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章，殺時間

我操    喪鍾為誰而鳴
——讀《中南海日記——中共兩代王儲的隕落》

       吳稼祥從1982年北京大學畢業到1989年因支持學潮係獄，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做文秘，日常為最高領導人寫講話稿，曾參與十三大政治報告之起草。遊曳於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鄧力群之間。這本書選取他1986 年 1 月25 日至 1987 年 8 月 18 日的日記，536個頁碼40多萬字。昨天早晨7點50朋友發給我，在一天一夜24小時中，睡覺吃飯合計6小時，用18小時許讀竟，至此，我長長噓了一口氣。
     嗚呼哀哉，我的國——病態的國！(哭)豈能久乎(再哭)?
     這本書與毛澤東保健醫生李誌綏、林彪元帥四大金剛之一邱會作父子對話錄、羅瑞卿大將的兒子羅宇回憶錄、趙紫陽回憶錄……，對照著讀，就會對中南海運作機製，對中國人民為什麽多災多難有一個大致地了解：
    中南海就是上海灘——威虎山——風波亭，中國的政治中樞完完全全是一個恐怖陰森的江湖，遵循的是叢林法則。我一邊讀，一邊一身一身地出汗。
     作者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是“瘋人國”。整個國家全部瘋狂，一無是處，一無所成，一無所言；
      鄧小平時期的中國是“老人國”。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是一派，陳雲與鄧力群、胡喬木是對峙的一派；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王震……這些白頭翁，遊弋於白頭翁之間，見風使舵，左右逢源。鄧小平像伊凡雷帝殺子一樣，親手溺死倆太子王儲，預示著中國走向文明社會步履維艱。後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發展將會更加步履蹣跚，看不見任何希望。回歸貓時代，不是大概率事件，而是曆史的必然。
      其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西方輿論就認為，中國在進行一場毫無勝算的所謂“改革開放”。“改革”是利益重新分配，傷及既得利益集團，肯定遭遇強烈狙擊，導致改革在最後一公裏前功盡棄；“開放”是對異質文化的吸收，必定誘發國內左派，打著“馬列主義”與“傳統文化”兩麵旗幟左右出擊，雙拳打擊，最後不得不把打開的國門，重新關上。
      失敗，徹底失敗，回到毛澤東時代，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這個邏輯也說明，貓時代中國為什麽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荒謬絕倫的事情的原因：太上皇總是不放心太子皇儲，隻要我沒死，就得讓你死。其他人，也想做太子皇儲，會不斷地製造機會，是太上皇與太子皇儲之間產生不信任，一遍自己上位。王莽、胡太後、隋文帝、武則天、宋太祖、宋高宗、康熙大帝，有自己的孩子或近宗，尚且猶猶豫豫，優柔寡斷，何況中國政府是“黨緣”而非“血緣”，那麽，“二把手”往往是中國最具有危險性的職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謹慎，戰戰兢兢。誠哉斯言呐。可是，一旦上位，就是“新權威”，而且必然要“關停並轉”一批人，殺人樹威。令人恐懼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複旦大學一個青年教師王滬寧，就提出中國改革開放，必須實行“新權威主義”，由最有一錘定音資質的人做最高負責人，翻過來說，到了最高位置的人，必須大權獨攬，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殺伐決斷，令行禁止，來不得絲毫民主。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裏尼、韓國的樸正熙、菲律賓的馬科斯、新加坡的李光耀、台灣的兩蔣父子，哪一個不是以“新權威主義”而強行把國家帶入現代化行列的?
