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樹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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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好友夏君
（之一）
徐家禎
我很不善於交際，雖然朋友看上去還不少，但絕大多數都是別人主 動與我結交，而且關係也隻能說是泛泛之交 —— 要說得好聽一點，那就 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 而已。
我很不善於說話，雖然從小學念到大學，一直到研究院，但是每個 班裏與我可以稱得上“朋友“的，也隻有屈指可數的兩三位而已，而且，也 跟上麵說的朋友一樣，基本上都是他們主動湊上來與我熱絡的，畢業以後 還保持聯係的更是少而又少。
但是，夏君卻是個例外。從我與他認識起，一直到他去世，我們的 友誼前後持續了六十多年，超過一個甲子了!而且，在這六十多年中，我 們的交往從未中斷過。即使一個在南半球，一個在北半球;或者一個在東 半球，而另一個則在西半球，我們還是始終保持著聯係。
因此，照理說，我是寫散文的，周圍的親友也已經寫過不少位，夏 君是早就應該寫寫的了。但是，我總覺得，有時，越親近的人，越是難寫。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往往記得的有關這位人物的瑣事太多，曆時太久，就 有點無從下筆了。比如，我寫外公外婆，是他們去世後近三十年才動筆的; 我寫我的恩師呂叔湘先生，是在他去世後二十年才如願的，而我最親近的 父母，卻至今都未能動筆呢!
夏君的名字是夏鏞。我在以前寫的很多篇散文、隨筆中提到他，大 多隱去名字稱他為“夏君”。這裏，也以”憶夏君”作為我這篇文章的題目吧。
進入師院
中學畢業後，我進的大學叫“上海師範學院”，也就是後來改名為“上 海師範大學”的那所大學。五十年代，上海隻有兩所師範高校:一所是華 東師範大學，那是全國性的大學;一所就是上海師範學院，那是地方性的 大學。當時有沒有“上海教育學院”，我記不清了。即使有，好像也不招應 屆中學畢業生，隻為中小學老師做進修和培訓服務而已。
在小標題上，我寫的是“進入師院”，而不是“考入師院”，那是因為師 院並不是我“考”入的。為什麽我不“考”師院卻會“進”師院呢?那就要花一 點筆墨才能說清了。雖然與夏君無關，但是我也還得在此談一談，因為這 是與當時的曆史背景有關的。
我高中念的是延安中學，在江蘇路口的延安西路上，是一所市重點 中學。我的學習成績，在高中班裏是數一數二的。中學時，我就一門心思 想進醫學院，將來當一名醫生是我的誌願。為什麽我一門心思想當醫生呢? 一則，是因為我從小體弱多病，我父母常常帶我看這位醫生、看那位醫生: 這，在我與母親合寫的《山居雜憶》一書中《談談滬杭的私人醫生》那篇 文章中已經詳述過了(注 1)。所以，我從小就想，以後自己當個醫生，就 不必去麻煩別的醫生了。因為醫生看得多了，就覺得醫生是個治病救人的 崇高職業，我也想成為他們的一員，這就是我想當醫生的第二個原因。我 父母也很想我將來當個醫生:家裏有個醫生，有了病痛當然就方便得多。
誌願定了，就在畢業前填報考誌願表。記得從五十年代中起，一直 到“文革”開始，全國大學都是統一招生、統一報考的。我考大學時，大學 分三類:理工科屬於第一類、醫農和生物屬於第二類、文科屬於第三類。 學生不能跨類報考，因為三類的誌願表和考試科目都不一樣。記得報名第 一類考的是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政治和英文六門;第二類考的是語 文、物理、化學、生物、政治和英文六門;第三類考的是語文、曆史、地 理、政治和英文五門(我記得好像三類考的科目數應該都是一樣的，怎麽 第三類隻考五門，就記不清了，大概因為我考的是第二類，不考第三類， 所以未加注意的緣故吧)。
至於誌願表，要填兩張:第一張隻能填全國性的大學，一共可以填 十多個大學;第二類隻能填地方性的大學，一共可以填幾個也忘記了。隻 記得總共好像能填 24 個大學。
