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20年人口統計,非裔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12.4%。但是,美國社會中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非裔美國人受到歧視。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有80%的人回答說黑人遭遇到很多或一些歧視。在非裔黑人遭遇的種種歧視中,經濟上的歧視尤其難受。因為經濟收入直接影響到被歧視人的生活、乃至生存問題,導致非裔黑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可喜的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有色族裔的鬥爭,美國嚴重種族不平等的歧視案例大大減少。有知名新聞媒體報道,黑人和白人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已經縮小,非裔家庭收入快速增長。而且,近年來黑人的工資往往比她/他的白人同事(相對而言)漲的快,漲得多(下圖 Vox)。那麽,是什麽在推動非裔黑人的收入快速增加,改善他們的命運呢?
強勁的經濟
原因之一便是勞動力市場緊張。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失業率一直在下降,現在幾乎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下圖 The Guardian/Ecoinometrics)。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幫助了幾乎所有的工人,而且往往對處境不利的工人幫助最大。當雇主沒有條件挑剔雇工時,被邊緣化的群體就有了更多的機會。這種動態有助於縮小黑人和白人的工資差距,因為黑人工人在低工資工人中的比例過高。與此同時,有報道指出西裔白人的工資差距最近也有所縮小。眾所周知,西裔美國人的受教育層度和在低工資工人中的比例與非裔黑人近似。最近緊縮的勞動力市場,幾乎讓其他一切都變得容易,包括縮小種族工資不平等的矛盾。
15美元時薪
十多年前,紐約市的一些快餐工人發起了一場提高最低工資的運動,希望最低工資提高至時薪15美元(下圖 TIME)。他們的要求得到了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服務業雇員國際聯盟領導人和其他知名盟友的支持。這場爭取15美元的運動幫助改變了各州和城市的政策。在過去的十年裏,亞利桑那州、阿肯色州、科羅拉多州、佛羅裏達州、密蘇裏州、內布拉斯加州、內華達州和其他幾個州通過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投票倡議。因此,有效的國家最低工資——經通脹調整後的州最低工資的加權平均值——已經上升到近40年來的最高水平(最近由於高通脹而有所下降)。
最低工資的提高往往會縮小種族工資差距,原因與勞動力市場緊張的原因相同:黑人工人不成比例地從事低工資工作。因此,減少種族不平等的一個有力方法是減少經濟不平等。反過來也是如此。種族工資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擴大,主要是因為收入不平等加劇。
黑人命貴
如果你看看周圍環境,會發現非裔黑人在管理層的比例在上升。如我熟知的一所公立藤校下麵的一個學院,現在的院長(School Dean)即為非裔黑人。在她正式上任前,該學院設立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辦公室主任,明文規定需要非裔人士擔任。此外,美國大城市如紐約市長(Eric Adams)和警察局長(Keechant Sewell)、芝加哥市長(Brandon Johnson)/警察局長(Fred Waller)、休斯頓市長(Sylvester Turner)/警察局長(Troy Finner)、舊金山市長(London Breed)/警察局長(William Scott)、亞特蘭大市長(Andre Dickens)、巴爾的摩市長(Brandon Scott )/警察局長(Michael Harrison)皆係非裔黑人。根據德勤(Deloitte)的數據,在財富500強公司,2020年黑人董事會成員占所有董事會席位的比例不到9%。到去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12%(而黑人占全美人口的12.4%)。在首都華盛頓,很多政府機構均按比例聘用非裔公民。如果細心一點,你會發現很多在政府大樓執勤的警務保安乃至服務接待的人都是非裔。她/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都是相當好的。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黑人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影響(下圖 npr)。
雖然美國在社會的公平正義方麵,取得了巨大進步,但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近日刊登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表明,有色人種(這裏指黑人)與白人間仍然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並且,種族之間的薪資差距仍然巨大。根據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數據,一名典型的黑人工人去年(2022年)的收入比一名年齡和性別相同、受教育程度相同、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典型白人工人低13%。
