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8 13:43:13| 分類: 默認分類
約翰洛克說:“上帝的意誌在披上文字的外衣之後,必然會含混不清;正如上帝之子在披上肉體的外衣之後,也不得不經受人性的一切弱點(罪惡除外)”。洛克的這一表述很好。前一句呈現了基於人類語言無力感的絕對困境;後一句則顯示了人性的幽暗之無所不在,對人性的懷疑有多深,人類的幸福感就有多深。
人的內心是一個巨大的空洞,如果沒有真正的信仰,就會尋找可見之物慰藉自己。有時候我認為錢能解決一切問題,有時候我又覺得權力是萬能藥。沒有錢的時候我崇拜富人,沒有權力的時候我會崇拜權力,但有錢有權力的人卻崇拜騙子。人類經常在生殖器、領袖,或者一泡屎麵前磕頭搗蒜,因為這些東西可觸摸,可利用,可以把這些東西塞在自己的胃裏麵,反複折磨自己。
有一種自由主義,叫左傾自由主義,他們對世界抱以深刻的懷疑和批評,試圖設計出一套完美思想體係拯救世界。他們獨立,有深厚同情心,身體力行,通常認為世界緣於理性的改進和自由的對話,會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墮落。典型人物如弗蘭克·奈特、羅爾斯、森,以及中國的汪丁丁、許紀霖、周保鬆等等。
詩人以一個他自己不能言說的秘密為代價,購買了語言的力量,並用她來講述別人可怕的秘密。詩人從來不是使徒,多年以來,詩人都是依靠魔鬼的力量,驅趕魔鬼。(kierkegaard)
最重要的問題是對人的界定。一,在宇宙萬物中界定人的位置;二,在永恒秩序中界定人的心靈方向;三,在當下世界秩序中界定人的行為邊界。在完成三大任務後,一個人的生命和知識將處在不斷湧現的過程中。多樣性由此獲得意義,惟一性由此得到肯定,個人主義和經驗主義,讚美主義與懷疑主義成為一個整體。
知識人應該建設有專業路徑的精深,而不是文史哲一鍋燴的博學。專業越清晰,思想越深刻,反之,知識越駁雜,思想越混沌甚至膚淺。朱學勤說顧準是一個財會知識人,魯迅是有醫學專業的小說家,森是以福利經濟學為專業的經濟學家。而錢鍾書這樣的博學家,其實隻有一點體悟式的梳理,並無創新性的建樹。
一個人的道德生活,來自於內心的道德尺度,而不是外在行為。“左手做的事情,不能讓右手知道”,“榮耀歸給神”。這些話很難理解,但通過舉例可以展開問題。雷鋒做好事,為什麽會詳細寫在日記裏?陳光標做慈善,為什麽要別人拍手攥鈔票的照片。要把對人性的懷疑逼到深處,這是我們道德生活的起點。有時候我給我的親媽做了一點有愛心的事情我都希望她能夠開口誇讚我,哈,人啊,一個虛榮的存在。
海德格爾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死亡問題。儒家不思考死亡問題,僅僅這一條,就與哲學毫無關係了。鄧曉芒先生把儒學界定為“一種道術”,很準確,我的理解是,儒家是一套針對人與人的關係的糾纏技術,從儒家到法家,這種道術一脈相承,儒家溫文爾雅,法家怒目金剛,追求的都是對人的奴役。
或許,人類應該用靈魂去丈量宇宙,而不是用身體。相比距離人類1400光年的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的問題,或許人類更應該思考,1400萬年前地球上的生命是什麽形態,為什麽與人類文明有關的記載僅僅延伸到幾千年之前,難道人類文明是突然興起的嗎?