因為我一門心思要報考醫科，就報考第二類的大學。記得那時全國 性的醫科大學根本沒有 24 所(也可能有 24 所，但很多沒有名氣又在偏遠 地區的大學我根本看不上眼)，於是，我就隻填了十幾個大學，沒有把那 24 個誌願都填滿。
誰知，那時正是我一輩子運氣最背的時期:我父親在我考大學半年 前被套上了“曆史反革命”帽子，失去了工作單位，發配回家，到裏弄 “接 受群眾監督改造”。於是，我們家庭成分一夜之間就從“人民群眾”變成了 “四類分子” 家庭!(注 2)
要記住:這些事都發生在五十年代末，當時，大家政治觀念都還很 淡薄，隻以為父親戴了“帽子”，跟子女有什麽關係?再加，我是家裏的長 子，前麵沒有人考過大學，不知道家庭成分會對考大學有多少影響。而且， 那時學校裏老師也根本不像現在那樣，報考前會輔導學生怎麽填誌願。那時，學生報考第幾類、填什麽誌願，老師都是不管的，學生就光憑自己的 意願，再參考家長或親友的意見，來填寫報考表格。
我那時想:我們家雖然是資產階級出生，但我幾位比我大幾歲的堂 房叔叔都考上了重點大學:我的十六叔叔考上的是北京醫學院，我的十八 叔叔考上的是北京地質學院，我的小叔叔考上的是南京航空學院 —— 他 們的家庭成分跟我的一樣，既然他們能考上這些重點院校，為什麽我不能 呢?
再加高中三年，我在我們班裏成績都一直是排在頭幾名的。靠我自 己的能力，我有信心能考上醫學院!
於是，我記得第一張表上第一誌願，我填的是中國醫科大學(原來 的協和醫學院)，要讀九年(當時我還想，我年紀還小，讀了九年畢業， 也不到三十歲，當醫生正好);第二誌願是北京醫學院;第三誌願才是上 海第一醫學院。後麵填了什麽醫學院就忘記了。第二張表上，第一誌願， 我填的是上海第二醫學院，因為二醫是地方性大學，放在第二張表裏。後 麵還填了什麽也忘記了。隻記得因為實在想不出什麽醫學院可以報考，就 在末了填了一個複旦大學生物係，湊湊數。即使這樣，我記得我一共隻填 了不到 20 個大學，浪費了幾個名額，空著沒填。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初 生牛犢不怕虎”，膽子好大呀!
填好了誌願，就準備考試。我讀到初三，就知道怎麽做學習計劃了。 記得高三上學期一開始，我就訂了一個複習計劃，準備在高考前把所有要 考的功課都複習三遍。高考前一個月左右，學校停課了，讓大家回家複習。 我們家裏房子大，二樓後間除了外婆到上海來時短期住住外，平時都是空 著的。房間不小，卻沿牆隻放著我父親平時不看的幾個書櫥的圖書，大多 是精裝的或線裝的畫冊。除此之外，就隻有一張紅木的八仙桌和四張配套 的紅木靠背椅了，還是我母親嫁妝的一部分。那時，我班與我平時比較接近的幾位同學就幾乎每天來我家一起複習功課，記得來過的有梁正華、葉 世堅、司馬均、鮑久宜、韋文強和一位父親做中醫的同學，後來考取了吉 林工業大學，可惜他的名字我一時忘記了。這些同學不是每天都一定到齊， 一般總是四、五個同學一起圍著那張方桌自己歸自己做題目，遇到不懂的， 就大家討論。這幾位同學中，有幾位在班裏成績是算很差的，到我這裏來 複習，為的是要我幫助他們。
高考期間，正是上海夏天天氣最炎熱難當的時候，但那間後間雖然 朝北，卻有一大排窗戶可以打開。房門是通二樓走道的，走道盡頭廁所的 窗戶一開，就有穿堂風進來，所以，四、五個人在一個房間裏複習功課也 並不很熱。我母親每天還要女仆時不時地送冰水、冰果汁、西瓜、水果上 來給我們吃，下午還送點心來招待大家，所以幾個星期的複習高考很愉快 地就過去了。
考試完了，就焦急地等通知。與我一起複習的那幾位同學先先後後 全部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連那三位成績在班裏算是比較差的同學也都拿 到了錄取通知。他們不但全都按自己的誌願錄取，有一位還考上了上海交 通大學。不過我知道，那倒並不是因為他考得好，而是因為他是延安中學 的排球校隊隊員，而上海交大那時總是全市高校的排球冠軍，所以，排球 打得好，交大會加分。
不但與我一起複習高考的同學們全部拿到了錄取通知，後來我到學 校去打聽，我們班近 50 個學生，除了六、七個學生外，全部都被某所大 學錄取了。而我，卻正在那沒有拿到錄取通知的六、七位同學之中!
