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故事
講述一個個真實發生的小故事。從媒體報道中收集編譯而來。
多年前在蘋果蜂餐館，隻有我們一桌卻等了三個小時，這沒什麽大不了的，以後不再去蘋果蜂就是了，餐館有的是。投訴？我才懶得幫它改進呢。但如果你是一個大案的受害人，司法體係卻忽略你，你就沒法這麽淡定了，你會氣炸了，因為隻有一個司法係統。今天的真實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強奸案的受害者，我們來聽聽司法體係是如何忽略她，傷害她，和偏向案犯的，以及她是如何抗爭的。
受害人名叫傑裏·埃爾斯特（Jeri Elster），一位40歲的女士，獨自住在西洛杉磯，一個山頂社區。這是個優雅安靜的社區，居住著許多大學教師或退休人士。
1992年8月27日夜晚，傑裏在家熟睡。這是個滿月的夜晚，卻是個不祥的夜晚。
清晨1點，一名慣犯從後院潛入，弄開了房子的後門，進入房子搜索，找到一些金錢和珠寶。他進入臥室，發現傑裏在沉睡。
傑裏被驚醒，發現自己雙手被綁，頭還被蒙著。一個人坐在她身上，命令她不許叫，不許動。
那人把傑裏翻過去趴在床上，用一把傑裏家的剪刀，剪開傑裏的衣服，從後麵進入傑裏身體。完事後，他並沒有走，命令傑裏趴在床上，不許動。他去到處翻找值錢的東西，找了一陣，又跑回臥室弄一次。在下麵的三個小時裏，他就在洗劫房子和強奸傑裏之間來回折騰。
從這個案犯的作案過程來看，這是個老練的不慌不忙的專業罪犯。是不是加州的司法體係慣出了這樣的罪犯呢？讀者讀下去，自有分曉。
傑裏沒有反抗，沒有喊叫，但在她心裏，她的感覺是，如果現在她能夠的話，她會殺了這個人，她覺得自己的人性也被這家夥奪走了。
大約在3點半，房子安靜下來。傑裏翻滾下床，停了一下，沒動靜，那人真走了。傑裏跪起身，去到衛生間，從一個抽屜裏弄出一把修飾剪刀，剪開綁著的手。她發現，她是被自己的尼龍襪綁著，應該是案犯從她的洗衣房拿來的。
傑裏向911報警。警察幾分鍾內就趕到了。把她送到桑塔莫妮卡醫院的強奸處理中心。
強奸危機治療師梅蘭妮·伯克（Melanie Burke）女士趕到醫院，在檢查室見到傑裏，看到傑裏處於極度驚嚇狀態，在明亮的燈光下，在忙亂的醫護人員和警察的問話下，不知所措。
梅蘭妮的到來，對傑裏來說，像天使。梅蘭妮告訴傑裏，首先，你沒有任何過錯，第二點，報警是這種情況下，最正確的做法。
一個例行程序是完成“強奸證據收集袋”，在傑裏身體裏外刮取和梳取案犯留下的體液和體毛。這個過程有侵入性，讓傑裏有一種又被侵犯的感覺。她知道為了破案，這是必須做的。她像咽下死蒼蠅一樣咽下自己的感覺。
在早上5點30分，證據收集完了。證據很充足，采到很多精液，做DNA比對完全沒問題。
警察用警車送傑裏回家。警察體貼地陪她坐了一會兒，問她有什麽人可以聯係，來陪她。鄰居也來看她。
漸漸地，大家都走了。傑裏一個人安靜下來，先把自己好好清洗了一遍，這是她一直想做的。
這個傷害對傑裏的影響是，傑裏對任何事情都失去了興趣，不想工作，不想健身，不想購物，什麽都不想做。她想過死。不過，她還有一件想要的，她想看到這個案犯落網，受到法律的製裁。這是她極為想要的。
第二天一早，傑裏的案子派給了偵探哈裏·奎農斯（Jary Quinones）。奎農斯把傑裏的“強奸證據收集袋”送去了洛杉磯警察局的證據控製中心。在那裏，給它貼上案件號碼，將其存入一個冰庫。冰庫裏，已經存了幾千個“強奸證據收集袋”了。
奎農斯把在傑裏家采集到的指紋，送去比對，沒有結果，那些指紋可能不是案犯的。
由於傑裏被蒙著頭，她不知道案犯的長相，無法製作畫像。奎農斯仔細看了一遍案子資料，沒有其它線索可以查下去。
6個月後，奎農斯不再花時間在傑裏的案子上了。傑裏的案子成了冷案。從此以後，不再有人過問。
我們也不好苛責奎農斯，他對記者說，有時候，一個月有70個案子，下一個月有50個案子，再下個月有100個案子。他隻能去追有線索的案子。
“等等”，讀者會說，“剛才不是明明說采集到大量精液嗎？為什麽隻比對指紋，不比對DNA？”
這樣問，就問到這個故事的一個關鍵點上了。要比對DNA，需要先從精液中，提取出DNA，這個過程不像讓電腦做比對那麽簡單，這是一個需要花人工和花錢的過程。已經有幾千個“強奸證據收集袋”存在冰庫裏等待提取DNA。洛杉磯警察局隻有能力處理很少量的證據袋。無奈之下，洛杉磯警察局定了一個規定，隻有確定了很明確的嫌疑人，才能去處理相應的“強奸證據收集袋”。
所以，這就是洛杉磯警察局很奇怪的地方。最強大最先進的偵查工具，DNA檢測，不能直接用來破案。要依靠老舊技術先確定嫌疑人。是不是很荒謬？有槍不能用，隻能用弓箭。
這就是社會現實：我們的富豪有錢閑得，送一輛轎車上太空；我們的警察局窮得，沒錢去用DNA破案。
傑裏對這個情況一無所知。她想，破案不是那麽容易的。所有影視作品，都描寫破案如何困難曲折。耐心等吧。這一等，就等了三年。她逐漸對司法係統失去信心。
1995年，這天，一個朋友給傑裏寄來一張報紙，登載破獲一樁強奸案，作案手法與傑裏案很像。傑裏把剪報給警察寄去，希望為破案盡一分力。
