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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一期的《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劉宗媛撰寫的一篇題為《What the Iran war means for China》的文章，圍繞伊朗戰爭背景下中國大陸的戰略處境與思考展開分析。文章指出，隨著川普於2025年重返白宮，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投入下降、行為趨於不可預測，其國際權威與凝聚力削弱，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大陸提供了戰略空間。然而，北京並不將美國的衰退簡單視為自身的機遇，而更關注全球體係是否仍然穩定可控。中國大陸的核心關切在於“穩定”。無論是貿易暢通、能源供應還是全球金融體係，都依賴一個可預測的國際秩序。伊朗戰爭使中東局勢動蕩，威脅霍爾木茲海峽等關鍵通道，從而對大陸的能源安全與出口導向型經濟構成潛在衝擊。因此，北京對衝突采取克製態度，強調外交斡旋與風險管控，而非軍事介入。
文章進一步指出，中國大陸雖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中崛起，但仍深度依賴這一體係，包括海上通道、美元體係及多邊機製。當前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更多動用軍事手段，削弱規則約束，使這一體係麵臨瓦解風險。對大陸而言，一個“動蕩的美國”比“衰落的美國”更具威脅，因為前者可能破壞孕育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在戰略選擇上，北京更傾向漸進式、非對抗方式，如產業政策、市場工具及灰色地帶行動，而避免直接衝突。即便在台灣問題上，也不會僅因美國分心而輕率行動，而是綜合評估潛在風險，尤其是麵對一個更具軍事衝動的美國。
作者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 下圖 Bloomberg）認為，伊朗戰爭揭示了一個關鍵現實：中美並非零和關係。美國的失序未必轉化為中國大陸的收益，反而可能削弱雙方共同依賴的全球體係。北京當前戰略的核心是在不穩定世界中維持秩序、控製風險，並在長期競爭中穩步推進自身發展。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內容。
伊朗戰爭對中國大陸的意義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正迎來他夢寐以求的那個美國。自川普總統於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華盛頓對其全球使命的信心日益減退，對其曾極力維護的“基於規則的秩序”日益疏離；同時卻愈發傾向於以一種令市場、各類機構及盟友感到不安的方式來行使權力。華盛頓在全球權威與公信力正加速流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北京而言是個好消息。一個實力削弱且不再熱衷於道德說教的華盛頓，將再難以凝聚其他國家力量；它所提供的模式也不再那麽具吸引力。如今的華盛頓不僅組織聯盟的能力有所下降，反而更有可能疏遠那些它本需借以製衡中國大陸的關鍵夥伴。數十年來，大陸領導人一直期盼著這樣一個美國：它既要擁有足以維係全球經濟運轉並防止體係徹底崩潰的實力，卻又不再具備以限製中國崛起的方式來重塑國際秩序的能力。如今，習近平距離實現這一目標，已比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任何一位帝王或黨內領導人都要更近。
然而，這對中國大陸而言並非一場毫無爭議的完勝。習近平想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實力受損的美國，他更希望美國依然能夠協助維護穩定的世界秩序。這種微妙的區分在華盛頓往往容易被忽視；那裏的分析人士常想當然地認為，地緣政治競爭無非是一塊實時滾動的記分牌：若美國失分，大陸必得利；反之亦然。但北京方麵並不將美國的每一次挫折都解讀為己方的收益，大陸領導人也並不認為每一個地緣政治機遇都必須加以利用。更多時候，他們選擇等待、觀望，並審慎籌劃下一步行動。他們所關切的，不僅僅是美國實力是否有所削弱，更是周邊的宏觀環境究竟是趨於穩定，抑或陷入混亂。北京所關注的是：貿易往來能否持續暢通，能源供應能否如期抵達，以及全球性危機能否局限於特定範圍，而非引發連鎖式的全麵失控。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穩定絕非一種可有可無的軟性偏好，而是國家持續強盛的根本前提。
