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月三星
道家文化的現代意義
評管仲論人性（2）
2016-03-29 基金圈
春秋時期，東方有個國家叫齊國（現在山東的半個省，膠東半島地區），這個國家的創始人是大名鼎鼎的薑子牙，該國雖然經曆了10代人的打拚，但直到第11世孫齊桓公在位時，依然還隻是偏居海濱一隅的小國。
此時諸列國的競爭愈演愈烈，齊國要麽主動創新圖強，要麽等著被兼並。創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創新肯定是等死！
麵對時局變化，齊桓公決定改革！
老板的決心有了，CEO在哪裏？
齊桓公本來任命一直輔佐自己的鮑叔為相，但是鮑叔卻向他推薦了另外一個人。當齊桓公聽到那個被推薦者的名字時，勃然大怒道：“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皮！”
原來管仲曾經為了護主，射了他一箭。但是創新不拒賢，個人私仇怎能妨礙國家前程。而且管仲在應聘時隻說了三句話，就打動了齊桓公：
1、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
2、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3、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所謂：舉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說越投機，句句正中下懷。於是齊桓公拜管仲為相國，並告示百官：“國家大政，先稟仲父；有所裁決，任憑仲父。
管仲的才華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他厲害就厲害在：在他眼裏，普通百姓是“人”，免不了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同樣，官員和皇帝也是“人”，隻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責任而已。在管仲眼裏，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強調道德，也不迷信強權，一心務實。他改革的本質是將人性的弱點變成勞動的動力：集大家之私，成社會之公。
管仲在位的時間長達40餘年，成為先秦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範。說管仲是一位改變了中國曆史進程的人絕對不為過，請看他的措施和政績：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戰”，既：對內方麵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對外方麵就是擴大對外貿易，用貿易來製衡戰爭。讓各國發動戰爭的代價大於終止貿易的代價！
因此他又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在中國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卻將“工商”與“士農”並排。
同時，管仲又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仲還製定了曆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麵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使林木和漁業資源得到可持續發展，製定了“山澤各致其時”。
在提高積極性方麵，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饑寒的威脅，會自覺地早起晚睡，不辭勞苦地經營，否則大家都是奴隸，隻能消極怠工。這樣做的本質其實就是把勞動者由被野蠻強製下勞動變為自覺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那是在麵臨利益衝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確實是對立的，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認為“善”和“惡”都不是絕對的，但“私”和“貪”卻是永在的，自私和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對人性的了解，並想辦法使之得到滿足。
這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
私營經濟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齊桓公曾要求將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經營，但管仲說：“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獨占資源，應該放手讓民眾去經營，政府隻要征收30%的所得稅即可。
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過對貨幣的控製，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認為商品輕重與否，取決於這種商品的多少，常固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恒定不變，就無法調節流通。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律才能發揮調節作用。穀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於國家則重，流散於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係重大則重，關係不大則輕。管仲還把穀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幣重則穀輕，幣輕則穀重。
上麵這段話值得反複咀嚼！
至於國家如何發現貨幣？管仲認為第一步先在方圓6裏的地區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麵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行量。
管仲是第一個強調國家貿易的人，他大開國門歡迎各國商人，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他還在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關鍵的是：管仲掌了握對外貿易中最微妙的技巧：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我國。而對本國的剩餘商品，則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係。這不就是人民幣“貶值”和“升值”的概念嗎？
在這種自由貿易方針的鼓舞下，齊國首都臨淄繁榮至極：“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據核算其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國際上最宏達、富貴雅典人口不到5萬。
管仲的經濟思想中，還有一項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管仲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指出：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每當年歲低迷時，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這同2000多年後的凱恩斯經濟學又如出一轍。
但是，管仲過於強調商業和普通，甚至忽視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齊國首次設立了“國家大妓院”，繁華的都城臨淄就試點開了7家官辦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閭”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認為是性產業化的鼻祖。
“國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稅收；二是解決了女奴隸被解放後的的再就業問題；三是解決了許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進了社會和諧，四吸引了愛金錢更愛美女的四方英雄來齊國發展。
正是對商業有著如此深刻的見解，管仲也成了曆史上亙古未有的經濟學家。他的“自由經商”主義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非常相似，他的“投資”、“消費”、“出口”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又跟凱恩斯經濟學遙相呼應，但是他理論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堪稱世界範圍內經濟學的鼻祖，更被譽為“中華第一相”，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這些經典理論2000年後的我們還在使用。
我們在插兩個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動“貨幣戰爭”的高手。
齊桓公想滅掉楚國，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齊桓公就派人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搜購。楚王聽說後開心的說：“鹿，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趕快讓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於是楚國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動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這時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並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餘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國也因此卻誤了農時，而這時管仲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國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
管仲發動的另一場貨幣戰爭是‘衡山之謀’。
衡山國盛產兵器，天下無雙。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於是衡山國百姓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一年後，齊國派人購運糧食，當時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的其它國家百姓都運糧賣給齊國。然後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沒有人知道是怎麽回事。這時齊國又忽然對衡開始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的精光，隻得奉國降齊。
‘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巨額利潤。但除非這種利潤來自於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衝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幹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這一點對我們現在仍然有很大啟示！
雖然管仲有超凡才能，但中國卻是儒家統治的社會，儒家以“賤商”著稱，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儒家在經濟治理上隻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複禮”。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裏都找不到。因此孔子對管仲否定性評價，就在“儉”與“禮”兩方麵，但這並沒有阻礙孔子對管仲推崇備至。
管仲的改革使齊國從遠離中原的小國崛起成為東方大國，齊桓公於前681年在甄（今山東鄄城）召集宋、陳等四國諸侯會盟，齊桓公是曆史上第一個充當盟主的諸侯。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旗號，積極展開對外活動，北擊山戎，南伐楚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
然而，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采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並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麵的楚國紛紛並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死於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
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武力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戰”的策略也正式失敗，他的用貿易來製衡戰爭的想法過於理想化，列國爭霸隻適合叢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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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對人性有深刻的認識, 所以才能按照人性建立合理的製度, 實施正確的政策, 國家興旺, 百姓富足。儒教那套學說隻能有利於維持社會秩序, 對促進經濟發展沒啥作用。中國後來的三字經, 什麽人之初性本善也是在誤導人, 西方文化認為性本惡, 所以看重法律, 東方文化受性本善的影響, 把道德看的很重要, 儒家的修身齊家平天下，還有現在的講政治講正氣, 八榮八恥, 以德治國等等，這些都和文化傳統有關。中國能接受共產主義道德也非偶然，和佛教和儒教的文化土壤（強調無私無我）有關，馬克思主義有無產階級大公無私的論斷, 正是這個論斷才認為公有製最美好, 然而改革開放就是迎合了人的私心和欲望才打破了僵局, 迎來了經濟的大發展。其實中國革命也是迎合了農民的私心才成功的, 比如革命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還有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如果農民們知道革命成功後自己分的地會在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中被收為國有, 估計就不會跟著鬧革命了。所以合理的文化和製度就看它是不是符合人性, 人性不可改造, 不可泯滅, 用鬥爭的方法改變人性以符合公有製, 比如什麽很鬥私心一閃念, 隻能製造更多的罪惡, 還會使人變得更加虛偽, 說一套做一套。
斜月三星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無過即過，過亦無過，哈哈！這就是紅樓夢！也是每個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