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議《鄭會欣：對歷史的重新解讀》（小注：鄭會欣，高華均為大學同學）

讀議《鄭會欣：對歷史的重新解讀》（小注：鄭會欣，高華均為大學同學）

 

 

[作者附注：這是17年前刊登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上的一篇舊文，作為高華大學同班四年的老同學，作為《紅太陽》一書的責任編輯和第一個讀者，這可能也是該書的第一篇書評。今天是高華去世六週年的忌日，謹將其檢出發給朋友們傳閱，以紀念這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學者。]

 

   

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釋，離不開對原始資料的掌握，同時更需要歷史學家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由表及裡、去偽存真，對史料進行細心的梳理，認真的研判，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長期以來，為甚麼中國大陸的學者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的研究無法取得突破，除了資料短缺這個客觀因素之外，在所謂輿論一律、歷史研究應該成為黨的宣傳工具這類口號之下，廣大學者日益缺乏個人的獨立意識，喪失理性的思考能力，恐怕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讀議：

 

阿基米德“給個支點，我能撬起地球”，不是吹牛。

 

給我看中央辦公廳文件，隨我講，我就能“對史料進行細心的梳理，認真的研判，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是吹牛。

 

鍾惦斐有歎：“思想的解放麵臨的是沒有解放的思想。”為什麽？在於沒解放？

 

這一代人中接受過什麽科學思維訓練？他們所謂的理性更多的是靜，不是理，他們知道“理”在哪兒？沒有訓練，不具備科學理性，還談什麽“認真的研判”“正確的結論？”

 

我高考數學40分，想不通自由落體原理。哪敢扯科學理性。）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中國近現代史方麵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有所發展，表現之一就是大量的歷史檔案(主要是民國各個時期政權的檔案，也包括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檔案)陸續開放和出版，雖然這些資料的公布是有選擇的，還遠遠談不上徹底(特別是有關中共黨史方麵的檔案)，但應承認這已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二十年前那是連想都不敢想的。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不論是其深度還是廣度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以黨史研究為例，過去人們不敢問津的一些禁區甚至亦有所觸動，如富田事變、肅托肅反、西路軍問題等等，不少學者在充分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於以往似乎已作定論的問題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試圖對歷史重新進行解讀。剛剛出版的高華教授新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就是其中一部力作。

 

（讀議：“有的看了”，而已。現在，更“有的看了”，怎麽樣呢？

 

沒得看時，做了資料的奴隸。有的看，就成了資料的主人？

 

誰說過“任何曆史都是當代史”。其實更是，曆史的真實在於自己的真實。

 

我們這一代，是個什麽東東？）

 

 

八十年代以前，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學術文章並不是很多，有的隻是一些回憶和紀念文章，真正談得上是研究的著作或論文更是鳳毛麟角。凡是涉及到延安整風，所有的文章，包括黨史教材幾乎都是一個聲調，這種狀況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也沒有多大改變，譬如當時一部發行量甚大的教科書就是這樣評價延安整風運動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實踐證明，它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的成功的方法，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建設理論的創造性的發展」，「這是繼『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繼承了『五四』的科學民主精神，同時又糾正了五四時期的形式主義的缺點」。近十年來，海內外學者的一些新的研究對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幕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披露，如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楊中美的《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年)、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楊奎鬆的〈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但真正全麵、係統研究延安整風的學術著作當屬高華的這部新著。

 

   （讀議：研究延安整風運動，需要用科學嗎？就像認識耄需要用亞曆士多德嗎？“他就是個皇帝”（語自老大），完活。

 

並非是個事兒都要啟動電腦的。“那裏沒有曆史，隻有重複”（語自黑格爾），就是稍微目測測就能明白的。至今仍大差不差。

 

讀這些個“研究文章”，毋寧是在看一場“你壞，我比你更壞”的PK。讀《紅太陽》，常有置問：這樣的惡毒，高華他怎麽看到的？

 

自問：生而不遇。於這不遇中，自己成了個啥？

 

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有讀《草葉集》的感受：“無論你是誰，都來和我同行”，敞亮，上升。讀《史記》，陰淒淒，凶巴巴，“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的詭算計看著漲。讀《紅太陽》，像聽他在開罵：“他媽的，這傢夥，竟在我入黨上還拿我一把”。

 

延安整風，就是五四的好不學，和平蘇共PK誰更壞。識得劉文學和周扒皮的好壞就能辨識的事。）

 