美以針對伊朗的戰爭已演變為一場區域性大火，這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克製構成了迄今為止最具深遠影響的考驗。與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不同，針對伊朗的這場戰爭威脅到了大陸的核心戰略利益 - 其原因並非源於大陸對中東油氣資源的極度依賴，而是因為日益變幻莫測的華盛頓正在動搖北京所賴以生存的全球秩序。大陸麵臨的危險不在於眼前的資源匱乏，而在於秩序的混亂。一個僅僅是實力衰退的美國尚在可控範圍之內；而一個行事不可預測、充滿暴力且不再受其曾極力倡導的體係所約束的美國，則要凶險得多。一個日漸式微的美國或許能帶來機遇；但一個動蕩不穩的美國，卻會摧毀那些促成機遇得以實現的根本條件。北京所擔心的，並非華盛頓會喪失權力，而是它以一種令世界局勢愈發難以駕馭的方式來行使其僅存的權力。麵對日益肆無忌憚的華盛頓，大陸領導層將審慎行事，嚴加防範自身的薄弱環節，並抵製去承擔那些自身尚無力勝任的全球性責任。
中國大陸對伊朗戰事的低調反應 - 即開展外交斡旋、呼籲停火止戰並避免直接軍事介入 - 並非出於冷漠，亦非出於投機逐利。這實則是一項深思熟慮的策略，旨在管控係統性風險，維護貿易與資本流動所必需的外部環境，並捍衛大陸長期崛起的基石。因此，大陸麵臨的挑戰遠不止是在既有的全球體係內實現崛起，更在於如何在這一體係走向瓦解之際求得生存。在一個日益由“無序擾動”而非“精心設計”所塑造的世界裏，對大陸宏大抱負構成最大威脅的，或許並非美國的強大實力，而是美國的內在動蕩。
衰退的美國更值得警惕
自1979年向世界重開大門以來，中國大陸在一個由美國構建並維係的國際體係內，積累了財富與實力。北京充分利用了這一秩序，同時也對其施加壓力，並在其周遭構建了替代性的機製。然而，它依然依賴該秩序所提供的各項基本條件：暢通的海上航道、不斷擴大的市場、以美元進行借貸與貿易的能力，以及那些足夠穩健、足以在地緣政治衝擊演變為係統性危機之前將其化解的多邊機構。這種依賴性根深蒂固。隨著習近平以國家安全之名推動經濟走向更高程度的自力更生，大陸工業界正麵臨利潤下滑和產能過剩日益嚴重的困境 - 這正是此類戰略轉型所伴生的巨大壓力的種種跡象。為應對這一局麵，北京構建了一套日益精密的“經濟治國方略”工具箱，充分利用其國內市場準入權、在稀土元素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各類貸款與投資協議，以及出口管製和經濟製裁等強製性手段。然而，這些工具的運用建立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假設之上：即國際體係必須保持穩定、可預測，且其運行規則應基於法治而非赤裸裸的強權。
如今，這一前提已受到質疑。華盛頓近期在委內瑞拉和伊朗采取的軍事行動 - 在實施過程中幾乎未顧及經濟後果或國際法 - 凸顯了一個中國大陸戰略家們無法忽視的現實：那個他們曾學會如何遊刃有餘地駕馭並加以利用的、由美國主導的體係正趨於瓦解；而當前正在進行的秩序重構，未必符合北京的利益。在大陸領導人視美國為一個正在衰落的強權，但同時也認為，這個強權正變得愈發危險。他們深知，隨著華盛頓在經濟與外交層麵的籌碼日漸式微，它可能會愈發傾向於訴諸其所擁有的唯一一種充裕資源：軍事力量。
從北京的視角審視，川普政府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幹預，與其說是自信的帝國式治理，倒不如說是處於衰退晚期的帝國所表現出的無助掙紮 – 即試圖在尚存餘力之際，榨取其僅存的軍事霸權優勢。對於中國大陸的精英層而言，一個愈發動蕩且缺乏約束的美國絕非令人寬慰；他們對由此產生的風險保持著高度警惕。畢竟，這是一個對自己所構建的國際秩序不再自信，卻依然擁有無與倫比破壞力的霸權國家。
倘若美國的實力僅僅是在逐漸衰退，中國或許會受誘惑，迅速采取行動以把握時機並鞏固自身地位。但若美國的衰退表現為不斷升級的經濟脅迫、全球貿易規則與機製的瓦解，乃至軍事侵略，那麽北京方麵反而可能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境地：至少在言辭上，它不得不去捍衛現有秩序中的某些要素，以抵禦美國的破壞性行徑。對於大陸領導層而言，問題的關鍵並非美國正從全球體係的領導者地位上消失，而在於美國或許仍將保持足夠強大在世界橫衝直撞的實力，但在如何運用這種實力方麵，其行事方式卻變得愈發難以預測。
“乘虛而入”不可行
