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一書給出了答案。以下是《楊尚昆回憶錄》節選
黨產的建立
1940年底,我(即楊尚昆)到延安時,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情況十分困難,原因有三個:一是抗戰初期,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按4.5萬人的編製撥發經費,3年後,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經費卻分文沒有增加,連外來的援助也常被國民黨扣發;二是陝甘寧邊區140多萬人口,要供給7萬脫離生產的幹部和戰士,本來已是魚大水小,困難很大,加上這年入夏以後,水災、旱災、風災和雹災並發,以致有數萬災民生活沒有著落;三是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加緊“限製異黨活動”,竟停發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經費,又命令胡宗南對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糧食、棉布進入邊區。所以毛主席說:這是“最大的一次困難”。怎麽辦呢?朱老總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每一個單位都要有一點“家務”。
那時說的“家務”就是種菜種糧食,做生意的單位很少。任弼時同誌作了一番調查,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製,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朱老總又親自踏勘南泥灣,金盆灣。王震率領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王維舟率領三五八旅去隴東開荒種水稻。鹽的產運銷由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負責,邊區政府出資,“官督民運”。延安所有機關、學校,人人動手,開荒種糧種菜紡線,連毛主席也有生產任務。
3年後,邊區糧食自給有餘,棉花能自給一半。三五九旅能生產自給。邊區財政開支的64%依靠自給。毛主席稱讚:“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黨的“家務”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民黨統治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把邊區的土特產外銷,換取法幣和美元,采辦根據地不能生產的電訊器材、醫藥用品等。這件事,當時主要由任弼時、朱老總和(李)富春同誌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盧緒章,後來他在新中國擔任外貿部副部長,在香港搞了個華潤公司。華東區也派曾山搞了個五豐商行。北平這攤由賴祖烈經營。
當時有那麽一批人,深入敵區,為黨籌措經費。後來邯鄲解放,楊立三(時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編者)被派去搞貿易公司,沒有搞成。這件事還鬧出個笑話:有一次,華東來的人經過邯鄲,看到楊立三穿著長袍馬褂,戴著禮帽,大吃一驚,回來報告說,楊立三叛變了!
黨產中還有一個來源,是抗戰爆發後在大後方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其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參政員,每個月可領取600元法幣,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他們把這些錢繳黨費,也歸入黨產。
黨產的作用
這批黨產,在關鍵時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日軍投降後,蔣介石為了打開軍隊出川的大門,派30萬大軍將6萬中原部隊壓縮在鄂東宣化店為中心的狹小地區,五師的李先念同誌一再向中央告急:“財經給養有朝不保夕之慮”,“年關在即,無米為炊,萬萬形勢,生活危險之至。”為了救急,任弼時屢電各解放區多方籌款接濟。毛主席也出麵指定華中、山東、晉冀魯豫、晉察冀4區“負擔五師一個月經費”。五師才渡過難關。
1946年夏,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也要遷往南京,還要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在平、津、滬創辦報紙,都需要籌款支持。1948年,為了籌備新政協,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需要租賃外國的輪船。如果沒有黨產,這些開支簡直難於應付。
經營黨產,那時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考慮,就是全國勝利後,共產黨就不領國家的錢,自己吃自己的。進北平前,要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任弼時同誌和朱老總提出一個問題:你共產黨不用國家的錢,其他那麽多民主黨派有什麽辦法?這個問題受到大家重視。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在會議中明確作了結論:我們應該公開地坦誠地和民主人士合作,統統吃國家的。黨產的問題,以不搞為好,有飯大家吃,向他們說明就是。
黨產的處理
中央決定黨不搞貿易和商業活動的方針既定,經營多年的黨產完成了曆史任務,作了如下處理:如鄧潔在北平經營的一批商店、電影院、木材廠以及準備在密雲開挖的金礦,全部移交給北平市。賴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條銀元,還有幾方存放在東交民巷中國銀行保險庫裏的古印,折價賣給人民銀行,錢存在中央的特別會計室。至於香港的華潤公司和五豐商行等,因為當時香港還是英國人控製的地區,隻能交給香港工委管理。經過這樣處理,黨產中凡是同商貿有關的部分都脫了鉤。特別會計室隻留下折價出賣所得的款項、黨員上交的黨費和毛主席的稿費,繼續由賴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這些錢幹什麽用呢?根據朱老總和富春同誌所商定的,大體上有這樣幾種開支:一是補助黨的活動經費。那時財政部的撥款有限,不足時從中開支。二是照顧一些老幹部的遺屬。許多老同誌,為革命奮鬥一生,長期以來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畢生沒有什麽積蓄。去世以後,遺屬需要照顧。原來的中央委員去世後,繼續發放一年工資,像彭濤、黃敬的夫人都是從這個款項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蘇聯養病的王明的工資。建國後,王明長期住在蘇聯,他的工資我們用人民幣換成盧布請蘇聯駐華使館轉交。四是向蘇共對外聯絡部交過幾次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基金,因為共產國際早已解散了,沒有執政的共產黨有的需要資助。我們建黨初期,曾受過共產國際的資助。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執政黨,我們也有義務每年向蘇共的聯絡部提供一定數量的美元,大概交過兩三次。至於毛主席的稿費,特會室是代管。他的親戚故舊在生活上需要資助的,由他提出來,交特會室支付。中辦信訪局裏有個“舊誼組”,專門處理毛主席親戚故舊的來信,歸田家英同誌管。需要經濟資助的,由毛主席簽字,賴祖烈的特會室支付。其他凡是要從特會室開支的,都由我簽字支付。
我們黨從執政開始,毛主席就決定停止以商貿活動來搞黨產,這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執政的黨,手握大權,如果和商貿活動結合,必然會形成一批享有特權的經營單位和部門,而又無人敢於監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為腐敗現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當時這個決斷對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有著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