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砍柴
思想邊緣
《口罩的隱喻，中國的中庸思想和西方的酒神精神》
口罩的命運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進行了如此大的改變。疫情之前，大眾視野裏的口罩絕大部分隻存在於醫護人員救死扶傷的場麵；疫情之後，它從一個防塵和醫療係統裏的邊緣化物體一躍成為人類社會的核心用具，以至於出現市場嚴重短缺，國際間形成搶購風潮。客觀地講，口罩命運的轉變，得益於新冠病毒可怕的傳染性和致命的殺傷力，當越來越多的醫療事例證明口罩對於抗擊病毒的巨大作用時，隨著醫學權威認定它的社會阻斷功能的增強，它也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隱喻。
亞理士多德說“隱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它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
口罩作為文化隱喻時，它隱喻著“安全、明智、生命”，當口罩被用來作為政治目的時，它還有“禁言”和“言論自由”的隱喻，這一隱喻在某些戴口罩集會抗議“言論受限”時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口罩的社會功能當前已遠遠大於它原初的醫療隔離和防塵效用。
在中國，新冠病毒猖獗時，“戴口罩”根本無須政治命令，善於誇大言辭的媒體曾打出震耳欲聾的廣告體：“多一隻口罩，多一條生命”、“不帶口罩，病毒狂笑”、“寧把腦袋睡扁，決不外出冒險” 、“出門不戴口罩，既無恥又不孝”。 拒絕冒險、回避風險的態度，可從中國傳統文化裏找來源頭，《老子》說：“我有三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儒家思想的中庸觀念認為凡事都有一個標準，一個限度，超過此限度和達不到此限度是一樣的錯誤，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冒險、不激進“無過無不及”。審視一下政治領導團體的高光顯現和遠程視頻會議，與民眾同疾苦的和諧畫麵裏“人嘴一罩”的招牌，社交距離機械的擴大，人與人之間的空間切割，警民對峙的冷酷等等，都表明了“口罩”天然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典範象征。領導者口罩遮蔽形象無疑使口罩的社會覆蓋麵大幅增加，就遮蔽的重要性能而言，口罩遮掩口鼻的重要性，使西方津津樂道的亞當和夏娃用以遮羞的兩片樹葉望塵莫及。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著“酒神精神”的演繹，“酒神精神”源於狄俄尼索斯崇拜，經尼采之手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這種崇拜保存並恢複了人類遠古時代的最為原始的存在性“自由”——“粗野、勇敢、狂放不羈、打破禁忌”，如尼采所言，在生命最異樣最艱難的問題上，肯定人生。
隨著疫情的日益嚴重，西方政客們正在改變他們固有的自由主義形象，他們開始發布命令：“必須有條件地戴口罩”。但是，西方政治家往往表現出言行不一的政治節操，他們的舞台形象似乎和口罩沒有任何關係，各種發布會從沒有出現戴口罩的現象，他們的禁令似乎隻針對普通民眾。
頗為吊詭的是，政府禁令甫出，民間反對政府禁令的示威遊行此起彼伏，他們打著“我們不是囚犯”、“我們需要說話”、“我們要走出家門”等以自由為基準的憲法大旗抗議政府禁令，對大批冷藏卡車載運的、掩埋於荒島的屍體不屑一顧，在他們的視野裏，“病毒”“死亡”僅僅是地獄入口處的警示標誌，幾個白紙黑字而已。口罩的功能自此被徹底消解，從而成為不折不扣的“膽小鬼”的標簽。在“酒神精神”的映照下，口罩又隱喻了“怯懦”。“拒絕口罩的行為”巧妙地迎合了後現代主義的“反叛”模式，以一種大無畏的氣概跨入勇敢者的行列，升階為一種英勇壯舉。
在中西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境遇裏，關於口罩的隱喻有相同又有相異甚至截然相對的現象，這些隱喻無不深刻地投射出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幻象；然而，任何政治家，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不約而同地借助幻象的力量向人民保證，自己是最值得信賴的自由捍衛者和幸福創造者，做出最不可靠或絕不可能實現的荒唐的許諾，“太平盛世”以不厭其煩的頑強方式被一遍又一遍地預言著，人民大眾則樂享其成，難以置信地參與創造社會隱喻，並享用這一切預言幻境。
而這種思維的形成與很多因素相關，長子繼承製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非長子要想還保持貴族的經濟實力，就隻能冒險，爭取成功，否則就是平民身份。而畢竟這些人也算是當年的社會上層，自然就有某種對社會的表率作用。
不自由毋寧死，屬於極端的思維，因為這裏涉及的自由的定義可以有很大不同，我的自由未必意味著你的自由，很可能是更加限製你的自由，但這不是我需要考慮的事情，奴隸製和殖民主義就是這樣思維的結果。
最終回到動物本能的概念，弱者就該死去，你要是強者就不應該怕死，一種虛幻的精神勝利法支撐的反智主義就是這樣在西方社會煉成的。
遺憾的是，動物本能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是不難接受的。而人類發展文明文化的目的是為了遠離動物本能，不是為了遵循動物本能，因此相對艱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