 

 本書凡六十萬字，七百餘頁，是迄今為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最全麵、最係統的一部學術著作。作者認為，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也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毛澤東在整風中創造出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沉重地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這一係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它不僅成為每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同時也改變了1949年以後生活在大陸所有中國人的命運。

 

（讀議：大陸一直有“生命的恐懼”，濃淡而已。李文亮簽訓誡書到將它貼上網，就是一例。除了民國，什麽時候都有。四九後，比東廠西廠，比乾隆文字獄更甚？

 

“史無前例”“最悲慘”…..  一是小器；二是“王婆賣瓜”。讀《古拉格群島》，不覺得“文革”是沒有之一的最慘最謬。

 

其實就是個團夥的內卷，訂下新規矩。往後怎樣，誰知道？“改變了1949年以後生活在大陸所有中國人的命運。”是“馬後炮”。和黃維決戰，耄仍在賭。）

 

 

 

 

 

本書除前言、後記以及參考文獻、索引之外，正文共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共五章，主要介紹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領導人歷史上的分岐和矛盾，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幹預，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步掌控了黨權與軍權，抗日戰爭爆發後毛澤東開始對國際派的代表人物王明進行迂回反擊，對於整風運動加緊進行輿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毛澤東從蘇聯的《聯共(布)黨史》中領悟到要想確立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必須要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為此他採取了兩個主要措施：一是「挖牆角、摻沙子」，大力提拔陳伯達、胡喬木等，組織屬於自己的理論班子；二是「甩石頭」，以所謂黨內兩條路線為經緯，精心編輯黨內歷史文獻匯編《六大以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對毛澤東在江西根據地肅反、肅AB團的責任加以詳盡的剖析，實際上這也是說明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中之所以大力肅清國際派、以及打擊黨內自由主義的審幹和搶救運動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與現實意義的。

   下篇「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共分為十章，這是本書的重點。作者不惜筆墨，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將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作了深入透徹的剖析。

 

 

 

 

 

 

 國共分裂後，毛澤東雖然首先在江西創建了農村根據地，開始走上了武裝割劇、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甚至還經常受到當時的中共中央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排擠和壓製。這種狀況雖然遵義會議後發生了變化，但是並沒有完全樹立起毛在黨內的獨尊地位。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經過與張國燾的鬥爭、西安事變、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到了四十年代初，延安已經成為一個高度組織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此時延安城三萬七、八千人口中就有三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其中大部分又是抗戰爆發後來自國統區的青年知識分子。隨著政治、軍事局勢的相對安定，毛澤東認為發動一場統一黨內思想、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運動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而開展延安整風運動正是毛澤東發動黨內鬥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

   毛澤東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為了打擊主要敵人，必須團結和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們作為貫徹執行自己意誌的工具，同時也要在打擊的對象中分化和瓦解另一部分人。

   毛澤東的首要任務就是尋找同盟軍。在中央，他的最堅定的政治盟友是劉少奇及其班底彭真等人，他最得力的助手則是剛從蘇聯歸國、王明原來的副手康生，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人任弼時、陳雲、李富春實際上扮演的是毛澤東「內管家」的角色，在地方上，毛提拔重用的是高崗(八路軍留守兵團政委、西北局中央書記)，軍隊中他最寵信的將領則首推林彪。在毛澤東的眼中，以周恩來、彭德懷、陳毅為代表的所謂「經驗主義份子」都曾在歷史上反對過他，必須在運動中加以觸及，目的是打下他們的傲氣，樹立自己的威信，但最終對他們還是要團結和利用的(特別是在統戰和指揮軍隊方麵)。毛澤東的打擊對象十分明確，那就是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為首的「國際派」，但即使是在打擊對象中也是有所區分的，譬如張聞天、王稼祥曾在遵義會議上站在毛的一邊，因此在處理時情況就不完全一樣。這也說明歷史上的因素以及個人的好惡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始終佔據著極高的比重。

   延安整風運動的步驟是：先整國際派，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然後再利用部分投降的國際派以及軍隊中的高級幹部整肅在黨內具有「五四」傳統、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以王實味、丁玲為代表)，最終樹立起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無比崇高的地位。

