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歌聽曲散說

 

 

拉斯維加斯的巨球辭舊迎著新的配曲是“Time to say goodbye “，波切利和Sarah Brightman 唱的。

 

喜歡Sarah Brightman 唱的這歌，尤其是其中的有些音，把林妹妹式的“會吃飯的時候就會吃藥了”的嗲，唱出來了。Celion Dion 唱得有些音也好，但端得放不下來似的，幾分像王夫人說話。

 

波切利，也有這意思，音色不是一般的小雅，而是典雅，沒個羅馬競技場那派頭，撐不下那架式似的。而帕瓦羅蒂則是個意大利大男人在威尼斯貢多拉上的隨意開懷一曲。他們的音質，一個檔次，但波切利的，有點被拘著，有如懷素的大草，筆畫飛湍，字境卻程序化了；帕瓦羅蒂的，是張旭的狂草，一不小心，就出格讓神仙認不得。《握住你冰涼的小手》，那個柔，是君子的，也是小混混的，都能被揉酥了，更何況小娘子；《今夜無人入眠》，哪一年不唱得多少女生吃安定？

 

世界三大男高音，就帕瓦羅蒂是歌手，另兩位，他們是教授，歌唱像在階梯教室講課。

 

Barbara 唱的《阿根廷別為我哭》，唱像說，說著唱，把心托出來；麥當娜則“來看，快來看，我心裏是這樣想的”。覺得，這歌，應往大處著音，向小處出聲；不是為國家忍淚，而是為自己犯愁。Barbara 唱出了這層理解，麥當娜唱得太“第一”，少“夫人”。

 

郭蘭英唱“一條大河”，直至“姑娘好像花兒一樣”，唱的是《今生今世》《邊城》的審美；後來的，是循著延安文藝“不愛紅裝愛武裝”，裝漢子。《黃河大合唱》中“張老三，我問你”的第一段，是曆代的信天遊，是“哥哥唉，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的接著唱。後麵幾段，是哄，事情就怕不搞大似地哄。

 

韓紅花大錢買了《天路》唱，劉歡用法語唱《國際歌》，崔健很自然地選台灣《酒幹倘賣無》來唱, 霍尊在古詩詞裏淘什麽“簾”….. 有一點共同：找不到心口不一的原因地唱，或者說，正在找心口合一的路上。

 

最怕聽廖永昌等十大美聲，唱西洋歌曲時，還能看到他們的認真，下過功夫。可一唱“日落西山紅霞飛”“白靈鳥從藍天飛過”，就“中國式現代化”了，哪兒不上套就往哪兒搞。西天取經，最後弄出個禪宗，已經很扯。他們唱起“長江，母親河”“黃河在咆哮”時，連扯都夠不上。

 

愛樂合唱團會把歌唱得像吐槽大會。好音準，把人世萬相，尤其是小白領之態，唱如精準打擊。

 

《船歌》得聽原唱，男人唱的，是悶熱捂燥氣候裏泡出來的人才有的音樂，唱出了像“河裏水蛭從哪裏來，是從那水麵向河裏遊來”那種剛衝過涼的清爽。鄧麗君唱，誰誰唱的這歌，有點像習總今年的新年獻辭，很中學生作文，好多好多四個字的詞，按香蕉人的話說，“你說日本話啊！”

 

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把王昆郭蘭英周旋類的唱法弄沒了，形成了李雙江殷秀梅彭麗媛李穀一宋祖英這類積極分子唱腔，即紅歌唱法。幾十年灌輸，弄得《中國好聲音》，還是它在霸台。這是中國幾代人的耳朵撞見鬼。如果說四九年出生的，多一筆爛字，那麽他們一開口就一嘴的早該歇菜腔。

 

在《血色浪漫》中聽到信天遊，聽得目漣漣的。找到山坡上老羊倌唱的原聲，聽傻了。心聲，這是心聲。

 

後來王二妮，什麽寶也唱，但是推銷義烏貨了。

 

有次，網上聽到一個中文教堂裏唱聖歌。五音不全，聽得那個抝，和聽用鏟子刮鍋底一樣一樣得受罪。另外，口不應心，把耶穌稱作神，阿彌陀佛樣地說阿門，真的會擔心，阿伯納罕匯報上去，怎麽辦啊？

 

劉歡，蔡國慶，毛寧，毛阿敏，那英什麽的，那音準怎麽聽起來比愛樂合唱團的音準差那麽一點點呢？那個唱《我們當兵的人就是不一樣》的人，怎麽也出大名了呢？還有蔣大為，那個音質音準樂感，怎麽還大師了呢？忽悠人耳商啊？

 

崇洋媚外這事兒，說到音樂上，崇西洋音樂，沒商量。媚的第一要素：看人眼色，看人下菜。之於西洋音樂，像聽意大利歌劇，交響樂，小提琴協奏曲，看幾小時，就上一回washroom,大概才可以去媚一下。自己的感覺，聽多了西洋音樂後，真的，除了信天遊這樣的原生態，其餘的聽不到第幾句。不是差距感，是哪兒對哪兒啊的莫名其妙感。總覺得，大差不差地說，中華民族，至今隻有音，沒有音樂，包括港台。

 

附：

 

劉德華成歌星，是港式商哄；小沈陽飆高音，那是用喉頭弄噱頭，和唱沒關係；“在希臘的田野上”，不是民歌，是紅歌。

 

Celion Dion ，把美聲從音樂學院裏拉到大庭廣眾之前；Barbara ，不見得諸腔都打開了，但心和口的直通車啟離任意；Sarah Brightman 是美聲不夠用，加添進女人的小性子哼；Anna Netrebko, 喬納斯·考夫曼 ，唱得太經典，像在辦美聲展覽。

 

前者，更像“工農兵學哲學”，概念的抽象是怎麽回事尚未弄清，就捧起歐氏幾何了。

 

後者，有如生在維也納，聽音樂從施特勞斯起步，“不會做詩也會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