公平與競爭的平衡
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巨多機會接觸包括本種族在內的有色人種少數民族。在與非裔人的互動經曆中有四次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是多年前與一位男性非裔的接觸。那天我在送兒子去機場後返家途中,忽然接到保險公司的電話,在確認我的身份後讓我立即查看我的駕照和汽車保險單。我這時才發現褲兜裏裝有包括駕照、汽車保險單、信用卡和現金的錢包不見了。保險公司的人為我提供了一個電話號碼,並讓我盡快與之聯係。撥通後電話那端傳來一位男性聲音,問了我的名字和通話原因後告訴我,錢包在他手裏。他告訴我是在何時、何處如何得到錢包的,並提供了他的地址和能夠見到他並拿回錢包的具體時段。我旋即根據他提供的地址找到他 – 一位居住在大華府地區一座高層建築裏、20多歲的非裔男性。簡短交談後,他把錢包交給了我。我打開錢包後發現,裏麵的證件一份不差,$50、$20、$10和$5、$1的紙幣分文不少。我非常感動,取出倆張大額紙幣感謝他。錢包是我個人錯誤而丟失的:為趕時間,當天清晨很早我們從住處驅車經高速收費口去機場。正是在收費口我把錢包落在路上,讓這位非裔青年在下夜班後回家經過收費站時,發現了錢包。我感慨這個世界好人不少,包括那些被錯誤地標簽的族裔。第二次與非裔難忘的接觸經曆是在Kroger(下圖5 The Dallas Morning News)的checkout付費時,與一男性非裔工作人員的互動。由於他遲遲不能在收款機(register)屏幕上找到一件物品的正確代碼,就簡單粗暴地以鍵入一個價格(遠低於物品的標價)。他之所以那樣做,是要顯示他的工作效率,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接待完成很多的顧客付賬業務。第三次是在另一家類似商店的收款台的類似經曆。坐在收款台後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非裔婦女。她也因為沒找到一件減價商品(on sale)的代碼(code),最後以極低的價格把該商品賣給了我。這二位員工“高效率”工作的後果,實際上是損害了店主的利益。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本周 -- 7月4日國慶後的一天。一位30歲左右的白人男性敲開我家門後即死攪蠻纏地要替我修剪屋旁和driveway邊的幾顆大樹樹枝。本來不需要修剪,但幾個回合下來心軟了,感覺大熱天的他也不容易,於是同意他做一些修剪並談好價錢。接著來幹活兒的是2名40多歲的非裔男性。幹了不到一個小時,白人男子再次出現,表示做完了。我一看,跟他做出的承諾差的太遠,便一一指出。一番回合後,兩名非裔又做了一點本應完成的修剪。這時,真正的老板出現了 -- 一位30多歲、身高超六英尺、體重超100公斤的非裔男性。他要兩名非裔立即走人,放下手中的工作並拒絕收拾剪下的樹枝(均為事前保證要做的)。這位非裔老板說工錢給的太少(400美元,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的),要我給他們小費。Come on, give me a break!兩人不到一小時的活兒給400美元,甚至都沒完成白紙黑字保證的任務,還不無威脅的惡言相向。我當然沒給。在開車離開時,他(老板)大聲疾呼我太小氣。(我在納悶兒,為何該非裔老板不自己上門攬活兒,而是外雇一名白人,付額外的工資。)這後三次經曆不免讓人對非裔產生偏見,認為他/她對工作缺乏認真負責和契約精神,因而難以賦予重任。否則,她/他在工作中時常這樣不負責任,會讓老板/投資人蒙受(很大)損失,或讓公司失去口碑/業務。當然必須承認,這僅僅是筆者個人的特殊經曆,不能以偏概全,就此視所有非裔與她/他一樣缺乏責任心。
有時我在想,如果真的是按需分配,幹多幹少一個樣,居社會底層人的命運無疑將從此改變。但是,如果矯枉過正,當人人都可躺贏時,人們還會有動力去爭取出人頭地、還會想要通過自身努力去擁有比別人更好的生活嗎?長此以往,一個國家/一家企業會有競爭力嗎?
參考資料
Leonhardt, D. (2023). The racial wage gap is shrinking. The New York Times. 鏈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3/06/19/briefing/juneteenth-racial-wage-gap.html
也就是盡管美國在發展,最低小時工資卻在降低。而且不難看出15美元的時薪,僅僅相當於年薪3萬美元,這在城市地區遠低於貧困線。怎麽也應該上升到20美元。
另外,世界上從來都是20%的人做80%的工作,那麽對於任何社會,應該是能者多勞,而不是多勞多得才會讓社會效率最高,這意味必須是社會主義模式。
亞當斯密在幾百年前就解釋了分配領域的合理性的重要性,特點就是不能差距太大,而美國最高最低工資的差別已經超過一千倍。美國貧富差距是戰後最大,社會矛盾就會爆發。社會需要養懶人,這應該成為共識,最低也應該讓他們可以生存。
黑人的單親家庭太多,難以實現集約經濟,這是其文化硬傷,也是其不如西班牙裔的原因,但也是因為貧困的因素。至於樓下說印度人,盡管他們皮膚黑,從人種區分上他們算是白人,美國在上個世紀一直把印度人算作是白人。
印度人直到1965年才開始大批移民美國,比大批華人(主要來自台灣)早十幾年左右,是因為美國開放印度移民。與早期華人不同,印度人移民美國的人普遍知識水平高,沒有語言和人種問題,這是印度人在美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原因。
如果你反過來研究,發現非裔普遍收入低,隻能證明非裔普遍幹活少而已,不能說這個世界都故意欺負非裔,少付非裔錢。為什麽其他族裔(比如印度人,和非裔一樣黑)沒有被欺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