       作者在那個時候，就預見“王滬寧的新權威主義”將會實行於中國。可見，作者著實有兩把刷子。
      作者認為，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是“病人國”。因為這個國家好比一個人，平時沒有防病體製，有了病，沒有糾錯機製，隻能長期帶病運轉，直到把自己耗死。
       作者寫到西方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為什麽在接班人問題上沒有問題?是因為他們的製度設計是這樣的：
       所有到最高位置的人，不能由你決定你的繼任者，而且他們鐵的認定，到最高位置的人都是惡人，哪怕是人世間第一惡人，隻要你有本事，那就上位。可是，一旦到了最高位置，你就會發現，這個位置是隻籠子，而且是鐵籠子。鑽籠子是你唯一的選擇。你在籠子裏麵，隻能做好事，不能做壞事，至於你以前那麽能做壞事，俱往矣，且看今日。你不是有本事嗎？一個國家就這麽一個位置，你不是爭奪去了嗎？好，你就在呆在籠子裏，以惡人身份好好地做好事吧。所以，即就是囚犯，也可以選舉總統。如果選上，那就上位，任期結束，回牢房繼續服刑。可是，在中國，必須把服服貼貼聽我話，完完全全沒有自己見解的道德楷模選拔出來，對現任皇帝來說，是最頭疼的事情。對太子皇儲來說，是最難熬的日子。
      我操，娘希匹；我操，娘希匹。
      作者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中，最早從理論上和政策上提出國有企業股份化改製，並因此被調入胡耀邦智囊班子工作；
1989 年發表《新權威主義述評》，討論了中國的政治改革道路問題。“六四”時因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被迫辭職，被囚禁於秦城監獄 3 年。出獄後，作者總結改革派失敗教訓，著有《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一書。2000 年赴美，完成了思考多年的政治學著作：《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於 2001年在台灣出版。2002 年 2 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角力十六大─未來中國控製權》。
      通過這本書，大家可以看到“一切大機構，不是為它的任務而存在，而是為了它的人員而存在。”誠哉斯言呐。中國有教育部，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大家知道不知道?各部門、各係統竟然都有“教育部(局)”，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局；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局；反過來，也一樣：教育部裏也有教育部·宣傳局；中國人民銀行·宣傳局。
      所有機構，就像一堆螃蟹糾纏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斷，理還亂。不是事情需要，而是安排人員。本朝建立之初，為了安排人員，設立莫名其妙的部委，例如森林部外在設一個“森林工業部”，工業部下分設“第一工業部”“第二工業部”“第三工業部”、、、在商業部外再設“全國供銷總社”，，，作者說，中國官員每年以100萬的速度在增加，過幾年就“精簡”一次，每“精簡”一次，呼啦就增加一次。可不是嘛，1950年全國幹部800萬，現在是8000萬，增加7200萬，實實在在每年增加100萬。
      為什麽這樣?就是開頭這句話：不是為事而設，而是為人而設。作者舉了中央機關都是如此，地方機構，無不如此。中共中央有宣傳部、統戰部、農工部，，，那麽，重重疊疊各級黨委都設立。要做官的人太多咋辦?設副職，一個部門有10個或以上副職司空見慣，還有什麽協理員、調研員、督察員，除了司機，都是官。官員待遇好嘛。
       作者認為，鄧小平是靈，陳雲是魂，二位是神仙，針鋒相對。神仙打架，小鬼受累；天下晃蕩，百姓遭殃。胡耀邦、趙紫陽兩個皇儲被太上皇自己掐死，由不得他鄧小平啊。陳雲那邊頻頻出招，攻擊得太厲害了，隻能舍太子保自己。作者日記隻寫到1988年8月18日，離次年4月的胡耀邦之死與6月六四運動，還有8-10個月，已經預見到胡耀邦、趙紫陽2人不得善終。保守派必定上台，文化大革命必定重來。除了對手攻擊，太子皇儲自己，想有所改變，有所作為，這也引起太上皇不悅：嘿，你翅膀硬了?想自己飛了?看我不收拾你。這也是太子皇儲被廢的原因之一。胡耀邦失寵於“亂講話”插手經濟；趙紫陽失寵於在香港發表與陸鏗談話，惹得鄧小平大怒。
     140年前，嚴複就認為，英國文化必定大行於世界，因為英國社會生活的一切，都遵循程序，也就是法律。英國法律總是維護公平正義；康有為逛了一圈上海租界，大呼“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昔日夷狄視之”。可是，通過日記，我們可以看到，中南海至今沒有“議事規則”“辦公程序”，也就是沒有“法度”。中南海的運轉，完全靠計謀，背靠背地暗中運作，完全是用“潛規則”處理國家大事。扣帽子、打棍子、繞彎子、設絆子、挖陷阱、織羅網、投門子、站隊伍，，，作者寫到，胡耀邦是中國的良心，謀事不謀人。不拉關係，必定失敗；趙紫陽是中國的頭腦，既謀事也謀人。明明想走三權分立之路，偏偏高舉四項基本原則。弄得好，兩麵可以通吃，弄不好，裏外不是人；鄧力群是中國的手段，心狠手辣，覬覦皇位，無所不用其極；王震是棍子，薄一波是子彈，李先念是滑頭，胡啟立模棱兩可，王兆國沒有能力，，，你心黑，我比你更心黑；你臉厚，我比你更臉厚。。。
     嗚呼哀哉，這不是上海灘，勝似上海灘；不是威虎庭，勝似威虎庭；最後隻能是風波亭。
      我操，娘希匹；我哭，大中華！
      作者寫到：“在中國，反動是有利可圖的事情。”他說的“反動”就是所謂的“保守派”“老左傾”“毛分子”。就是在改革開放中，踩刹車、拉後腿。胡喬木寫文章江郎才盡；鄧力群算計人黔驢技窮。可是，牠倆上竄下跳，什麽手段都有，撈足了利益。越壞越得利，我本非佳人，為何不去做賊?為什麽不壞呢？沒有最壞，隻有更壞。不壞，哪來利益?