這時，我就焦急起來，覺得可能今年被錄取的希望沒有了，那就等 一年，第二年再考吧，反正我的年齡比全班所有同學都要至少小一歲。一 年，我等得起。
正在我已經失望之際，忽然，我收到了一張高考辦公室寄來的通知， 打開一看，我被上海師範學院的中國語言文學專業錄取了!我的誌願表上， 根本沒有填過上海師院，何況，我考的是第二類的醫科，而中文係是屬於 第三類的文科，我連報考文科的學生規定應該考的曆史和地理都沒有考過， 怎麽給我寄來這張錄取通知書呢?那時，我也做夢都沒有想過以後要當一 名教師，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
拿到這張通知書，我悶悶不樂了好幾天，幾乎到了不思茶飯的地步，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麽辦。當時，我比較傾向的一種辦法是:拒絕這 張錄取通知，等明年再考一次。
但是我父母有他們的想法。他們在我舉棋不定、煩惱透頂的這幾天 裏，不斷到我的房間裏來勸我，想出種種理由來要我接受錄取通知，去師 院報到。我父親說:他也是當老師的(注 3)，當老師也是個傳道授業的光 榮職業，而且不像當醫生，要冒醫錯病的風險，做老師比較安全;還說， 一家人，父子都當老師，有什麽不好呢?母親說:上海師院是地方性大學， 畢業以後一定留在上海，不用去外地;要是念醫學院，畢業後還不知道會 派到哪裏去呢!
經過父母幾天苦口婆心的再三動員、說理，最後我動搖了。尤其是 後來我知道，我們班那五、六位一個大學都沒有錄取，連上海師院都輪不 到他們念的同學，家裏父母都是被政府“殺、管、關”的對象。他們中，有 幾位成績非常好，結果一個大學都沒錄取。那時，我就開始清楚我沒按誌 願錄取的真正原因了。可能我高考成績實在不錯吧，所以比那五、六位一 個大學都不被錄取的同學運氣要好一點，還能恩賜個上海師範學院讀讀!
就這樣，我不情不願地“進入”了上海師院。不然，要是我考上了醫 學院，那就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條道路，再也碰不到我的好友夏鏞了。就是 因為陰錯陽差的結果，命運之神才讓我和夏鏞兩人的人生軌跡碰到了一起。 （未完待續）
注 1: 《山居雜憶》，高誦芬、徐家禎合著。至今出過三版:1999 年，南海出版社出版 第一版;2015 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插圖增訂本);2022 年，廣州花城出版 社出版第三版(刪節版)。
注 2: 父親徐定戡(1916-2009)，四十年代通過國民政府的司法官考試，被分配在上海地 方法院擔任檢察官之職。49 年改朝換代後，按照新政府法令，將經手的所有宗卷全部 移交給新政權。1950 年，去北京新法學研究院學習一年。1951 年回上海，擔任華東最 高人民法院審判員。1954 年，去蘇州華東革命軍政大學學習一年。1955 年，分配至上 海第一醫學院附屬衛生幹部學校擔任語文教員兼語文教研組組長。1958 年 12 月 21 日， 校長交給他一份法院判決書，告訴他已被判為“曆史反革命分子”，革除公職，回裏弄 管製三年。三年後，撤銷管製，但還要繼續受群眾監督、老實改造、“爭取摘帽”。直 至“文革”之後，才宣布摘除帽子“回到人民隊伍”。1986 年，成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 1994 年移居澳大利亞。2009 年去世。詳見《上海文史館館員徐定戡先生傳略》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5996.html)
注 3: 見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