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chuan
retired scientist
論中國之民主共和
前言
有一個問題一直在我心裏盤旋。歐洲和美國已經進化到一個相對穩定完美的社會機製，不管是內閣製、君主立憲，還是總統製，都滲透著民主共和的精神。而東方的中國卻不管風吹浪打，依舊恪守打江山坐江山的殘缺。不管是誰，劉邦、趙匡胤、朱元璋還是毛澤東，他們一登皇位，就開始主宰一切，擁有一切。他們的子孫、功臣跟著享受勝利者的榮華富貴。人民在他們眼裏就是奴隸，就是糧食和捐稅的提供者。他們沒有任何權利，可以隨時因為一句話被監禁，甚至殺害，甚至滅門九族。
共產黨打著救星的大旗，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欺騙了農民。推翻了旨在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可是他們70年的統治告訴我們，用馬列主義指導的偉大的黨，比起封建王朝更加變本加厲，亂用無上的權力。他們可以隨時沒收土地，可以打到資本家，可以清算知識分子，甚至可以發動全國範圍的大革命，打倒他們身邊的戰友和政敵。那些有頭腦敢說話的被扣上顛覆政權的大罪，送進監獄。幾十年來，這條蒼龍一直折騰，攪得周天寒徹。
就在8年前，他們接班換屆的時候，新老皇帝一致信誓旦旦地強調“不走邪路”。為此還要5不搞、7不要。他們有什麽理由把西方自由世界說成邪路呢？人家邪在哪裏？歪在何方？
我不理解，他們對民主共和居然恨得那麽切齒，不共戴天。還把人家罵作“亡我之心不死的人”。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民主共和在中國的統治者眼裏那麽格格不入？被恨得你死我活？
中國人的錢包鼓起來之後，自行車換成別克，軍綠包變成愛馬仕，小圓口變成耐克，中山服變成西服領帶，馬路變成高速，平房變成高樓，木板炕變成西蒙斯，老白幹變成紅酒，大碗茶變成咖啡，太師椅變成沙發，珠算變成電腦，口頭禪“我靠”變成“哇塞”，高幹子孫青睞的清華北大變成了哈佛劍橋，連結婚的彩禮都變成婚紗鑽戒，……。走上那高高的興安嶺，瞭望四方。哎呀！除了臭豆腐和溜肥腸，整個中國已經全盤西化。
然而當中國全麵西化的時候，就是不能舍去一個亙古不變的東西，那就是專製。專製成了當今中國社會西化的一個孤立奇點。用數學公式表示，那就是P=1/專製，專製是分母。一旦沒了專製，即專製=0，那麽P就會無窮大，失去控製，國家大亂。
在舉國上下全盤西化的潮流中，令人惑然不解的是，人們都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民主製度。
小時候，我讀過一個《買櫝還珠》的故事。有人在集市看上一個盛著珍珠的盒子，出錢買下。然後把珠子退還賣主，隻拿著著空盒走了。自由民主，言論自由乃是西方文化的珍珠。到現在，我們從人家那裏買回的還都是盒子，忘了珍珠。
本文嚐試性地做一綜合分析，找出中國向來堅持專製的原因。
- 先天
- 800年，分作西周和東周，東周又分作春秋和戰國。在戰國的250年間，戰火紛飛，刀光劍影，終於留下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強。繼而始皇嬴政又橫掃六強，開始一個大一統的皇朝，秦。但強秦苛政暴戾，隻存在16年的時間。壽命雖短，但秦朝的大一統和專製製度卻流傳至今。世世代代，樂此不彼，屈指一算已2200年矣。
- 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列子、申子、韓非子等學術思想代表。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等不同流派。到戰國中期，眾多學說色彩紛呈，為中華文化奠定了深厚基礎。然而，不管百家、千家，沒有一家提出過民主共和的思想。也就是說，中國的先人沒有留下民主共和的基因，另類脫氧核糖核酸。
雅典式民主或古希臘式民主是在公元前508年於古希臘城邦雅典（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邊的阿提卡地區）發展出的一套民主體係。雅典也因此成為最早的民主政體之一。雖然其他的希臘城邦也設立了各式各樣的民主體製，其中大多數也借鑒了雅典的模式，但他們沒有一個能如同雅典的民主體製一樣有力、穩定且具備良好的明文規定。雅典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次直接對民主製度的實驗—因為選民並非選舉民意代表（代議政治）而是直接參加對立法、行政議案的投票。