   延安整風是有組織(在中央總學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中央社會部、組織部和中央黨校則是重要的領導機構)、有步驟(整風—審幹—肅反—搶救)、有計劃(從上到下、從陝北的中央機關到各地方根據地)進行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它對於日後中國共產黨的成長乃至於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個案，對肅反及審幹搶救中的過程及其種種表現作出了極為細致的描述，這從書中第十一章「從整風到審幹」的小標題和內容即可見其端倪。

   一 教化先行：首先認真聽取傳達報告，反覆閱讀上級為整風運動精心編輯的文件，吃透中央精神，在思想和輿論上先做好準備；

   二 排隊摸底：所有參加整風的幹部不論是高級幹部還是中下層幹部，都必須寫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質的反省筆記，供領導人參考，以此了解幹部的「活思想」；

   三 審查在後：反對自由主義，要求所有幹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動員並強製廣大黨員交代自己的言行，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還是第一次；

   四 向黨交心：指令每個黨員和幹部必須以書麵的形式，詳細交代個人的歷史，包括填寫幹部簡歷表和撰寫詳細的個人自傳；

   五 「脫褲子、割尾巴」：整風審幹運動期間，在來自強大的自我壓力和集體壓力的雙重重壓下，所有幹部的靈魂都受到強烈的震撼和撞擊，猶如經歷了一次漫長的心理煉獄；

   六 「新人誕生」：經過這麼多程序，最終黨組織給每個人作出政治鑒定，於是黨員和幹部向黨獻上一顆赤誠的心，最後徹底埋葬「舊我」，自我意識逐漸消失，「新人」隨之而誕生。

   隨著整風的結束、「新人」的誕生，毛澤東終於在黨內、軍內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首陝北民歌應運而生，響徹雲霄。不

   作者認為，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與斯大林的清黨和肅反運動相比，坦白審幹運動在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方麵，不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麵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再深一層研究，這場基於明確政治目的而發起的運動，可謂土洋結合，除了套用列寧、斯大林的若幹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運作方式和操作實踐的背後，還帶有極為濃厚的傳統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跡，幹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與宋明理學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幾乎異曲同工，除了詞匯和解釋係統不盡相同外，最大的區別乃是前者在手法上更具強製性。凡是對於中國當代史略有了解的讀者看過此書之後大概都會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建國後所發生的眾多政治運動，如肅反、反右、社會主義教育(四清)，一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手法與延安整風完全是一個模式，所不同的隻是規模日益擴大、手段日臻完善罷了；而延安整風運動所開創的填履歷表、寫自傳、作鑒定、建立檔案等一係列製度更是延續至今，成為黨和國家管理幹部、審查幹部的重要方式。

   以往大陸的宣傳與黨史教材對於延安整風隻是贊揚它是如何肅清了教條主義的影響，達到了黨內的團結，而將整風與審幹、搶救運動截然分開，即使不得不提到搶救中的錯誤，也隻是將其全部歸咎於康生一個人身上，對於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應負的責任不是隻字不提，就是避而不談。作者在佔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過、中央社會部與總學委在整風運動中的作用和核心地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客觀的分析，從而得出結論：毛澤東是延安整風運動(包括審幹與搶救)所有一切的決策者、指揮者，康生無疑是搶救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但他所作的一切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至少也是得到他的默許的；同時作者也詳細分析了毛澤東的經歷及其個人性格中的複雜與矛盾。以往人們不大清楚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整風中的作用，本書則首次詳述了劉少奇、彭真、李富春等人的責任：劉少奇是毛澤東最忠實的盟友，是審幹、反奸運動的決策者；彭真是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直接負責集中大批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的整風、審幹和反奸；李富春在整風運動中也是毛澤東核心圈子的成員，專門負責中直機關的整風；而從陝北中央到地方唯一沒有執行搶救運動的隻有山東根據地的領導人羅榮桓。

正是由於延安整風運動中所使用的一些方法並不光采，所以它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大心病(富田事件也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為甚麼長期以來毛澤東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諱莫如深的一個主要原因。許多當年在延安被整過的幹部對此心懷不滿，但長期以來一直不敢出聲，偶有發泄，必遭毛澤東的劇烈反擊。譬如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對毛澤東所說的那句著名罵詞：「華北會議忍了幾年，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陳毅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麼樣了?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麼樣了?」毛澤東聞之頓時發起「無產階級雷霆之怒」，彭德懷、陳毅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讀議：

 

“你壞，我比你更壞”。是為整風史。

 

