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在中央和省、部級掌握實權的官員們，雖然幾乎個個都有在職博士或者黨校研究生的學曆，可是實際上他們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在這裏主要指語文水平）隻有小學，因為他們在文革前隻是小學生。小學畢業生的語文水平是什麽樣的呢？認識一些常用漢字，會寫簡單的書信。而語法和寫作能力的訓練主要靠中學六年。這些官員們沒有上過中學，所以他們沒有接受過語法規範、詞語搭配和準確表達等方麵的係統訓練，因而他們說出來和寫出來的東西經常出現許多不符合語法規範和詞語搭配的常識性錯誤，在製定政策和編寫文件的時候會出現許多笑話和謬誤。下麵僅舉兩、三個人所共知的例子。
現在在官方媒體上幾乎天天可以見到“戰勝疫情”的字樣，這其實是一個病句。對於目前在世界大流行的新冠肺炎，我們的老祖宗早就造好了一個詞：“瘟疫”，就是很厲害的傳染病。隻能說“戰勝瘟疫”而不能說“戰勝疫情”。什麽叫“疫情”？疫情是指瘟疫傳播的情況（傳播的速度、範圍和造成的危害）。怎麽能戰勝“情況”呢？“疫情”和“病情”、“災情”在詞語上是同一類的，你能說“戰勝病情”或“戰勝災情”嗎？隻能說“戰勝疾病”或“戰勝災害”。可是謬誤重複千遍人們就習以為常，就欣然接受了。現在不僅國內的官媒和自媒體這麽用，連海外華人也這麽用了，把“瘟疫”一詞統統用“疫情”代替，什麽“疫情防控”、“後疫情時代”等等。中華文化墮落到如此地步，實在可悲！當年毛澤東寫過一首詩，叫《送瘟神》，他也沒說“送疫情”呀！不管毛澤東有多大罪錯，他的語文水平還是當今領導人望塵莫及的。
第二個例子是最近一些年搞得轟轟烈烈的“地改市”、“縣改市”、“市改區”和“鄉改鎮”。“地”指毛時代的“地區”，古代叫“府”，是一個地理和行政的概念，它表示的是一個包括十來個縣的一片區域，以及這個區域的管理機構。在這個區域裏雖然有若幹個城鎮，但是絕大部分是農村。不知最早是誰出的餿主意，把地區改成了市。“市”的概念在中文裏是指城市，它不應該包括農村。在毛時代，把北京郊區的若幹個縣劃歸北京市管，那是政治需要，已經是不對的了，如今把大片的農村區域都叫做市，更是荒謬和荒唐了，完全違背了中文裏城市和農村的基本概念。把“縣”改成“市”也是一樣的荒唐，除了縣委書記覺得叫市委書記更好聽、更有派頭之外，對廣大農民毫無意義。現在出現了地級市下麵又有縣級市，連寫信時寫地址都覺得很別扭。不知是什麽原因，縣改市停了一些年沒搞，造成各省都有縣和縣級市共存的怪現象，沒有改成市的縣有低人一等的感覺。據說又要重啟縣改市，把所有的縣都改成市。鄉改鎮也是同樣荒唐。鄉本來表示包括幾十個村莊的一片區域，鎮隻是表示有街道有商店有學校的一個居民點，它可以是鄉政府的所在地，是一片村莊的經濟、文化和行政中心。把鄉都改成鎮，和地改市、縣改市一樣都是以點代麵，進一步製造了中文詞語概念上的混亂。
地改市和縣改市不僅造成了中文詞語概念上的混亂，也造成國家在統計經濟和人口等數據上的混亂。前幾年看到一個報道，說山東濰坊市人口（2010年人口908萬）已經超過西安市（2010年人口846萬），進入了中國的大城市行列。把一個包括廣大農村的地區和一個真正的城市相比，不是很荒謬嗎？
還有一個荒唐事是把大重慶當作一個市。重慶市現在的麵積遠大於海南省和寧夏自治區，接近浙江省的麵積（重慶市麵積是上海市的13倍），包括39個縣，人口3100多萬，完全是一個省的規模，本應該叫做三峽省或者川東省，可是現在偏偏把它叫做直轄市，和北京、上海、天津一起比經濟指標。萬縣市本來是一個地級市，劃歸重慶市以後，改為萬州區，其實它離重慶還有400多裏地，這也是很荒唐可笑的。現在經常有人吹噓說重慶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把各個省都改成以省會城市命名的市，把整個中國都改成北京市，那不是更大的城市嗎？
以上這些錯誤決策和荒唐事都是因為中國的官員們沒有學好語文知識造成的笑話。希望以後能有語文學得好的官員上來，再來糾正他們前任的這些錯誤和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