雅典民主是一種公民領導的地方自治，但它與現代民主製度的差異仍然是巨大的。首先，雅典民主的參與權並非如現代基於居民，阿提卡的女性被認為是不完整的人（女性不具有人權，但直至法國大革命時期仍有爭論），奴隸被認為是物品，不算人；其次，製度的不完善導致政府的效率非常低。政治家們為了名利經常借演講互相詆毀，選民的民意會受在劇場中上演的政治諷刺戲劇的巨大影響都是無法忽視的事實。 然而由於參與權有無的劃分與經濟上的階層無關，因此雅典民主的選民參與程度在那個時代來說已經非常高。這種製度為希臘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以上兩段文字借用於維基百科， 致謝。）
據羅馬史，羅馬王政時期最後一任國王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的兒子強暴了一位貴族婦女盧克麗霞，並造成此婦女自殺，其親戚布魯圖斯因此起兵推翻國王。前511年盧修斯兵敗下野並被流放，羅馬王政時代自此結束。羅馬共和國正式成立，國家由執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會三權分立。掌握國家實權的元老院由貴族組成。執政官由百人隊會議從貴族中選舉產生，行使最高行政權力。部族大會由平民和貴族構成，議會領袖稱首席元老，七年為一期，一人至終身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會選出。
驅逐國王之後的最初十六年，羅馬陷入了長期的所謂騷亂之中。前494年，當時羅馬同鄰近部落發生戰爭，而羅馬平民拒絕作戰，帶武器離開羅馬，史稱“平民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貴族被迫承認了平民選舉保民官和召開平民大會的權力，平民所選的保民官，負責保護平民的權利不受貴族侵犯。公元前471年，平民大會獲得特裏布斯會議稱號，但其決議僅對平民有效。（以上兩段文字借用於維基百科，致謝。）
當今歐美不盡雷同的政體都留下民主共和的影子。西方現代民主製度在祖先留下的寶貴遺產中，逐步改進，完善，形成了相對穩定和諧的國家係統。而中國人的血液裏卻缺乏這樣的基因，以至於一個個像走馬燈一樣，你爭我搶，打打殺殺2000餘年，用鮮血和屍骨堆築成一個個的王朝。這就槍杆子裏邊奪政權的惡型循環。至今，統治者還坐在打江山坐江山的龍椅，威風凜凜，煞有介事。他們極力排斥西方的精髓，不能迷途知返。
- 人文
- 250年的百家爭鳴，但到了西漢初期的武帝則開始獨尊儒術。
2000多年來，儒道和儒術成了統治階級得心應手的利器。儒家思想的要點有克己複禮、三綱五常、忠君愛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學而優則仕、仕為知己者而死，等等糟粕。
三綱五常和君君臣臣的禮教成為束縛人民的思想的桎梏。諸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三從四德把女人當成奴隸，沒有自己的選擇和自由。而男人卻可以三妻六妾，甚至多達72個偏妃。
“學而優則仕”則把做官當成知識分子的唯一途徑。做了官就有了地位，就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沒有的禮遇，還可以免去普通人會遭受的刑罰。知識分子謀求官職前對權貴們的搖尾乞憐，卑躬屈膝；一旦為官，又會對領導感激涕零，甘當鷹犬。在孔子時期，知識分子三天不當官，就會相互勸慰。
在這樣的禮教下，皇親國戚可以盤踞宮廷，文武百官也能紙醉金迷。在這樣的製度和官場中，很難有人憑空構想出一個自由民主的宏圖，讓大好的江山和蟒袍玉帶毀於一旦。即使有人提出這樣的想法，也會被皇室和權貴們扼殺。
3 地緣
從地緣角度看，中國基本上是內陸國。北邊是以畜牧民族的匈奴和東北部的女真為鄰。這些民族文化落後，地處嚴寒，因而覷覦南邊的沃土綠洲。自南北朝少數民族就開始把勢力申到中原。後來還開啟了元、清兩朝，在中國實行了兩次逆向殖民，文化落戶的民族占領了文化先進的國度。盡管他們把遊牧和嗜殺的落後文化帶到中原，但由於文明落後，人數少，於是又被中原文化同化，還學會了繼承和發展。這方麵女真人學得還滋滋有味，居然烘托出個百年盛世。可惜他們發揚光大得不是時候，這時的歐洲經過文藝複興，思想解放，正在開展震驚世界的工業革命。
中國大陸隻有東邊一麵環海，而且距離日本和菲律賓都在400英裏之遠。況且日本沒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南亞諸國也相對落後。即使如此，明朝的海禁還強行閉關鎖國的路線。西邊則有大漠和青藏高原的阻隔，西南又有喜馬拉雅的攔截。從地理上看，中國在文化上基本上是一元的。臨近的朝鮮和越南雖有往來，他們又曾做過中國的屬國。因此，中國人隻知中國，不知有他。這種獨立發展的文化所形成的悠久曆史又成為中國人的包袱。因此兩多年來如井底之蛙，自我封閉，難有進取之誌。這種封閉也影響到生活方式，甚至醫學的發展。
