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上任百日，盡管拜登政府的許多政策實際上沿襲了前任政府的政策，而其雄心勃勃的萬億刺激方案仍處於紙上談兵的階段，但從CNN到BBC等一眾西方主流媒體，已對之不惜溢美之詞。將之比作當年的羅斯福新政，認為拜登有可能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其實，撇開拜登執政百日中抗疫和紓困的短期措施和“重返國際社會”的“糾偏”，拜登新政的最大看點，就是他那仍在推銷的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
在4月28日，拜登在國會的首次演講中，極力推銷他的基建和扶貧兩大計劃：一個是價值兩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American Jobs Plan）”。所謂“就業計劃”，其實就是基建計劃，即通過投資公共交通、鐵路、機場、供水管道、道路橋梁、高速網絡等基礎建設，來增加就業。
另一個是價值1.8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American Families Plan）”。所謂“家庭計劃”，其實就是扶貧計劃，或福利計劃。該計劃將為美國3到4歲的兒童提供免費學前教育，還將向美國人提供免費的社區大學教育和家庭帶薪休假。這兩項經濟措施加上此前已經得到批準並實施的紓困法案，總價值高達6萬億美元。
如此高達數萬億美元的開支，錢從哪裏來？於是就有了第三點：向富人開刀。拜登計劃向富人增稅，並改革企業稅製。向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美國人，提高利得稅至39.6%。企業稅率由21%調高至28%。
所以，拜登新政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三個要點：即基建、扶貧和增稅。
拜登認為，實現他的計劃，可以增強美國國力，應對中國的挑戰。他聲稱，如果他的方案不能通過，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將麵臨中國的威脅。
拜登的新政是否能夠獲得成功？
自不久前拜登提出他的基建扶貧計劃和增稅計劃，呼籲企業界為他龐大的支出計劃出錢買單，便遭到共和黨、大型企業、甚至部份民主黨議員的質疑與反對。而他的計劃必須獲得國會通過才能實現。拜登已經預計到他的計劃在國會會遇到阻力，因而表示，“我願意協商”。所以，按最樂觀的估計，拜登的計劃即便最後能通過，也一定是一個大打折扣，各方妥協的縮水版本。
當然，即便是縮水的版本，拜登的計劃預計可以獲得某種短期效應，或者說短期的成功。
就短期經濟效應而言，在若幹年內，按拜登的計劃，美國的基礎設施將會有所改善。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對美國本國的經濟也有一定的刺激和拉動作用。美國的工作機會也會因此而增加。拜登的扶貧計劃，對改善貧困階層的生活狀況，也會有所幫助。
就短期政治效應而言，拜登的計劃有“派糖”的政治效果。拜登作為一個政客，善於政治包裝。他將基建計劃說成是“美國就業計劃”。因為談基建，一般民眾可能沒有多少感覺，而將之包裝成就業計劃，一般民眾就會覺得，這是與他們的利益有關，是為民眾謀福利。至於那種福利主義的“美國家庭計劃”，向民眾提供種種免費國家福利，就更直接了當。這兩項計劃加在一起，預計對民主黨的未來選舉有加分作用。民主政治，就是多數決定，一人一票。多多派糖，總是受歡迎。在這一點上，民主黨人似乎比許多總想當國家的守財奴、摳門小氣的共和黨人要 “精明”。
如果就長期來看，拜登新政的三要點，有內在的經濟邏輯矛盾，也沒有考慮到全球化的外部環境的製約。拜登認為憑他的萬億基建和福利計劃，就可以挽救美國經濟的衰落，增強美國國力，應對和戰勝中國的挑戰，這可能隻會是一廂情願。
展開來說，在高達數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中，基建和扶貧占了大頭，真正與生產製造和創新研發有關的支出，隻占了很小一部分。顯然，這裏有對因果關係的錯位認識。
就因果關係而言，美國產業的流失和製造業的衰落，不是因為基礎設施的落後和中產階級的貧困化造成的。實際的因果關係恰恰是倒過來的。正是因為近幾十年來，美國的產業流失和和製造業的衰落，才導致了國力的衰落，導致沒有足夠的財力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美國中產階級的萎縮和貧困階層的擴大。所以，基建和扶貧本身，並不能解決產業流失和國力衰退的問題。
就像在幾十年前，當美國的基礎設施和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時，產業流失就已經開始發生了。即便在今天，美國的基礎設施和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與許多產業流入國相比，仍然要好得多，然而美國的產業仍在繼續向這些國家流失。可見，基建和福利並不是症結所在，並不能解決美國所麵臨的產業流失和國力衰退問題。就像它在過去和現在都無法阻止其發生，未來也隻會是同樣的結果。
雖然基建可以增加工作機會，但是那畢竟是一次性的，工程完了，工作也就沒有了。雖然扶貧和福利可以一時解決貧困問題，但長期靠劫富濟貧，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就經濟邏輯而言，向企業和富人增稅，固然符合社會公平原則和當代賦稅倫理：富者多納稅。但是，在全球化的外部環境中，當你無法做到“關門打狗”，而資本可以因自由貿易而向外流動逃跑時，這種道德大旗下的劫富濟貧，隻會事與願違。
當拜登說道，“沒有理由風力渦輪機葉片隻能在北京生產，而不能在匹茲堡生產”時，盡管他獲得了一片掌聲。
但問題在於，資本沒有祖國。對於資本而言，沒有理由要在一個人力成本高3-10倍和企業稅高百分之幾十的地方去生產同樣的產品。當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都在以低人力成本和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時，那種殺雞取卵的高賦稅政策，必然導致資本和產業更多、更快地流失。
為了阻止低稅率競爭，拜登試圖與西歐國家聯合行動，推行全球企業統一稅計劃。但是，即便在全歐洲，這一願望也未必能達成，更不用說對其他發展中國家。
盡管拜登將他龐大的刺激計劃與以中國競爭的目標相聯係。並將之上升到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之爭的高度，上升到美中爭奪21世紀的勝利的高度，但是，撇開意識形態的偏好和信仰成分，撇開巨額資金刺激下的若幹年內的短期效應，從長遠來看，從其計劃本身來看，就事論事，卻難以引出必然成功的結論。
這與中國不同，也與小羅斯福時代，或者裏根時代不同，那是做的東西是從無到有的概念，那麽就必然讓經濟內容發生革命性的改變。比如中國的高鐵，和裏根的全國高速公路網，一旦出現，就必然帶動很多方麵，這是基礎建設投資的意義，其實本身並不掙錢。
而拜登的計劃等於是修複舊有的東西，不太可能因此而產生新的經濟內容，僅僅是創造工作機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