     毛思想對中國人民，是挖心猛鬼，毀滅靈魂的存在，改革開放把毛不徹底否定，完全沒有任何指望。可是，你能否定得了?所謂的改革開放保守派死死抱著牌位不鬆手，所謂激進派，也盯著這個牌位，背著身子倒回走，算是前進。都必須打太祖旗號才能否定太祖事業，否定得了嗎？答案早已得出：失敗，更大的失敗。黃鍾大呂，瓦釜雷鳴。隻有山崩地裂，一切從頭再來。作者簡直是巫師，預計到了30多年後的今天和40-50年後的明天。我操，娘希匹；我哭，大中華。
     作者寫到老百姓對未來不要過度憧憬，他借電影《芙蓉鎮》主人公的話“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讀到這裏，我淚水淙淙。因為，小說《芙蓉鎮》差不多40年前，我趴在架子床的被窩就讀過，後來拍成電影，我也看過。那時候，我就淚眼婆娑。俗話說得好：“沒有丫鬟挨的好毬”。不管文化大革命，還是改革開放，老百姓隻求活著，像狗一樣活著。這是宿命。
     作者寫到：“蘇聯一位經濟學家形容蘇聯的經濟改革走在胡同裡，隻有這一條路，別無選擇。”其實，與這條胡同相連的還有一些死胡同，而這條大胡同的終端，則是私有製，隻有私有製。但是，這對於在公有製下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在每一個路口指向終端的路牌上，都給你寫著“危險”“懸崖”“深淵”“萬劫不復之地”等等“提醒語”“指示燈”。“我們沿途一定要把所有的死胡同都走一遍，每走一條死胡同，就向所謂“墳墓”靠近一步。直到最後有一天，我們走通了，我們鑽進的是自己的墳墓。”作者沒有提到這位蘇聯經濟學家是誰，筆者孤陋寡聞，也一無所知。
      不是戈爾巴喬夫葬送了蘇聯，而是蘇聯就是蘇聯人的墳墓。改革就是出埃及，奔向迦南，尋找蜜和牛奶流淌的地方。戈爾巴喬夫是摩西，不是叛徒。不改革就是坐等死亡，戈爾巴喬夫不願意坐等死亡。可是，他帶領大家出埃及，他卻渴死在奔向蜜和奶的路上。赫魯曉夫是這樣，胡耀邦、趙紫陽何嚐不是這樣。隻有堅持守在埃及，反對奔向迦南的人，才在沙漠中吃蜜喝奶。
      中國有過戈爾巴喬夫，渴死在路上。現在，沒有戈爾巴喬夫，沒有摩西，所以，中國出不了埃及。坐等死亡吧！(哭)
      我操，娘希匹；我哭，大中華。
      作者寫到：“人類沒有宗教，能不能活下去？”作者自己回答：“不能！”巴爾紮克說：“一個無神者的社會，很快就會創造一個人間神，宗教就出來了。人類的悲劇就是：少數人爲了自己絕對美好的生活而創造教條，多數人爲了實現這些教條，犠牲自己美好的生活。”作者認為，中國人沒有固定的國家宗教，但存在百姓宗教。在過去還可以信仰自由，我喜歡什麽就信仰什麽。可是，現代中國，少數人創造對少數人自己當下有利的教條，用許願的烏托邦愚弄人民“為了教條而犧牲美好生活”，這些人還打著一切為了人民幸福的旗號，用虛無縹緲的“未來”，換去你實實在在的“現在”。
       作者寫到：“有一個百試不爽的定律：整天高叫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一定是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優越。”中國社會就是這樣。在所謂社會主義做為“人上人”的人，成天喋喋不休地呐喊“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物質極大豐富，應有盡有，無所不有”。這分明就是欺騙，可是，老百姓不能不相信。老百姓不能不失去幸福，不能不擁抱痛苦。老百姓到頭來，還要對那些用幾句烏托邦教條，換去自己幸福的人說感恩。世間最痛苦的人，往往說自己最幸福；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常常說自己沒有生活壓力。他們最懂得的是感恩。
      作者寫到：“ 美國幽默作家羅伯特·本奇利說過，‘人人都很容易成爲自己最討厭的那種人’。”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中的中南海，所有人必將成為他自己“討厭的人”，為什麽？改革沒有達到他想達到的目標。改革開放的失敗，使他追悔莫及，他討厭自己。
      天明好大一會兒了，我也該忙正經事了。老婆早就把飯煮好，再不下床，我就得挨罵，盡管我的“感想”才開了個頭，卻不得不就此打住。
       ……
       喪鍾為誰而鳴?為人民嗎，人民就是大地，大地不死。究竟喪鍾為誰而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