亂，還繼續稱其為和平示威。總體來看，如果拜登當政，美國政府走向更為左傾是大概率事件，使得已經很龐大的聯邦官僚體製走向更大和更廣泛的社會掌控。美國政府如果發展為更左甚至極左，將使上述已經很嚴重的社會矛盾進一步深化。
雖然還可以考慮更多的方麵，但這簡單的對比，就已經很清楚了哪個候選人更適合美國下四年的大目標。與文貫中教授的看法一致，川普是在當前美國麵臨轉折這個非常時期的洗牌者。如果繼續連任，他將繼續洗牌，為即將到來的轉折鋪路。他隻是過渡，並不代表未來。他的洗牌已經、並且會繼續帶來各種痛苦，但希望這是短痛，使轉折盡快順利到來。矯枉有可能過正，但對美國憲法要有信心。而拜登團隊的宗旨明顯是回避這些年來係統性左傾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而是希望用進一步更左來維護這已經不可持續、並且已近尾聲的左傾周期。其結果勢必在這周期不可避免地結束時，造成更大的痛苦。像我這樣過去一直同情民主黨的溫和自由者，都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很遺憾，現在雙方競爭如此激烈的時候，民主黨還是老調重彈，居然拿不出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和像樣的競選班子，看來是氣數已盡。
所以，這次總統大選不是選擇川普或拜登，而是選擇順應曆史、短痛少痛；或是選擇維係舊體製、阻擋曆史潮流，從而導致長痛多痛。無論大選的結果是什麽，都是美國人民在民主製度下的選擇，都需要尊重。
樂觀 (Be Optimistic)
美國現在這場越來越左的政治實驗，即使願望善良，由於偏離美國的立國之本越來越遠，其終將會結束。麵對現在社會分裂和動亂，還是不應該失去對美國之本的信心、和對美國精神的信念。
經過二百多年來的發展，美國之本可以概況為三方麵：美國的哲學，美國的文化，和美國的曆史。作者Ben Shapiro在他的新書《How to Destroy America in Three Easy Steps》[10]（“如何三步就輕易毀掉美國“）中對這三方麵給出了詳細描述，並且指出了現在美國社會裏，針對這三方麵的嚴峻挑戰和破壞。對於何為美國精神，作者David McCullough在《The American Spiri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11]（”美國精神：我們是誰，我們的立場是什麽“）一書中講得非常好。現在民主黨的左傾在多方麵已經背離了美國之本。川普總統的一些做法也有違美國精神。現在是過渡時期。幾年後，希望在未來美國新的周期開始時，能夠回到傳統的美國之本和美國精神。對此要有信心。
美國的基因是創新。美國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美國曆史上的重重困難，有的比現在的要困難得多，也都走了過來，並且在創新的浴火中重生[2]。現在的困難是重生前的痛苦，終究會過去。對此要有信心。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相對於世界上許多國家，美國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1]。對此要有信心。
世上很多事情也許沒有對錯，而隻有因果。學習曆史，是為了看清現在，並且不失對未來的樂觀。雖然當年革命烽火中，黑格爾講：“人類從曆史裏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沒有學到任何教訓“。希望我們這代人能夠有足夠的智慧，超越這個輪回。
參考書籍與資料
[1] “Disunited Nations: Succeeding in a World Where No One Gets Along”, by Peter Zeihan, November 2019.
[2] “The Storm Before the Calm: America’s Discord, the Coming Crisis of the 2020s, and the Triumph Beyond”, by George Friedman, February 2020.
[3] 文貫中教授訪談： “這一輪全球化已經終結，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很有限“，2020年4月。
[4] “Great Mind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3rd Edition”, by Darren Staloff, 2000.
[5]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by Francis Fukuyama, September 2018
[6]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by Christopher Lasch, January 1996.
[7] “Unfreedom of the Press”, by Mark Levin, May 2019
[8]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 by James Billington, January 1980.
[9] “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 by Nasta Webster, 1923
[10] “How to Destroy America in Three Easy Steps”, by Ben Shapiro, July 2020.
[11] “The American Spiri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 by David McCullough, April 2017.
注意：最近微信公眾號“陌上美國”在轉發我本文時做的大量刪改，並未得到我作為作者的審閱和同意，有些與我的原意不太一致。敬請讀者注意。
看後有兩點感受： 1） 美國大部分民眾，包括一些精英分子不會去讀他讀的書： 沒有閱讀能力， 也不會花時間。 美國人，或者北美兩國的近兩代人文化水平和修養被可恥的教育摧毀得非常厲害！從我女兒小學到中學老師讓他們讀的書可見一斑。 2） 始終認為，美國不回到建國的信仰根基，你說的這個轉折或許隻能夭折或變向。 川普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他的確一直努力把國家帶回核心信仰價值觀。 所以未來樂觀嗎？我，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