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中國的敵人嗎?
———撥開仇美的迷霧。
如果一個國家隻允許一種聲音,那麽,謠言也會成為真諦。
自2012年18大交接以來,新老班子都提出不走邪路,這邪路就是美國三權分立的製度。為了說服民眾,還暗指美國“亡我之心不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美國扮演了什麽的角色,有目共睹。人家提供了資金、技術和市場。可以說沒有美歐的合作,就沒有中國經濟的繁榮。當然,任何合作都是互利的,美國和歐洲也獲得了相應好處。
18大以後,新上任的核心被崛起的成就衝昏了頭腦,以他小學水平的智慧,誤以為鄧小平的韜晦之計已經過時。於是他開始亮劍,重走毛澤東放棄的聯俄抗美老路,按馬克思的囑托,為資本主義挖掘墳墓。
武漢瘟疫爆發後,外交部的幾隻戰狼含沙射影,竭盡造謠汙蔑之能事,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就把美國打造成與中國不共戴天的敵人。
朝俄最早關閉邊界,她們不擲一詞。但對後來停航的美國卻牢騷滿腹,嘟嘟囔囔。那位趙家人利用職務之便,把武漢病毒說成由美國大兵帶來。另一個則叫嚷,美國沒給他們任何援助。這幾個輪番發言的戰狼,有時像怨婦,有時像潑婦,有時又是長舌婦。把謠言和謾罵的本領盡興發揮,美國就這樣又成了中國的敵人。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不光國內被屏蔽的良民、團民相信這些鬼話,就連在美國留學的小粉紅,甚至拿US退休金的精英也堅信了發源地就在美國。
CCTV搶占上甘嶺山頭,動員了所有的火力對美國國務卿蓬皮奧一陣掃射,接著又把火力轉向前總統顧問班農。美國官員一下子成了人類公敵。這還了得!難道你CCTV就是人類?
我們不禁要問,美國與中國分居在地球兩側,一個白天,一個黑夜,相聚甚遠。打起架來,胳膊再長也碰不到對方。這兩個國家怎麽會成了仇敵?如果真的那樣,這仇敵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為了闡明曆史事實,我們不妨從一個故事說起。
1879年,美國第18位總統格蘭特將軍訪問中國,受到直隸總督李鴻章先生的盛情接待。李發現格蘭特將軍的手杖十分精致,上端有一顆巨型寶石,周圍又鑲嵌著一圈小寶石。將軍見李大人愛不釋手,便說:“如果您喜歡,我可以把它送給您。但我需征得美國人的同意。”
將軍言而有信,把贈拐杖一事囑托家人。1897年,李中堂順訪美國。在歡迎李的宴會上,格蘭特夫人當眾提到“贈杖之約”。征求與會者同意,當即把手杖送給中堂大人。
這個故事雖然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但他們各自代表了中國和美國。因此這也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友誼。當時,美國年輕富有,而中國則傷痕累累,貧窮落後。美國並沒因此小覷中國。和他們所推崇的人權一樣,國與國平等。
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遠不止一根拐杖。他們用庚子賠款創建了至今還值得炫耀的清華;他們幫助中國修建了至今還是一流的協和醫院。美國還通過教會幫中國建立了燕京大學、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等等。無論你怎麽嘀咕瞎想,這些援助也不像一個敵人的所作所為。
在民國期間,許多美國人的名字都應該刻在曆史教課書上。這些人裏有在中國傳教辦學的司徒雷登先生、在中緬邊界抗日的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空軍美國大隊的陳納德將軍、為中國內戰調停的馬歇爾將軍等。
在抗戰期間,美國曾向中國提供貸款和武器。大家都記得第一夫人宋美齡女士在美國的演講。抗戰勝利後,美國承認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使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從滿清到民國,美國一直是中國熱情慷慨的朋友。抗戰的勝利離不開美國的支持援助。日寇的投降也離不開兩顆核彈的威力。那麽美國到底在什麽時候成了中國的敵人?
