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瘟疫的索賠與契機

後瘟疫的索賠與契機

人命關天。本來，世界各國疲於救命，檢測和醫治冠狀病毒病人，無暇顧及追責和賠償的問題。然而大國外交的幾條戰狼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謠惑眾，撲風捉影，編造瘟疫起源的離奇故事。一會兒劍指赴武漢參賽的美國大兵，一會兒又說美國的疫情從歐洲傳來。企圖嫁禍於人，轉移視線。不僅如此，戰狼們還把大國描繪成引領世界抗疫的天使和師尊。代謝作業，指手畫腳，幸災樂禍。企圖強行甩掉傳播瘟疫的惡劣形象，找回失去的信譽。

戰狼的吼叫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在大國內部引發了民族主義的共鳴，讓義和團後裔充滿對西方的仇恨，對大國外交的種種言行不分皂白，一律肯定；一個就是引起世界人民的反感，因為那裏義和團主義沒有市場。人民有思考的自由。以至於美國總統川普不得不以牙還牙，戳穿了冠狀病毒的本質-中國病毒。

麵對世界上近300萬人感染和20餘萬人死亡，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和危機，隨之而來的自然是賠償和要求。隻不過戰狼的嚎叫促動了索賠的日程。索賠的細節我們尚未可知。其中的原告可能是受害國、受害地區，或受害民眾、民間團體。被告可能是國、政黨、地方政府或領導集團。授權審理的是國際法庭，或某國執法檢查機構。為了方便，我們暫且把訴訟看作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糾紛。

國與國之間的賠償在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中早已有之，索賠方式有金錢償還、領土分割，以及暫時的托管。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落得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埋下第二次大戰的種子。

當然索賠不是簡單的過程，需要一個國際法律程序。索賠的一方或多方需要確鑿的證據，證明戰爭是誰挑起的，需要提供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的清單。也許大國事先預料到這場官司，所以從一開始，就對疫情的發生和擴散百般保密，甚至銷毀病例。他們借WHO之口減少瘟疫的影響和傷害程度。因此，他們多次拒絕美方提出的合作要求。大國的保密與藏匿加大了調查的難度。但整個國際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擺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完全藏匿並卸掉責任是不可能的。

如果事實證明病毒起源於武漢，還要區分兩種可能。一個是因為食用野生動物導致病毒的發生；一個是實驗室研究泄露造成事故。如果是前者，可以算作因人的行為不軌而引發的一次事故。如果是後者，會進一步追究研究課題的目的。如果目的在於病毒武器，類似日本的731部隊，那問題就大了。研究人員和審批該項目的中央領導都會作為戰犯處理。

以上隻是病原方麵的因素。至於隱瞞、拖延、打擊吹哨人，以及允許已知或未知的病毒載體飛往世界各國，全麵擴散，則是是不打成招的宏觀事件。這樣的罪責很難推脫，很難辯解。

因此，索賠的程度和份額是真相的函數。函數值大於0 是肯定的。至於數量級，還需量刑而定。

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相當於物理學中的強作用，如果用的是類似電磁的探針，屬於深度非彈性散射。戰爭打破國界，世界分作兩個聯盟。因此，結局是慘烈的。第一次大戰後有了奧匈帝國的重新組合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誕生。第二次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留下了東西德國，南北朝鮮，南北越南，以及不久後分裂出的紅色中國。

如果把這次瘟疫看作世界大戰，它會不同於前兩次。其原因在於，國與國見沒有炮火的轟擊，沒有領土的相互進入。用物理的語言來描繪，他是一次弱作用引發的非彈性散射。第一，各國領土保持完整，接近於類彈性。但造成了人員的死亡和經濟損失，我們把這些結果看作激發態，或擾動。激發態不穩定，遲早還要退激回到穩定的基態。當然這種穩態不同於中國政府高昂的維穩。

