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驅逐韃虜”與“黑人翻身”進行一個比較

曆史從不缺少激烈的口號。中國近代革命中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與當代美國政治敘事中的“白人壓迫黑人—黑人翻身當家作主”，看似屬於兩個時空，卻有某種耐人尋味的相似性。它們都以曆史創傷為起點，都以情緒動員為力量源泉，也都曾在政治進程中發揮過巨大作用。但如果隻停留在這種情緒層麵，而缺乏製度與共同體層麵的超越，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問題。

 

首先，兩者的共同點非常明顯：都把複雜問題“敘事化”為群體之間的對立。中國晚清的問題，根本上是國家製度落後、政治結構僵化、麵對近代世界體係時的集體性失靈。但在革命動員的語境中，這些複雜結構被壓縮為“滿族統治漢族”的民族矛盾，以至“推翻一個王朝”很容易被理解為“清算一個民族”。同樣，當代美國圍繞奴隸製與種族歧視的討論，本質上涉及階層固化、城市貧困、教育資源不均、刑事司法體製等一係列結構性議題，但在政治敘事中，常被簡化為“白人壓迫黑人”“白人必須賠償黑人”，並與選舉政治、身份認同密切捆綁在一起。

 

這種敘事方式有一個共同特征：極具動員力，卻極易過度簡化。它能迅速凝聚憤怒與同情，製造清晰的“正義—非正義”二分，但代價是把製度問題變成血統問題，把社會問題變成族群問題，把公共理性讓渡給情緒政治。

 

其次，兩種敘事都帶有明顯的“複仇式邏輯”。“驅逐韃虜”的潛台詞是：誰統治過我，我就把誰趕下去；“黑人翻身”的極端版本則演化為：曆史上的不公應由當下的群體來整體償還。其危險不在於承認曆史傷痛——承認是必要的——而在於把曆史的舊賬，變成跨世代、跨個人的“群體清算”。當“身份”成為分配正義的主要依據時，個體責任被模糊，製度改良被擱置，新的不公又可能在“正義”的名義下產生。

 

然而，兩者之間也存在重要差別。中國近代革命的敘事經曆了自我超越。孫中山並未一直停留在“驅逐韃虜”的情感政治上，而是逐漸轉向“五族共和”，再到“中華民族”整體共同體的構想——從“誰把誰趕走”，轉變為“大家共同組成現代國家”。這是從複仇式民族主義走向現代公民國家的關鍵一步。也正因為如此，早期口號雖有動員作用，卻已被曆史所超越。

 

而在當代美國，部分政治與輿論環境中，種族敘事反而呈現被不斷強化的趨勢。“身份政治”擴大影響，象征性姿態時常取代製度性改革，群體標簽壓過公民身份。一位黑人總統的當選，固然有其個人能力與製度機遇，但“黑人敘事”的象征意義的確成為政治力量的一部分。然而，象征性翻身並不等同於結構性解決，這一點在現實矛盾中不斷顯露。南非社會今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此，把這兩種現象加以比較，並不是要否認曆史創傷，更不是要否認弱勢群體爭取權利的正當性，而是提醒我們：曆史記憶應當促成製度改良，而不是被固化為族群對立；正義的實現，應以公民平等為目標，而不是簡單的“翻身邏輯”。說句不中聽的話，今天美國社會巨大的族群分裂和黨派衝突與“身份政治”的濫觴不無關係，甚至可以說是這一切激烈矛盾的根源所在。

 

真正成熟的現代國家，不是建立在“誰壓誰”的輪回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血統與仇恨的共同體認同之上。情緒可以點燃火焰，但能照亮未來的，最終還是製度、公民身份與理性。

[nzhu]

分析得很好。

[宇中一塵]

您說的有一定道理，不過，您也犯了您所批評的人所犯的錯誤，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清朝的滿漢問題複雜，包括很多方麵，反抗的跨度長，絕不僅僅是孫中山一人。就美國而言，對奴隸製的看法，也不統一，曆史上就沒有賠償黑奴，雖然有人提出50英畝，一頭騾子的設想，沒有實現。今天也沒有多少人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相反，取消相關照顧法律affirmative action laws 的呼聲很高。總之，問題很複雜，需要我們多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