沒人給傑裏一個回音。她在失望中煎熬。
又一個三年過去了。1998年，傑裏在一個強奸案受害者互助會的活動中，得到一個令她不安的信息：據說強奸案的起訴是有時間限製的，過了時間，就不能起訴了，案犯就跟沒事人一樣了。她回家後，立刻給警察局打電話。
接傑裏電話的，是偵探理查德·古茲曼（Richard Guzman）。古茲曼剛調進性犯罪調查組不到一個月。
傑裏首先問，三年前她寄去的剪報是否有幫助。古茲曼無法找到那份剪報的蹤跡。更讓傑裏吃驚的是，她第一次知道，她的案子老早就被束之高閣了。這麽多年來，她在白等。讀者能體會她此刻的心情嗎？
古茲曼讓傑裏再寄一次剪報。他說他來處理。
傑裏問古茲曼起訴時限的問題。古茲曼說好像是7年，他去查詢一下。
古茲曼給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打電話。洛杉磯縣助理檢察官勞拉·簡·凱斯納（Laura Jane Kessner）對古茲曼說，她記得年限是8年。
不管是8年還是7年，倆人都同意，傑裏案應該盡快辦。
與所有罪案影視作品不同，傑裏案一決定辦，一下子就破了，破的很快，又極平淡無奇。
古茲曼收到傑裏的剪報，以剪報中報導的案犯作為嫌疑人，就有理由，按洛杉磯警察局的規定，把傑裏的“強奸證據收集袋”送去洛杉磯警察局的罪案實驗室，排隊等待處理。在冰庫裏沉睡了6年多的證據袋，終於離開了冰庫。
1999年7月， 罪案實驗室的罪案學家貝茜·斯旺森（Betsy Swanson）提取了DNA，將其送去在伯克利的加州案犯數據庫做比對。
1999年7月27日，DNA比對確定犯罪人是雷金納德·米勒（Reginald Miller），他不是剪報中的案犯。
破這個案，連追蹤追捕犯人都免了，米勒從1992年起，就一直呆在諾科（Norco）的州監獄中，罪名是搶劫和強奸。就是說，他犯下傑裏案不久就犯了另一個案子，進了監獄。
偵探古茲曼不用離開他的辦公室，這個無法破的冷案的所有偵破工作就做完了。這就是用不用DNA檢測技術的差別。
1999年12月，案子移送給地區檢察官，去做起訴。這是助理檢察官凱斯納的工作。真要動手做事了，她決定要複查一下起訴年限，她告訴過古茲曼，她記得是8年；古茲曼記得是7年。
這一複查，凱斯納傻眼了。強奸案的起訴年限不是8年，也不是7年，而是6年。早就過了。
這個米勒，他犯了另一樁搶劫強奸案，很快要出獄了，好像判的很輕。他強奸了傑裏，但不能因此起訴他，甚至不能訊問他關於傑裏案的事，因為他有人權，有隱私權。
傑裏極度失望，失望再轉化為憤怒。“罪犯有人權，那我的人權在哪裏？難道我們的司法體係是偏向罪犯的嗎？”
這個憤怒，給傑裏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她必須改變這樣的司法體係。
傑裏去了加州議會。在那裏，她得到了盧·科雷亞（Lou Correa）議員的支持。
科雷亞議員起草了一份議案，將強奸案的起訴年限定為10年。傑裏要求再加上一條：不管多長時間，隻要DNA比對成功，檢方都有一年時間進行起訴。
科雷亞議員同意加上這一條。
2000年2月29日，在位於沙加緬度（Sacramento）的州政府大樓內，加州議會公共安全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討論科雷亞議員的議案。傑裏在會上向委員們講述自己的遭遇，講自己被罪犯傷害後，又如何被司法體係傷害。與會者聽著傑裏的講述，無不動容。委員們通過了這項議案。
該議案隨後遞交給加州眾議院和參議院。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傑裏都去講述自己的遭遇。同樣感動了所有與會者。議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獲得通過。
2000年8月24日，加州州長加裏·戴維斯（Gary Davis）簽署了該議案，使之成為法案。
洛杉磯警察局的冰庫早就裝不下證據袋了。好幾輛冷凍車停在冰庫外麵，充當冰庫，保存新的證據袋。
有了這個新法案，這每一個證據袋都是有意義的。
傑裏現在很忙，她和許多人一起，在努力推動，讓警察局有更大的資源和能力去提取DNA證據。
從這個故事我們知道，很多人常常喜歡掛在嘴邊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話是多麽的無知和幼稚。司法的漏洞永遠存在，隻能靠人去一點一點補上。傑裏的努力，補上了一個漏洞而已。
作為城市警察係統來講，經費是市政府批的，不是無限。作為鄉警係統來講，經費問題涉及警長是否能選上或者雇到警察的問題。
很多警局鑒於規模而沒有自己的罪證實驗室，就不得不雇傭私人公司做類似DNA檢驗的事情，費用高。獲得結果後還需要對比不同數據庫查看是否有match，又是一個需要專門技術的事情。
都需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