伊朗戰爭以極其鮮明的方式展現了這種動態。在華盛頓許多人看來，美國在中東發動的又一場軍事冒險，無異於送給中國大陸的一份“戰略大禮”。按照這種邏輯，一旦美國深陷另一場地區衝突的泥潭，北京在亞洲的行動便將獲得更大的自由空間。然而，大陸領導層並未將這場危機視為一場零和博弈。中東局勢的進一步動蕩，並不能簡單地轉化為大陸的優勢。無論華盛頓還是北京，都無法在這場戰爭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與經濟餘波中獨善其身。對大陸而言，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航運通道若遭阻斷，絕非一個抽象的隱憂。大陸是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其70%的原油供應依賴海外，其中約三分之一必須途經霍爾木茲海峽。不過短期內，大陸受到的衝擊相對有限。自戰爭爆發以來的數周內，大陸的汽油價格上漲了約10%。相比之下，美國的漲幅約為25%。伊朗輸華石油仍繼續經由該海峽運輸；此外，北京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戰略石油儲備，其儲量足以滿足國內數月的需求。
但一場曠日持久、並損及伊朗及周邊海灣國家油氣基礎設施的戰爭，將帶來遠為嚴峻的風險 – 它不僅威脅到大陸的能源安全，還可能導致經濟增速急劇放緩。大陸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其運行高度依賴於全球貿易體係的順暢運作。出口額約占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且其中絕大部分貨物均通過海運完成。一旦發生航運延誤、保險成本飆升，或因避開關鍵航運咽喉點而被迫改道，都將顯著推高出口企業的運營成本。與此同時，能源價格的上漲將抑製全球需求，導致海外訂單減少，並迅速轉化為國內經濟所麵臨的下行壓力。凡此種種，皆與北京的利益背道而馳。
上述脆弱性不僅在經濟層麵至關重要，在地緣政治層麵亦舉足輕重。中國大陸對戰略自主的追求，依然有賴於一個保持開放且具有可預期的全球體係。對北京而言，戰略自主並非閉關自守，而是指通過穩步積聚經濟實力，從而具備在該體係內以有利條件運作的能力。盡管大陸雖已著手為一個更為動蕩的世界做準備，但這並不意味著北京樂見這種局麵發生。大陸推行自力更生，旨在降低自身的脆弱性，而非為了在動蕩的世界中成為相對意義上的贏家。人們對日益加劇的不穩定性的擔憂，已然體現在大陸的經濟規劃之中。在其最新的“五年規劃”中，北京將增長目標下調至4.5%至5%之間 - 這是數十年來設定的最低目標。此舉表明當局已認識到，曾經助推中國崛起的全球環境正變得愈發不可靠。經濟增速放緩不再被視為一種周期性的波動，而被視為一種結構性的製約。而導致這一製約的因素，正是人口壓力、外部貿易緊張局勢以及不確定性的日益上升。
與此同時，北京正優先發展其所謂的“新質生產力” - 即旨在房地產等行業增速放緩之際，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的先進技術。這一戰略重心轉移，使得外部的不穩定性對中國而言愈發充滿凶險。先進製造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且高度依賴於穩定的投入要素：能源、關鍵礦產、精密設備以及全球分布的知識網絡。上述任何要素一旦遭遇中斷，都將導致成本上升、生產延誤，並加劇金融風險。在地緣政治環境日益動蕩的當下，那些本旨在確保中國長期競爭力的關鍵產業，反而變得更加容易遭受係統性衝擊。
正因如此，北京更傾向於恢複穩定，而非在日益動蕩的國際格局中謀求角色的擴張。它所尋求的，是在中東地區獲取能源、市場及影響力，而非背負維護地區穩定或在大國博弈中進行權力製衡的重擔。無論伊朗戰事持續多久，大陸都不太可能出動護航力量穿越霍爾木茲海峽，不太可能對德黑蘭施加壓力，更不會試圖取代華盛頓充當該地區的“警察”。這並非源於冷漠，而是出於審慎。大陸領導層對卷入外部紛爭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 尤其是在中東地區。因為曆史已反複證明，大國往往在此類衝突中耗盡聲望與財富，卻鮮能從中獲得實質性的戰略收益。
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大陸領導層同樣秉持著這種冷靜務實的算計。一個因分身乏術而無暇他顧的美國，確實可能為中方提供軍事或政治上的可乘之機。每當華盛頓因戰線多開而捉襟見肘時，北京對此總是洞若觀火。然而在此問題上，西方分析人士往往想當然地認為：這種“窗口期”一旦出現，便必然會驅使大陸采取行動。但北京的考量遠比這更具層次感。大陸領導層在權衡利弊時，絕不僅僅局限於考量美國是否正處於分心受擾的狀態。他們同樣會審慎權衡：一旦圍繞這座島嶼爆發終極對決，大陸將麵對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美國。這一問題的答案令人警醒。一個穩定性下降、日益軍事化、且愈發將武力視為其最顯著比較優勢的美國，在麵對台灣危機時，其危險程度恐怕非但不會降低，反而可能更具威脅。如果北京認定華盛頓正呈現出“帝國末期”的特征 - 即其正當性與自信心雖在衰退，但硬實力依然無可匹敵且躍躍欲試 - 那麽，主動挑起一場衝突便將變得凶險得多。