文人出口之乎者也，落筆風花雪月；中醫停留在內徑素問，中藥局限於本草綱目。自三大發明後，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幾乎是零。這個曆史悠久的民族原地踏步已久，到了20世紀，才把狼毫小楷換做鋼筆、圓珠。更有甚者，還有人在民國初期把“留發不留頭”的惡令當成老祖宗留下的戒律。簡直到了渾渾噩噩的程度。
內陸文化和環境使得中國以農為主，重農輕商。因此延續千載的模式則是小農經濟。囿於小農經濟的農民常年被束縛於黃土地上，自給自足。形成了自私保守的習慣。他們能求溫飽，延續香火，便心滿意足。對外界的事不願關心過問，對政府的橫征暴斂則逆來順受。這一個散如沙粒的廣大群體顯然不會自發產生自由民主的理念。
小農有了錢就想保住自己的財富，流給子孫。到了今天，他們如果對政府不信任，還會千方百計把財產轉移到國外。而歐洲文化中的有錢人往往用捐贈的辦法，回報社會。從有錢人的消費方式來看，歐洲人目光遠大，關心作為社會整體的國家；而中國人則目光短淺，更加注重自己的家庭和血脈。前者為了大義，容易走向共和；後者出於私心，更易傾向專製。上邊緊握世襲的權力不放，下邊又麻木不仁，有小日子過就蠻好。
對比之下，歐洲三麵臨海。除了瑞士、奧地利、捷克等，其他國家和民族都有海洋出口。除了英倫三島，還有眾多半島，比如伊迦利亞、斯堪的納維亞、亞平寧和巴爾幹等。意大利、西班牙和維京（Viking）幾乎被海圍繞。組成歐洲的基本上是海洋國家，這決定了歐洲外向型經濟，和多元文化，還有大海襯托的美好風水。古希臘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意大利的文藝複興、英國的憲章運動和工業革命都在歐洲發生，歐洲的文明離不開海洋。
歐洲基本上由眾多國家組成，不論國土的大小，都各自獨立。由於山脈河流的阻隔，以及民族文化的迥異，歐洲還沒有一個類似秦始皇的偉人，成功地完成大一統的事業。大國也很少想吞並列格頓士登和盧森堡這樣的小國。這些國家在文化和經濟上來往密切，使得歐洲的文化透著多元和包容。
由於從海路、陸路可以抵達北非和西亞，又形成了地中海文化、波羅的海和愛琴海文化，海洋成了國家間交流的渠道。除了文化，還促進了商品的交流。重商的歐洲經濟模式使得商家與商家之間，國與國之間注重契約。契約精神使得歐洲人學會借助談判協商的途徑解決分歧。這種方式比中國曆史上的相互征服血腥廝殺要文明多了。多元共存和契約精神也是歐州能夠走向民主共和的一大原因。
4 探索精神
古希臘的哲學思想鼓勵人類對物質世界探索和認知。這樣的指導思想帶動了古希臘對自然科學的重視。歐洲民主共和的發展完善離不開祖上留下的科學探索精神。古希臘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成為歐洲科學研究的先驅。
亞裏士多德(Aristoteles,384年—322BC.)是古希臘最著名的哲學家、淵博的學者。他總結了泰勒斯以來古希臘哲學發展的結果，首次將哲學和其他科學區別開來,開創了邏輯、倫理學、政治學和生物學等學科的獨立研究。他的學術思想對西方文化、科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上段落參考了https://www.ajpsp.com/zuoye/5404897， 謝謝)
阿基米德是古希臘物理學家、數學家、靜力學和流體靜力學的奠基人，提出浮力和杠杆原理。他是理論天才與實驗結合的科學探索者。
此外還有著名的幾何學家歐幾裏德、天文學家托羅密、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和阿婆羅尼奧斯等。
歐洲人對科學的酷愛在14世紀的文藝複興中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他們在物理學、天文學、數學等方麵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有哥白尼的日心說。為了真理，科學家布魯諾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此外還有伽利略和牛頓的力學；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微積分；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等等。
