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以隱者為高潔。然而真正的隱者又有幾個?屈指數來,還真不多,僅四人而己。
“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
伯夷和叔齊弟兄倆算是最早的隱士,他們的父親孤竹國國君欲以其三子叔齊為繼承人,而叔齊偏要將位讓給大哥伯夷。讓來讓去,兩人都不即位,於是一同逃往西岐。
古人為了一個帝位,父子相殘,兄弟互殺實乃常事。而這兩位仁君卻是真的不想當國君,想隱入山林。以今日的眼光看來,他們是不是也隱得迂闊了一點?國不可一日無君,他們這一讓,不就等於置國家責任於不顧?此種隱法,雖其德可欽,而其行卻未必可嘉。可不是嗎?後來整個商的國土(當然包括商的封國孤竹國)都被薑子牙帶著周文王占領了,若不是薑子牙看出這兩人是義士,他們倆兄弟就都會殞命於亂刀之下。而天下宗周之後,這兩兄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上。
真的隱士,其節令人感動的同時,我還是要用魯迅先生的話來批評二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種把某種德行推崇、實踐到極致的作法,在生活中是行不通,也沒法學的。甚至是荒謬或者迂闊的。這也注定了真的隱士是極少的,少到隻有“標本”。
上文提及的薑子牙也是當過隱士的,而且一直隱到七十二歲。但他不是真隱,他的隱實際上是在等。薑子牙天生就是佐臣的命,他的先祖曾成功輔佐大禹治水,他又何嚐不想像先祖一樣,輔佐有天命的人成大事,同時也成就自己的名聲呢?
事實證明,他一直懷著這個理想。他幹過宰牛賣肉的屠夫,開過酒鋪賣過酒,內心深處卻一直在等待明主的到來。他在渭水之濱的磻溪垂釣,用的卻是直鉤。直鉤能釣到魚?隻怕是白日見鬼。顯然,薑子牙垂釣之意不在魚,而在等待明主周文王。可當周文王派兒子(後來的周武王)前來請他時,他還要擺擺譜,頭都不回,對著溪裏的魚鉤一語雙關地說:“大魚不來小魚來!”明擺著是要周文王親自來請他才肯出山。周文王親自來請了,他還要擺譜,不肯走路,要坐車,而且要周文王當馬拉車。周文王都依了他。薑子牙的譜擺得是夠大了。他最終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成就了大業。足以證明,他並非真正的隱者。
諸葛亮也不是真正的隱士,他的隱也是為了不隱,是為了等待為真正的明主所用。所以當劉備三顧茅廬之後,他就出山為主效勞了。
我決沒有嘲笑薑子牙和諸葛亮的意思,隻是想說,真正的隱者是沒有出路的,隻有假隱士才能建功立業。
“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
也許你會問:難道陶淵明不算真正的隱士?
陶淵時算是繼伯夷、叔齊之後的真正的隱士。然而,陶淵明的隱居理想也不是很早就有,或一以貫之的。跟所有讀書人一樣,陶淵明也曾經有建功立業的抱負。他出仕多年,功業不成,二十九歲時第一次隱居,那時隱居是當中小地主,日子過得不錯。在年過不惑、為母丁憂三年期滿之後,他懷著“四十不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
出仕多年,陶淵明沒有為五鬥米折過腰嗎?這肯定不太現實。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腰屈辱積累之後,那種折腰的屈辱實在令他無法再忍受。終於在彭澤縣令任上,他被要求折腰迎接上司時,這次要求就成了壓垮他忍受力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毅然掛冠,賦《歸去來兮》,瀟灑而去。這一次,他才做到了真正的“不惑”。這“不惑”和堅定之中,有他閑居多年對田園生活的真正的熱愛。也隻有到了這時,他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隱者。
曆朝曆代隱士聚居最多的地方莫過於終南山了。但終南山這個地方假隱士居多,更多人到這裏來的目的不是當隱士,而是借隱居抬高自己的身份,標榜自己的清高,以此等待官府或朝廷的啟用。隱,不是這些隱士的目的,反倒是他們求官的捷徑。所以人們又稱其為“終南捷徑”。
這再一次雄辯地證明,隻有假隱士才能建功立業。
“大隱隱於市”的袁枚
一直生活在鬧市中的清朝乾嘉時期的袁枚是一個真正的隱士。
世人沒有誰說袁枚是隱士,隻因為袁枚“隱居”的藝術性太高。可以說他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大隱隱於市”的隱士。他樂於隱,隱且快樂著,隱且瀟灑著,隱且滋潤著。
也許你會問,隱居還要藝術性嗎?當然是要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有高超的藝術性隱含其間。
且看袁枚隱逸的藝術性何在。
袁枚第一次辭官後,並沒有隱居到山野裏去。而是在在辭官前就在他為官的南京江寧這 個富庶之地買下一所舊的別墅加以改造、擴建,建成了一座私家園林別墅——隨園。