“你更壞，我能想得比你的更壞還壞”，是為整風研究。

 

二十五史，哪部不在比壞？到了自己筆下，還不是這一堆。

 

得問問自己了，是個啥東東？自己的真實就是曆史的真實。如果自己“真”沒有，“實”又缺，下了筆，能怎樣呢？）

 

 

 

   本書從動筆到定稿前後歷經九年，若加上收集資料，時間就更長了。仔細閱讀全書，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1、 資料豐富，學風嚴謹。

   作者為了研究這一課題，化了大量精力，四處收集資料，這從書後所附的三十多頁參考文獻書錄中即可看出。舉凡大陸公開或內部出版的各種文獻、檔案、年譜、文集、傳記、回憶錄等等，作者都加以認真研讀。實際上作者所引用的資料大都是公開出版，按理說並不難找，但難得的是作者博聞強記，目光敏銳，善於分析史料，從這些大量往往被其他人所忽略或不注意的資料中爬梳鑒別，點滴歸攏，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所有的解釋都是建立在嚴實的史料基礎上，據事言理，而不是憑空想像，採用不同的資料加以佐證，若隻有一條資料，則提出問題，留作參考。因而這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可以這麼說，未來公布的檔案資料隻會進一步證實或補充本書的論斷，而不會推翻其主要觀點。

 

（讀議：“說起來龍去脈，如數家珍”（老大語）。老大高華衣誌強陳曉波等，吹起這些來，一個賽一個。自己也試著去讀，嫌煩，也覺著沒趣。不及讀白區的文人論戰，起碼文釆好。

 

看到那些個弄清石達開，洪秀全，楊秀清等之間的勞什子不亦樂乎的研究家，不解至今，個中真有這麽大的樂子？

 

我自己自初二在語文課上讀到《一件小事》後，就不信耄文章好了，也漸漸不喜歡周遭語言。

 

 

 

2、 尊重歷史，重現歷史。

   近年來隨著大量檔案文獻的公布，大批回憶錄也不斷出版，為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補充。但是回憶錄也有其局限和缺陷，除了因作者的記憶原因，一些具體的時間、地點可能有誤外，為尊者諱，隻講自己過五關，不講自己走麥城則是最常見的問題，因此歷史學家必須參照其他史料才可與回憶錄相互印證，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本書作者高華博士是南京大學歷史係副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具有相當深厚的研究功底，特別是他的觀察力很強，善於從一些回憶錄語焉未詳、點到即止的話語中追根尋源，探索歷史的真蘊。他曾經以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回憶錄為素材，引用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認真的考證，對於反右、反右傾和四清運動以及中央政爭與地方間的關係作出了令人深思的闡述，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注意。本書基本上能作到不虛美，不隱惡，對延安整風運動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反映出作者所具有的那種透視歷史的能力。

3、 文字平實，可讀性強。

   本書篇幅巨大，考證精細，它不是時下坊間流行的那種紀實文學，而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從另一方麵來說，全書文字平實，融匯貫通，章節之間安排得十分緊密，雖然全書沒有一句對話，但新意卻散布在每一個章節之中，作者善於捕捉每個細節，字裏行間都反映出當年的氣氛，讀者閱讀此書會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在當前出版的各類歷史著作中也是不多見的。

   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本書在寫作過程中還存在著很多遺憾，諸如無法看到中央社會部、組織部等核心機構有關延安整風運動的檔案，未能採訪延安整風運動的親歷者，聽取他們的回憶等等。在我看來，第一個遺憾或許是無法解決的，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官方這方麵的檔案不可能公開，也不會允許學者去中央檔案館自由查閱的；但第二個遺憾則應該說是可以做到而且也是必須做到的。延安整風運動距今已將近六十年，當年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已大多謝世，留在世上的人越來越少，如果我們再不去搶救史料，對於歷史來說，那才將會成為真正的遺憾。

 

原載

 

（讀議：共和國語言，即“延安白話”，即黨話。《紅太陽》就是。因為是同學，讀竟。不然，幾頁就撂。聽了三十年，還要聽啊？

 

鄧說方勵之不是自己人，劉賓雁是反對而已。《紅太陽》是後者。

 

我們都是些沒有數理化，文言讀個大概，外語索拉拉的主。我們都是下筆毛體鬼畫符，行文幾句不社論的貨。恐怕譯成外語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