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樂根本不是用來給人娛樂的,而是用來調節自然,歸正天地萬物秩序的,其效法超自然的神的智慧,以完美的天道法則為標準,能安撫萬物,使一切回歸大道,和諧而有序。因此,早期的樂是當時社會最重要的教化人心的工具。
樂對人心的教化作用從它誕生的那一天就具備了,在曆史的發展中也一直延續著這個作用,隻是越到後麵表現得越隱蔽、微弱,而樂的娛樂作用等反而起了主導。尤其到了近代後,這種教化作用幾乎完全被破壞,慢慢成了敗壞人心道德、放縱情欲的工具。
早期的樂除了教化人心,歸正萬物秩序等作用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作為信息傳播與政令推行的工具。
古話說“四門貼告示,總有不識字的”,以文字傳播信息、發布政令這是文字在民間普及以後的事。雖然文字在黃帝時就已經有了,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觸到文字,更不可能識字。在春秋時期開始建立民間私學之前,那時隻有貴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識字,士以下的普通百姓是不能讀書識字的。在商朝更是如此,商代連一般的貴族都不會識字,隻有極少數與文字打交道的史官、巫覡或高級的貴族才能識字,普通百姓根本接觸不到文字。再往前推,能識字的就更少更少了。
所以那時候信息傳播、政令發布的主要途徑根本不靠文字。比如舜在位時,曾將五種刑法以圖畫的形式畫在日用器物上用來傳播法律,這是其中傳播的一種方式,但也不是最主要方式。那時傳播信息、推行教化的一個主要方式是樂,這是樂早期發展出來的一個重要作用。
在很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君王經常會派人到民間去采集民樂,後來稱之為“采風”。象《詩經》中的《國風》部分就是從民間采集來的,“采風”一詞也是這麽來的,還有漢朝樂府等也是如此。君王派人深入民間“采風”的目的,不是為了娛樂,主要是用來了解民風民俗的變遷、傾聽百姓的心聲、了解百姓的生活與民間疾苦,以對照發現自己施政的得失。[1]
樂在那時,是君王向天下發布推行教化,以及了解社會風氣、傾聽民聲的重要渠道。君王將對天下的教化譜成樂舞,然後推行傳播於天下,天下百姓在載歌載舞間同化君王的教化,潤物無聲。
在兵法中,孫子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孫子在這裏指的是用謀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如果連謀略都不屑使用,隻是歌舞之間便令兵將解甲、遠夷臣服,這又是何等的境界?
在五帝時期,三苗部族時常作亂,破壞社會秩序,不服從統治,這一直是令當時社會頭痛的問題。三苗源於蚩尤的九黎部落,蚩尤被黃帝打敗斬殺後,其殘部發展出後來的三苗族,其民風彪悍、野蠻善戰、喜歡作亂、難以馴服。
《尚書》中記載:舜帝時,三苗又不服從統治而再次作亂,舜便派禹帶兵征伐。討伐了一個月後,三苗仍然不服,禹也無法征服三苗。於是禹便聽從伯益的建議,停用武力,班師還朝。退兵回來後,舜帝便大力施行教化,令人手執羽毛、盾牌,在皇宮的東西兩階之間大演樂舞,以示天下。教化很快通過樂舞傳播開了,也傳到了三苗那裏。七十天後,三苗被感化,前來歸順,表示臣服。[2]
不光歌舞可以屈人之兵,古人在殘酷的戰爭之中,在衝鋒陷陣之時,亦能歌舞而戰,這在今天看來,是何等的浪漫主義情懷。
據史書記載:武王伐紂決戰朝歌之野時,僅率領兵車三百乘,士卒四萬五千人,衝鋒三千人,而紂王的軍隊是七十萬人,眾寡懸殊。
就在兩軍交鋒之時,鼓聲震天,武王軍隊踩著鼓點的節奏,歌舞大作,前頭唱歌後麵跳舞,迎向紂王大軍,“歌舞以淩殷人”。麵臨如此陣容,商朝大軍不知作何感想,史書記載他們臨陣倒戈,帶領武王軍隊進攻朝歌,使弱小的武王摧枯拉朽般地擊敗了強大的商朝,成為天下共主。[3]這件事在《華陽國誌》與《白虎通》中都有記載。
[1] 《春秋公羊傳》:“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間求詩。”“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
《漢書·藝文誌》:“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 《尚書·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幹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3] 《華陽國誌》:“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白虎通·禮樂》記載:“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人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