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時候,正值二戰結束不久。國際關係新格局分為兩極,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毛澤東認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於是他執行了一邊倒的政策。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是他投進斯大林的懷抱,把曾經是中國的朋友的美國當成了敵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美國是毛澤東選擇的敵人,他又強加給中國人一個觀念,即美國是敵人。曆史已經證明,蘇俄不是可靠的朋友,美國也不是永遠的敵人。如果能夠時間反演,毛澤東當時做了錯誤的抉擇。
這時的敵人還隻有概念的意義。到了抗美援朝的時候,中美則成了真刀真槍血濺沙場的敵人。
二戰結束後,朝鮮以北緯38度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各立政府。北部親蘇,南部則親自由世界。
朝鮮人民軍在1950年6月25日以反擊侵略為由越過三八線大舉進攻韓國。長驅直入,攻陷漢城。這時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介入,以仁川登陸扭轉戰局。在戰況逆轉的情勢下,中共在10月決定派誌願軍入朝參戰。中美之間從此結下梁子。
中國的新政權剛建立一年,經過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聖痕累累,民不聊生。毛澤東此刻又讓中國卷進一場國際戰爭,開始一次豪賭。經濟負擔占國民產值的1/4,令幾十萬中國青年喪生。結果,跟美國成了戰場上的真實敵人,還擁立了一個世襲的金氏王朝,讓朝鮮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中國冒著生命和經濟的損失,最後打個平手,於1953年簽訂停戰協議。
抗美援朝使得中美不光是意識形態的假象敵,還成了決戰疆場的仇敵。這個敵人又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人民不過是犧牲品,跟著他吃苦受罪。
抗美援朝後,中美之間也不是一點來往都沒有,1954年到1970年,北京政權和美國之間在瑞士日內瓦以及波蘭華沙共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當然會談隻流於形式。
從50年代後期,中蘇兩黨產生分歧,開始對立。中共於60年代初連發九評,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把自己當成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到60年代末,蘇軍大兵壓境,還在還在東北邊界的珍寶島發生衝突。這時毛澤東的一邊倒路線遭到沉重的打擊。俄國人靠不住。
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鬆權衡利弊不計前嫌,向還是毛澤東統治的中國亮出了橄欖枝。他的破冰之旅打開了關閉20多年的鐵幕。從此中美之間又恢複往來。毛澤東在貧困交加的時候,接受了美國。從此化幹戈為玉帛,兩國開始友好往來。昏庸了20年後,他總算做了一件好事。尼克鬆總統因為水門事件在美國的評價不那麽高尚,但在中國人的心裏,卻十分偉大。他是一位可以駕馭世界的政治家。
1979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美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同時,中國開始派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美國學習。中美兩國領導人也開始互訪。這個曾經被意識形態分開的兩個大國開始和平共處。
茲後,雖然摩擦不斷,但兩國關係基本上走勢平穩。比如89-64的血腥鎮壓、南海撞機事件、銀河號貨船事件、轟炸駐南使館等,兩國領導人能夠用克製和談判的辦法妥善解決。對中國友好的不光美國政府,美國人民也伸出了友善之手。他們熱情地接待中國的留學生,他們領養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孤兒。其中多為女童,還有不少患有先天疾病的棄嬰。顯示出信封基督的美國人的博愛精神。相比之下,中國人確實還缺乏這種崇高的風尚。
東方大國的改革開放和中美間在商務、技術、文化的密切來往促動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新局麵。這新局麵的特征就是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國家提供投資、技術和市場,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提供資源、原料和人力。這樣先進的國家可以幫助落後的國家,同時也可以得到價格低廉的商品;貧窮國家可以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同時增加外匯收入。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的崛起跟這一體化的局麵不無關係。中國人應該認識到隻有改革開放才有出路,隻有維持發展跟美國的友好關係才能使經濟形勢持續穩固。
平心而論,在江澤民執政期間,中美關係最默契,最密切,開放尺度最大。江提出的三個代表,盡管邏輯混亂,但他要代表多數人的願望是好的。撇開輪子問題,江時期百姓享有最大的言論自由。劉曉波可以自由出入。江主席和布什總統也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係。江的貢獻是鞏固了中美關係,開啟了崛起的勢頭。
胡錦濤憑借清華輔導員的本事接班為總書記。他的任務就是替主人看家護院。因此,無論內政還是外交,都顯得拘謹守舊。對貪官則閉一隻眼,不出事就好。他開始對言論自由刹車,體現在訪問美國前不再放人,以及對劉曉波的逮捕。還有後來大鬧諾委會和平獎的拙劣表演。對美國關係也開始拉開距離。逼得本來對太平洋事物不大關心的歐巴馬在黃海一展雄威。但中美關係還沒有到風雨飄搖的地步。把接力棒交給下屆的時候,輔導員發出了來自肺腑的警句:不走邪路,有人亡我之心不死。
不想,這兩句話獲得了習近平的共鳴。這個誌大才疏的清華博士自以為根正苗紅,撇開裸退的胡氏,拍著胸脯,一展宏圖。隻有他才是中國的主人。毛澤東的共產意識成了他的指南,崛起後的銀子成了他稱霸的本錢。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成了他無產階級革命的最高夙願。對內壓製有加,對外宣示實力。歐巴馬從東亞撤軍,又堅定了小習必勝的信念。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美國瓦崗寨的大王,川普,針尖對上麥芒。中美關係開始退落,直接體現就是中美貿易戰。
從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停停打打,反複進退,好不容易達成了初步成果。沒想到武漢病毒從潘多拉盒子裏鑽出。中國不從病毒出現的地方徹查,反倒攻訐美國大兵把病毒帶到武漢。加之中國對疫情信息的隱瞞和封鎖,激怒了美國。外交部發言人和CCTV開始對美國公開使用了敵人,這樣仇視的字眼。事情還沒有結束,我們不知道中美危機能不能再一次化解,還是繼續為敵。吾等隻好拭目以待。
自1949年以來,中美從仇到友,搖搖晃晃走過了70多年。至少有一個事實,我們應該承認:跟美國為敵的時候,我們窮;跟美國友好的時候,我們富。如果為了人民的利益,統治者拋開一黨專製的陳腐教條,中國和美國能夠友好下去。
歸根結底,美國是不是中國的敵人呢?我們不妨采用數學的反證法做個簡單的推斷。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暴動和49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美國會是中國的敵人嗎?
答案:不會。
換句話說,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
(本文在撰寫中參考了維基百科,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