從那個時期以後，歐洲的科學研究從未停止過。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他們更上一層樓。一個是德國的普朗克在解釋黑體輻射時，開創性地提出了量子（quantum）的概念，並由此建立了研究微觀世界的新學科，量子力學和量子場論。艾因斯坦的相對論和質量-能量公式則擴展了人們對物質世界更廣泛的認知。
歐洲的科學研究成果在生產實踐中的應用推動了技術革新。而技術的革新又推動了機械化、產業化。生產國模的擴大引起了社會效應，分散的個體經濟發展為集體或群體的活動。於是按職業的分工又有了企業家、銀行家、工程師和工人。為了捍衛各自的利益，他們又建立了各種協會、工會等組織。這些組織需要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言人，於是加強了國會或議會的作用。這種集體化的結果使得他們不會寄希望於某個權威的一尊，而更加偏愛民主共和的體製。這種製度最大程度地解放了生產力，提高了民眾的生活質量。
比較而言，中國的先秦諸子百家多以輔佐政權為目的。兵家要打仗，法家要治國，道家要無為，儒家要恢複周禮。不在此列的隻有墨子和公輸班。墨子重視科學，但多帶思辨的色彩。魯班是位木匠，相當於現代的建築師。孟子主張“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但又不是儒家的主流。因此，古代賢達在科學探索發明和民主概念上沒有留下多少遺產。盡管儒家有格物致知的提法，但意思不清，且無身體力行。
儒家的“學而優則仕”又把當官當作知識分子的唯一奮鬥目標。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追求比起歐洲的科學家們，顯得自私自利。因為他們當了官，就可以一跳龍門，身價百倍。而科學家的目的單純，他們要探索物質世界，把知識獻給人民。他們沒有利益的慫恿，沒有政府的支持，有的還會窮困潦倒，甚至失去生命。就追求和奉獻而言，歐洲知識分子的心胸要比中國知識分子開闊。
因此，民主共和的思想在歐洲知識界不會遇到阻力。而中國當了官的知識分子則會效忠主子，保住自己的地位。無論從皇帝或大臣的角度，他們都不願意民主共和，失去特權和地位。如果拿著定於一尊和民主共和兩道菜譜交給歐洲的知識分子去選擇，顯然他們會喜歡後者，因為自由的氛圍有利於他們的追求和愛好
5 敬畏
到了歐洲，遊客會發現，最莊嚴輝煌的建築就是教堂。世界馳名的就有米蘭主教座堂、巴黎聖母院，和科隆大教堂等。這些教堂的主要材料是石材。石塊、石柱和石梁碩大沉重，一座教堂的完成常常需要幾百年的時間。這足以證明歐洲人民對神的敬畏。在神的麵前，人都是渺小的，普通的。因此他們容易在神的護佑下平等相處，人人都渴望生來就有的權利-人權。
由於中國的朝代都靠武力爭殺建立，或者靠軍權謀篡。因此中國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國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裏絕對沒有理由或律條可依。
新朝開始後，勝利者有無上的權力，自命為真龍天子。龍是中國選作圖騰的張牙舞爪的神獸。人們對龍的懾服轉而對皇帝的畏懼和崇敬。不同的敬畏對象形成了東西方信仰的分水嶺。歐美國家，信奉尊重的是神；而獨裁國家則把領導人當作神。實質上，他們敬畏的還是人，武裝到牙齒的人。
到了今天的網絡時代，盡管有防火牆隔離，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西方的領導人，不管是總統、總理、抑或參議員，他們和民眾一樣，都是普通人，甚至還會感染冠狀病毒。而獨裁國的毛澤東、習近平這樣的則是人上人。他們是天生的主宰者。出門前呼後擁，進門仆從伺候。他們可以修改法律，他們可以踐踏民意，他們可以讓子孫繼承。
他們依靠軍隊和警察，管束壓製百姓。他們控製輿論，灌輸和麻醉百姓。他們世世代代可以過驕奢淫逸的生活。中國最華麗的建築是皇家的宮殿、行宮、還有陵園。因為這些建築為他們自己而建，為了及時享用，必須在短時間完成，所以中國的建築多以木料為主。這種建築風格和速度也反映了統治者急功近利的心態。
皇帝本身也是小農，隻不過他們的自私保守達到了頂峰。他們寧死也不 願失去打來或傳下來的江山，不願意放棄恣意享樂的天堂。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靠選舉產生，他們除了職務特別，沒有比公民高貴之處。他們的職務不能傳給子孫。他們必須遵守和常人一樣的法律。媒體可以隨時跟他們爭論。總統犯法，還會被彈劾。
在獨裁統治者眼中，當這樣的總統沒有任何特權，拿著有數的工資，想撤掉一位州長，都沒權力。獨裁者自然會感到他們被關進了籠子，再也不能作威作福，奢侈腐化。更不能三宮六院，一言九鼎。