此外，大陸領導層深知，對台灣的入侵或封鎖絕非孤立事件。此舉將擾亂貿易、動搖金融市場、令全球航運承壓，並威脅與主要出口市場，尤其是歐洲和日本 - 的關係。之間至關重要的經貿關係。對北京而言，這種後果組合極具排斥力。
慎言謹行，靜觀其變
誠然，北京確實意欲重塑亞洲的區域均勢，削弱美國的盟友體係，拿回台灣，並構建一個不易受美國施壓影響的世界。但大陸偏好的手段依然是漸進式且非對稱的：包括產業政策、將市場準入作為籌碼、政治影響力運作、運用諸如海上蠶食和網絡間諜活動之類的“灰色地帶”戰術，以及逐步構建一個繞開美元的平行金融體係。北京尋求在不引爆現有體係的前提下，逐步積聚自身優勢。習近平仍有理由尋求與川普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中美之間若能維持一種界限分明、以可預測且互利的貿易為核心的關係，對北京而言是有益的。一個行事反複無常、在貿易保護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戰略即興發揮之間搖擺不定的美國，絕非大陸樂見之局。北京所期望的競爭，是建立在規則依然清晰可循的基礎之上的競爭。
對習近平而言，即將於北京舉行的“習特會”蘊含著一個政治契機。中國大陸官員更傾向於通過精心管控的輿論形象來推行權力政治，而非訴諸軍事衝突或貿易擾動。盡管目前尚未公布正式議程，但觀察人士預計，此次峰會將有助於延續貿易戰中的“休戰”狀態，並有望開啟北京與華盛頓之間更為廣泛的關係緩和進程。然而，伊朗戰事的爆發迫使川普推遲了這場備受矚目的會晤。伊朗戰事持續的時間越長，北京想要穩定對美關係並塑造未來競爭格局的難度也就越大。
在靜待華盛頓的下一步動向之際，北京將繼續保持審慎。盡管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國外交政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大陸領導層的總體目標依然如故：在短期風險與實現戰略自主及維持對美關係穩定長期目標之間尋求平衡。這種考量折射出北京世界觀中某種根本性的特質。大陸審視其國際關係時，更多是從商業視角出發，而非基於意識形態。它劃分世界的方式，與其說是區分敵友，不如說是區分客戶與供應商。但這並不意味著北京的戰略缺乏深度；恰恰相反，這使得大陸的戰略更具物質導向、更側重交易本質，且更致力於維護既有的商業秩序，而非去追逐某種“文明宿命”。因此，一個巨大的悖論在於：習近平既得到了他夢寐以求之物 - 一個可靠性降低、自信心減退且能力受損的美國；同時也遭遇了他最為懼怕的局麵 - 一個愈發動蕩不安的國際體係。一個處於衰退期的美國，其危險性或許要甚於一個強盛的美國：這樣一個搖搖欲墜的超級大國，往往會愈發傾向於趁尚有餘力之際訴諸武力。大陸領導人深知美國決策者常會忽略的一點：並非所有削弱美國的因素，都能轉化為增強北京的力量。川普政府的一係列失誤，與其說是讓大陸從中獲益，倒不如說是動搖了這兩個大國皆賴以生存的國際體係的穩定性。
麵對動蕩時局，中國有一句古老的成語：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在北京，官員們正爭分奪秒地加固這座建築的結構；而在華盛頓，決策者們卻在拆除牆壁，隻為增建一間宴會廳。
* 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莫裏斯·R·格林伯格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Maurice R. Greenberg Senior Fellow for China Studies)，兼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全球政治研究所高級研究學者。她是……的作者。
參考資料
Liu, Z. Z. (2026). What the Iran war means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what-iran-war-means-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