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地活著》

《危險地活著》（Live dangerously）
    肇端於西方十九世紀初的自由主義有一個看似荒誕實際上很有現實性的座右銘：即“危險地活著”，這個座右銘可以用中國的教化詞語“胯下之辱”和“苟且偷生”來做注解，隻是增加了英雄式的悲壯感。  
    自由主義本質上來源於反對大政府的建構，反對任何形式的專製，從而擺脫大量的政府權力對個體自由的幹涉，它的理想出發點就是不關心國家存亡，隻關注人類生存的社會。與自由主義相對的是危險的文化，19世紀以前是瘟疫、戰爭和死亡，之後，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危險，大量儲蓄銀行的出現，犯罪新聞，對人類性、毒品等墮落的恐懼，觸目所及都是危險的文化現象。在危險文化的影響下，為了把危險的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自由主義不得不在個體的自由與安全之間進行調停，調停的結果就是不斷屈從權力。
    當我們重溫自由主義的座右銘時，尤其在眼下新冠肺炎造成的恐怖氣氛籠罩下，用“危險地活著”描述人們的生存狀態再恰當不過了。
    麵對新冠病毒，從東方的不明晰的死亡報告、草木皆兵和大範圍禁令，到西方高居不下的感染人數和死亡數字，人們不得不麵對一個殘酷的現實：人類無處可逃。隻要暴露在社會活動中，就會時刻體驗到危險，在這樣的生存境遇裏，肉體上“活著”就是意義。“危險地活著”隻好比給生命的價值打了折扣。
    在醫學權威那裏，口罩似乎是目前預防病毒最可行是有效工具，可是在崇尚自由的人們眼裏，口罩就是禁錮，它和政府“居家令”一樣，都是權力對自由的幹涉。根據曆史經驗，人們更大的希望寄予一種有效的疫苗。在真正的疫苗到來之前，人們唯一的選擇仍然是危險地活著。麵子疫苗和速成疫苗一點也不能減少人們的恐慌，相反，它們又製造出新的危險。
    政府通告說：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消毒，隔離，如果違背了上述禁令，你可能會感染病毒，你的生命會處於危險之中。所有這些通告無一例外地閃爍著一個高大醫學權威的影子。建設隔離區，建設專科醫院，決定疫苗實驗和生產，醫學以救世主的角色一步步介入政治事件，掌握政治話語權，使各種公共管控措施越來越細密地滲透了醫學元素。醫生成為了偉大的建議者，考察一下百科全書的編篡者名單，就會發現曆史上醫學的參與度有多高，他們積累的經濟特權和社會特權，確保了政治上的特權地位。醫學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真理，依附於真理的權力機製在社會實踐中對個體進行壓製和馴化，解除個體的“非屈從”狀態。
    巫術思維的古代社會，一個巫師通常就是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最權威的醫師，和當今時代醫學介入政治領域有著極為相似的社會學基礎。對於前者，大巫師被認為是神靈的代言人，有通靈的能力，後者則是披上了科學的華麗外衣。對疾病、瘟疫和死亡的恐懼，使得人們在祈禱神靈之外的領域尋求幫助，這給醫學順勢進入政治大開方便之門。
    與此同時，政治借機發起以疾病與衛生為核心的各種運動，作為一種製度模式，它迅速被運用到學校、廠礦、企業、辦公室等公共聚集場所，遍及社會各個角落，它的任務即是持續不斷的管理每個個體，管理個人的福利、工作、存在方式、行為方式、甚至出生方式和死亡方式。換言之，個體的衣食住行遭受到全方位的監視，正像邊沁所說的“全景式監獄”的翻版。醫學醫療的功用是給政治權力塗抹上一層道義的色彩。
    病毒終究要被戰勝，科學醫學最終會幫助人們化險為夷，它會消失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然而，疾病對於人類也隻是危險的一個方麵，政治權力卻可乘機利用醫學製造更大更多的危險，隻是這些危險具有強大的隱蔽功能，不易察覺。
    疾病流行，瘟疫泛濫，客觀上造成了醫學在社會中的話語權空前高漲，此時正是政治充分施展權力技術的最佳時機。這種權力技術將以一種連續的、持久的方式統治個體，當我們處心積慮專注自己的健康，當我們執著於依賴國家機器的有效管控，當我們寄希望於社會安全時，一個真正的危險社會已經不期而至。
202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