民主製度再好，在中國的現代獨裁者眼中也是仇敵。因此，他們必須對自己的百姓天天謾罵仇視西方的民主。把民主當成“具有亡我之心”的幽靈。可自相矛盾的是，他們又羨慕西方的生活方式，願意自己的子孫到那裏去享受。於是才有了中國全盤西化，唯獨把民主製度當成了孤立奇點，製度的差別成了統治者無法逾越的鴻溝。
不僅如此，獨裁統治者除了對民主製度攻擊誹謗，還要自不量力地擊垮人家的那個係統，於是頻頻對西方亮劍，展示武力。還要迫使人家跟他們這樣的人類共同。
然而，民主共和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勢不可擋，任何抵製和反對都是徒勞的。早晚，獨裁者會有齊奧塞斯庫、卡達菲、薩達姆，或者喬森潘那樣的下場。勝利屬於人民。
6 討論
上邊的討論中，前幾個原因，先天、人文、探索精神和地緣，探討了民主共和為何不能在中國產生的問題。而第五條對人的畏懼和統治者的特權，以及特權的傳宗接代，回答了中國為什麽拒絕民主共和的原因。對上可以簡化為八個字，獨夫民賊，極端自私。對下則因為小農經濟導致了專製滋生的土壤。在中國專製製度基本可以暢行無阻，老百姓盼望的是一個好皇帝，他們無權挑選一位代表他們利益的總統。
實際上，上帝已經給予我們兩次民主共和的機會，一次是辛亥革命，一次是文革之後。清末，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的辛亥革命，流血犧牲，幾經失敗，終於在1911年驅逐了韃虜，恢複了中華，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無奈被後來的共產黨武裝取而代之。獨裁製度卷土重來。孫先生的聯俄聯共政策為三民主義的道路埋下了內亂的種子。
另一次是文革後。舉國上下痛恨極左的十年給國家造成的傷害和破壞。這時有威望的鄧元老站了出來，否定了毛澤東的經濟路線，但他秉承了毛的政治路線，繼續四個堅持。在1989年的學潮中，他又扮演了劊子手的角色，不惜以犧牲愛國青年的鮮血來塗染江山的紅色。由於體製上的保守，至今，他所創造的的經濟成果也毀於一旦。實際上，他所勾畫的是另一次洋務運動，隻不過碰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機遇，讓中國“崛起”。如果他老人家當初振臂一呼，實現民主共和，那今天的中國又會是另一種命運。
有人問，同在東方，為社麽日本能夠接受西方的體製，並且幹得不錯？首先日本沒有悠久曆史的包袱，日本民族對異地文化采取了兼收並蓄的態度。日本地少人多，資源匱乏，島又多震，因此他們有民族危機感。如果他們發現對民族生存有更佳的方案，不會拒絕。當然還有戰敗後，美國對日本的培養和幫助。
那麽台灣呢？ 在明末清初，台灣曾成為荷蘭的殖民地，曆史38年。因此台灣本土對西方文化並不陌生。甲午戰敗後，台灣又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於是受到東洋文化的影響。大陸轉手後，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由於他們繼續三民主義的主旨，以憲政為目標，民主共和自然是他們的選擇。故而，到了蔣經國先生的時候，瓜熟蒂落，台灣成為民主過渡的模範。
清末，中國大陸雖然局部地區有租界或割讓。但總體上千年文化沒受到西洋文化的強烈衝擊。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十分薄弱，對毛澤東領導的農民暴動不能根除。加之日本人的八年侵略，使共黨做大。而國軍力量卻有所消弱。終至江山易主，使大陸的民主共和毀於一旦。
本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做了不少負麵描述。但科學在中國曆史上也不是一片空白。早在東漢時期就有一位天文學家、數學家、文學家，張衡，他發明了地動儀。同時期的貢獻還有九章算術。茲後，還有楊輝、祖衝之等數學家。
但由於知識分子作為整體的努力都為了做官。因此科學成就星星點點，不能形成一股力量。這力量的體現就是中世紀歐洲誕生的大學。當學子們進入歐洲的高等學府的時候，中國的楊家將們正在被困兩狼山，戰況膠著。歐洲的大學不斷發展完善分科，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是大學或學院的教授。與此相應的中國則一直把私塾當作教育的基本，四書五經一直被拜為金科玉律。直到清末，才開始派人留學歐美，開闖新學。比歐洲落後了千年。