一旦國際法庭作出判決，要求肇事國對受害國提供賠償，又會有什麽結果呢？

一種情況是肇事國認罪，同意全數賠償。可這是不可能的。瘟疫引發的世界經濟損失數目巨大，地球上的任何一國也不能靠舉國之力全部買單。認同這樣的賠償無異於越國亡於吳。再說，國際法和國內法不同。在國內，法院宣判後，犯罪人可以被送進進監獄，沒收財產。可國際法大概還不具備這樣絕對的權力，在一般情況下，難以派國際刑警接管該國財政部門，逮捕該國領導人。

因此，索賠國和欠債國會有相當一個時期的僵持。解決僵持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發動戰爭，多國聯盟征討欠債國，製定條約，瓜分領土，讓她俯首稱臣。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不大。另一個辦法就是索賠國的鬆動和緩和。進一步談判，縮小賠償金額。久而久之，不了了之。這種可能的幾率很大。

然而被傷害國也不是一籌莫展，幹吃啞巴虧。他們可以拒絕償還肇事國的債務，也可以凍結肇事國以及肇事國領導人在海外的房產、存款和投資。拒絕頒發這些人及其家屬的入境簽證。此外，肇事國將在世界範圍內失去信譽，被排斥於民主之林之外。

這次瘟疫大戰會不會引發前兩次大戰的震動呢？一般不會。前兩次大戰有兩種聯盟，兩股勢力。這次大戰責任國沒有盟友，是孤立的。 諸國除了就人員死亡和經濟損失提出賠償，一般不會有領土的要求或國家的重新組合。 但中國與俄國相鄰，俄國對中國素有吞並之心。這次衝突會不會涉及領土爭奪，難說。

自18大以來，新老兩屆領導達成共識，即不走西方的邪路，注意到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國家的存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煽動使得崛起後的百姓視西方如水火，幾乎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瘟疫流行期間，戰狼們又手舞足蹈，歪曲事實，造謠惑眾，加大了民族仇恨。

麵對索賠，國內會有兩種看發。一方是民主自由派，受壓抑已久，對獨裁者恨之痛絕。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承認自己的國家對世界造成的傷害。一種則是毛則冬培育的良民順民，他們隻接受CCTV和黨報的思想灌輸。其中不乏義和團紅燈照之輩。這些人恨不得燃起熊熊大火，燒掉洋人的教堂、使館和代辦處。目前看來，這種人不在少數。加之政府的容忍與策動，索賠會加大他們對洋人的仇恨。從意識形態來看，中國可能退回的不隻是50年代，甚至是清末。

從庚子賠款的結果來看，篤信基督的西方反對的是獨裁統治者，他們不忍加害於無辜的百姓。有的國家還把賠款回送中國。清華大學就是在美國讚助下建成的。可笑的是，當今清華有不少精英相信形形色色的仇美憎美的謠言，在微信上傳播得津津有味。你們可知，沒有美國的幫助，哪兒來的清華？

中國製度的根本改變主要考本國百姓的覺醒與鬥爭。然而外界影響或幹預也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八國聯軍的介入和懲罰，滿清不會一下子腐朽衰落。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土八路也不會發展壯大。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和誘惑，也不會有共產黨的做大。

二次大戰後，美國培育出西德和日本，化幹戈為玉帛，使得這兩個戰敗國經濟騰飛，歸順到西方民主陣營。我們希望的是，如果處理得當，西方民主國家會把瘟疫災難當作契機，在不損害國人的利益和感情的前提下，嚴懲獨裁政權。讓百姓親身體驗到自由民主不是他們的敵人。獨裁專製才是他們前進的阻力。沒有民主共和，所謂2020達到小康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我們希望聽到一個自下而上的呼聲，促動專製政府的瓦解。從此告別秦製，告別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苦難，走上民主共和的康莊大道。

至於中國人民能否抓住契機，完成這次飛躍，那就看我們的勇氣和決心，還有民族的福氣和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