袁枚將其作為日後隱居之地。這也可見袁枚身在官場,心在民間。
第二次辭官之後,袁枚就隱居在這座隨園,對其進行一建三改,六次寫《隨園記》。隨園豪華舒適到什麽程度?兩江總督尹繼善想用來作為給皇帝接駕的行宮。由此其舒適豪華的程度可見一斑。隻是袁枚不願意這麽做。
袁枚一改隱居必到山野的“傳統”,就“隱居”在這樣一個地方,江南曆來是文人薈萃之地,南京更是江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樞紐,是江南鄉試、皇帝南巡召見的重要場所。袁枚置身其間,優勢顯而易見。
這裏還是秦淮風月之地,富庶繁華,有著濃鬱的江南商業氛圍、世俗風情。袁枚自然也要受到感染。其實,袁枚就喜歡這些。所以他的隱逸生活完全突破了傳統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模式,獨立在既有的人生觀和士的觀念之外,帶有濃鬱的商業性和世俗特點。他既保持個體獨立,卻又周旋於達官貴人之間,特別是與文官階層保持密切的往來。他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隱士和布衣,於世情多了一份通達與圓融,也不追求“致君堯舜上”的抱負理想,於政治多了一份清醒與獨立。
袁枚經常在隨園舉行大規模的文宴,最初的到訪者多是現職官員、舉子、文士,到後來發展到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以至凡過南京者必到隨園,以到此一遊,與袁枚有一麵之緣或一飯之緣為榮。來訪者的多樣性與流動性,對擴大袁枚的影響極其有利。袁枚一邊結交有力者以求支持,一邊發現真正的文士加以提攜。
而對於為官的那些瑣事、俗事,他早已忘了,忘得幹幹淨淨,一點兒也不留戀。
一個徹底摒棄了為官之念的人,一個完全縱情於世俗生活中的人,難道不算是真正的隱士?
陶淵明和袁枚都是四十歲前後決定隱居。但袁枚比陶淵明醒悟得更早、堅定得更早。袁枚在科場、官場,早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追求科名,與眾多的人目的不一樣。別人求科名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求官。而袁枚則不然。他在《與姚補之秀才第二書》中很鮮明地說到他對待科名的態度:
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則不能登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為文章不過見貌自藏已耳,以甕牖語人已耳。
通俗一點說,袁枚的求科名是為了求得一種資格,求得一種社會認同,他迷戀滾滾紅塵,他最愛的是交海內英豪,登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一個誌隻在山川、物產、英豪的人,難道不是一個真正的隱者?
隻是袁枚不想做一個伯夷、叔齊式的“傳統”隱者,不願做一個沒有科名,不被官方認可的民間文人。
袁枚的想法自有其道理。
在整個封建社會,哪一個留傳下來了的文人不跟帝王或主流生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就是“在野”的柳永,天天與歌妓為伍,看似沒有生活在主流社會。但他這是官場失意後的縱情,況且他的填詞也屬於“奉旨填詞”,這樣才能“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如果其填詞不是“奉旨”而為,沒有這個主流社會的源頭,其詞再好,也不會有這麽大的傳播力量。
柳永縱情聲色,是官場失意後的放縱。是心在官場,身在情場。袁枚與他正好相反。
曹雪芹的父輩與祖輩都與皇帝有關係,而且很親密的關係。但曹雪芹十三歲時被抄家後,離開了主流社會,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生活。因而,他雖然寫了偉大的《紅樓夢》,他的一生經曆也沒能得到記載留傳下來,以致成為了一個難解的迷團。
袁枚與曹雪芹是同年所生,袁枚的高明就在於,他離開了官場卻享有比在官場時更多的資源,而又沒有在官時的俗務之累。翰林的出身卻讓他擁有頂級的官場尊榮和優裕。
袁枚的隱逸,是一邊做減法,一邊做加法的過程。官場的雜事和禮節,他通過辭官一減了之。而身在官場的方便和尊榮,他倚靠自己的資曆、人脈,通過大設文宴,通過刊刻自己的著作和《隨園詩話》,通過遊曆山河、交誼有力之士等不斷獲得。袁枚的幸福也是奮鬥出來的。他靠奮鬥一步一步成為一個大明星。以致所到之處,圍觀的人群把橋都踩塌了!
袁枚的一生積極進取,決不迂闊呆板。他與現實生活保持著零距離的關係。他的隱逸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多姿多彩的藝術。他的“大隱隱於市”的思想和做法,也深深地影響著無數的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