由於文化教育的因循守舊，中國自上而下很難接受新生事物，包括基督教與科學。曆史上，中國有多次變法，沒有一次成功的，而且變法多以血腥殺害的結局告終。民主共和的製度不同於曆代的旨在維護皇權的變革，他要消滅皇權，消滅皇宮大臣世襲的俸祿和特權。很可能還會把竭力反抗的統治者送上法庭，甚至絞架。因此，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的阻力重重。連那些被灌輸蒙蔽後幫人數錢的良民也會極度反感。因此，實現自由民主可能會付出極大的代價。但誠如朱鎔基總理對下崗工人說的，長痛不如短痛。
在我們借鑒西學的時候，也不該妄自菲薄，失去勇氣。中國曆史上不光有過諸子百家、數學家、天文學家、詩人、醫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也有過幾位勵精圖治的好皇帝。比如漢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就連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也能體恤百姓，發罪己詔，隻恨大勢已去，無可奈何，1644年，最終這位不幸的皇帝自盡於煤山。侵略者為他立碑，追諡為“大德慈憫昭烈皇帝。”
人們熟悉的還有大辮子戲不厭其煩地歌頌的康乾盛世（本人持保留態度）。至於毛二世的民族中興，那純屬扯淡。
實際上，比西方的文藝複興稍晚一些，在明朝末年，中國也出現過幾位博學卓見的學者，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他們能衝破傳統的封建綱常，批評絕對的皇權。他們是早期對封建皇權的挑戰者。他們認識到，封建國家隻是一家所有，與老百姓沒有關係。主張廢除專製的國法，建立萬民共有的天下。遺憾的是他們生不逢時，趕上明亡清始。加之這幾個哲人節氣凜然，不仕清廷。因而他們的思想沒有光大，更說不上在社會上得以施展。
民國初期的北洋政府，也曾實施總統製，有參眾兩院。不管兩院幾經波折和總統更換，畢竟實施了知進退能上下。炎黃子孫也曾走在民主共和的路上。那個時期，在反對21 條火燒趙家樓的運動中，我們看到了學生的愛囯因素。隨後，曹汝霖等三名官員被免職。政府也接受學生的請願而沒有在21 條上簽字。這說明民主機製在中國有過伐薪初試。
後來，國民黨政府領導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取得抗日勝利。這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發揚，而不同於今天的民粹。在二戰中，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共產黨剛剛成立新政府時，不少海外學子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不管他們的初衷如何，都是中國人民的積極的基因。1949年後，也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在阿諛逢迎搖尾乞憐。在所謂的五七年整風中也湧現出一些敢想敢說的仁人誌士，他們雖然被“引蛇出洞”而受打擊迫害，但是他們毫不畏懼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在曆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即使在文革的暗無天日打壓下，也有不少年輕人堅持真理，批判反動的血統論，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還有不少知識分子教授、文藝精英飲恨自殺，用生命和鮮血來抗爭。他們代表中國人民寧為自由獻身的優秀基因。以後的89民運，學生、廣大民眾及執政黨內的改革派，都選擇了正義的一方。盡管64以流血悲劇收場，但是留在中國人民心中渴望民主自由的激情將是永恒。
台灣解除黨禁和民主自由的實施，以及香港同胞為了人權不屈不繞的鬥爭，都反映了中華民族追求進步和捍衛自由的鬥爭精神。他們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希望。大陸也會後來會跟上，齊心戮力，不讓這個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被世界的潮流所拋棄。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遲早會辨明方向，抓住任何可能到來的國內外的契機，在第三次起跳的時候，越過獨裁一尊的欄杆，跨越到民主共和的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