如果你可以做到永遠不死,你的確不用思考天國。事實上你也是思考過天國的,過去你高呼毛主席萬歲,可惜他還是死了。現在你搶著喝王林的口水,可惜他是個殺人嫌疑犯。為什麽騙子登堂入室,是因為越有權越富有的人越怕死。不相信上帝,就會選擇相信騙子。這是鬧劇的濫觴,也是屬於你的最終極的自由選擇。
人類社會最大的殺手可能就是謊言,一個靠謊言來推動人生的人是不幸的,一個靠謊言來治國的政府也是不幸的。約伯說,“如果我在謊言中行走,如果我的腳步跟隨在欺騙後麵,如果我的心被女人迷惑,如果我總是埋伏在別人的門口(伺機搶奪別人的財產),那麽願我的妻子為他人辛苦勞作,願我的妻子與他人上床。因為這些都是大惡,是必須要接受審判的罪”。(JOB,31)
我最大的錯誤可能是被眼睛牽著走,構成短視。眼睛並不是心靈的窗戶,心靈才是眼睛的向導。重要的不是眼睛看見什麽,而是心靈思考什麽。看見當官好就想當官,看見人人都不說話就以為沒有反對之聲,看見結黨可以營私就拚命維穩。耶穌說,“那些看得見的人會變成瞎子”。所有短視的人們,最後都失敗了。
細讀晚清經濟史料,當年的經濟總量,言論自由的氛圍,比今天強得太多了,可惜晚清李鴻章之流雖有國際視野和近代化的變革意識,卻迷信政府操作經濟。導致市場化無法深度演進,官僚利益集團迅速形成,滯阻了晚清的體製改良。今天大麵積發展國有企業,利益集團越來越穩固,我認為苦日子還在後頭。為什麽會這樣,一言以蔽之,短視。為什麽會短視,因為我們缺少深遠的目標啊。所謂向著標杆直跑,重要的是我必須首先相信標杆就在遠方,那是一個明確的標杆,永遠不會改變。
但丁的神曲,如今才稍微理解。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地獄裏麵,誰願意承認這一點?地獄不僅豐富而且充滿叫喊,有人頑強記錄,以為這就是藝術、美和意義。有人忽然聽到了呼喚,開始上路,生命進入偉大的煉獄。是的,高質量的人生其實都發生在煉獄,人們行過死蔭的幽穀,最後來到水邊安息,這就是天堂了。
現在是紅衛兵治理時代。所謂一份耕耘一份收獲,當年種下的紅衛兵精神,如今到了收獲的季節。你可以說這是曆史的傳承,也可以說這是罪惡的工價。曆史不會遺漏任何細節。事實上每個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二十歲的一次人性癲狂,六十歲的時候就能結出苦果。多少人到死都不理解“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大衛說,“我甚為難,我願意落在耶和華神的手上,因為神必有豐盛的憐憫,我不願意落在人的手上。”這是大衛的大智慧,有三層價值觀的意義:一,人性幽暗,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全然的美好,苦難是人類恒久的主題;二,戰爭、瘟疫和饑荒之間的次優選擇智慧。大衛的聰明在於,他知道人類邪惡無底線;三,理想國最優選擇一定帶來毀滅。
中國本體論缺失,缺失了亞裏士多德“四因”中的本因(自因)。就人的本體論而言,個體自我存在的唯一不可替代性沒有被確立,自由就不可能成為人的本質定義。這樣一來,人,就隻能從關係範疇來規定。儒家本質上沒有自我,不過是倫理中”他者的眼光“。成聖並非自我,而是等級秩序中最高崇拜物。
儒家從巫傳統轉換成仁、氣、孝,意味著儒家從此失去超驗維度,完全回到人的“自我為義”,即儒家把人當成人的標準。這樣的轉換看似是對人的肯定,但本質上放大了人的自負,人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兩個維度同時失去方法論,中國人從此進入了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奴役。父母對孩子的奴役,隻是其中之一。按照這種觀念的習慣,政府對民眾的奴役,在中國人的習慣觀念裏,就不再是奴役,而是對民眾的熱愛。這就是所謂“父母官”的意義。
有些根深蒂固的錯誤隱藏在我的內心深處,平時察覺不到。所以我每天都在反思,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蠢。比如對待死人,我們總是在避諱,溢美;對待活人,我們則窩裏鬥,鬧革命,不分個你死我活不罷休。其實合理的方法應該是反過來的:對待死人,我們要審判,要反思;對待活人,則要寬容,憐憫,愛。
如果對思想史略知一二,會發現孔子是一名道德哲學家。如果對康德的道德哲學略知一二,會發現孔子道德哲學一直在教化他人,而不是仰望上帝辨析人性。對自然的好奇心,儒家思想不及亞裏斯多德十之一二;對道德律的沉思,孔子學說不及康德十之一二。君子們隻做了兩件事,一是偽善,二是巴結皇帝。
在所有的寫作形式當中,那種缺少專業路徑的所謂文史哲一鍋燴寫作,除了文人們抖一抖機靈,幾乎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還會誤導讀者,讓人以為隻要瞎扯、自戀,就可以混一輩子。文人趣味真是害死人。
牟宗三對儒家源頭的追溯,以康德為方法。他認為儒家的實踐倫理和康德的實踐理性類似,比康德看得遠,有一種智的直覺,人是精神的實體。而康德則認為,上帝是實踐理性的基礎假設條件。由此,儒家構建了人的虛無追問。康德構建了人的理性坐標。中國文化傳統就這樣墜入低矮世界,一直看不清遠方。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合為一體後的私人製度,是身體和靈魂在小範圍內的歸於一。婚姻與公共關係和社會組織完全無關。不理解這一點的人,要麽無法遇到合適的結婚伴侶,要麽導致婚姻徹底走向失敗。好的婚姻生活就是天堂,兩個人合二為一,生死與共,完全共鳴,因為兩個人本就是一個人。
很多人對公共命題與私人命題的理解完全錯位。比如對政府等公共機構,本應絕對懷疑批評,但中國人卻無條件認同與逢迎。對一個具體的人本應絕對寬容與愛,但中國人卻咬牙切齒充滿仇恨。比如婚姻,本屬完全的私人生活,但中國人常常把婚姻看成社會關係,看成合作組織。凡此種種,才是與我們每個人有關的人生怪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