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燈看劍
看一看，走一走！
自古文人多以隱者為高潔。然而真正的隱者又有幾個？屈指數來，還真不多，僅四人而己。
“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
伯夷和叔齊弟兄倆算是最早的隱士，他們的父親孤竹國國君欲以其三子叔齊為繼承人，而叔齊偏要將位讓給大哥伯夷。讓來讓去，兩人都不即位，於是一同逃往西岐。
古人為了一個帝位，父子相殘，兄弟互殺實乃常事。而這兩位仁君卻是真的不想當國君，想隱入山林。以今日的眼光看來，他們是不是也隱得迂闊了一點？國不可一日無君，他們這一讓，不就等於置國家責任於不顧？此種隱法，雖其德可欽，而其行卻未必可嘉。可不是嗎？後來整個商的國土（當然包括商的封國孤竹國）都被薑子牙帶著周文王占領了，若不是薑子牙看出這兩人是義士，他們倆兄弟就都會殞命於亂刀之下。而天下宗周之後，這兩兄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上。
真的隱士，其節令人感動的同時，我還是要用魯迅先生的話來批評二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種把某種德行推崇、實踐到極致的作法，在生活中是行不通，也沒法學的。甚至是荒謬或者迂闊的。這也注定了真的隱士是極少的，少到隻有“標本”。
上文提及的薑子牙也是當過隱士的，而且一直隱到七十二歲。但他不是真隱，他的隱實際上是在等。薑子牙天生就是佐臣的命，他的先祖曾成功輔佐大禹治水，他又何嚐不想像先祖一樣，輔佐有天命的人成大事，同時也成就自己的名聲呢？
事實證明，他一直懷著這個理想。他幹過宰牛賣肉的屠夫，開過酒鋪賣過酒，內心深處卻一直在等待明主的到來。他在渭水之濱的磻溪垂釣，用的卻是直鉤。直鉤能釣到魚？隻怕是白日見鬼。顯然，薑子牙垂釣之意不在魚，而在等待明主周文王。可當周文王派兒子（後來的周武王）前來請他時，他還要擺擺譜，頭都不回，對著溪裏的魚鉤一語雙關地說：“大魚不來小魚來！”明擺著是要周文王親自來請他才肯出山。周文王親自來請了，他還要擺譜，不肯走路，要坐車，而且要周文王當馬拉車。周文王都依了他。薑子牙的譜擺得是夠大了。他最終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成就了大業。足以證明，他並非真正的隱者。
諸葛亮也不是真正的隱士，他的隱也是為了不隱，是為了等待為真正的明主所用。所以當劉備三顧茅廬之後，他就出山為主效勞了。
我決沒有嘲笑薑子牙和諸葛亮的意思，隻是想說，真正的隱者是沒有出路的，隻有假隱士才能建功立業。
“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
也許你會問：難道陶淵明不算真正的隱士？
陶淵時算是繼伯夷、叔齊之後的真正的隱士。然而，陶淵明的隱居理想也不是很早就有，或一以貫之的。跟所有讀書人一樣，陶淵明也曾經有建功立業的抱負。他出仕多年，功業不成，二十九歲時第一次隱居，那時隱居是當中小地主，日子過得不錯。在年過不惑、為母丁憂三年期滿之後，他懷著“四十不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
出仕多年，陶淵明沒有為五鬥米折過腰嗎？這肯定不太現實。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腰屈辱積累之後，那種折腰的屈辱實在令他無法再忍受。終於在彭澤縣令任上，他被要求折腰迎接上司時，這次要求就成了壓垮他忍受力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毅然掛冠，賦《歸去來兮》，瀟灑而去。這一次，他才做到了真正的“不惑”。這“不惑”和堅定之中，有他閑居多年對田園生活的真正的熱愛。也隻有到了這時，他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隱者。
曆朝曆代隱士聚居最多的地方莫過於終南山了。但終南山這個地方假隱士居多，更多人到這裏來的目的不是當隱士，而是借隱居抬高自己的身份，標榜自己的清高，以此等待官府或朝廷的啟用。隱，不是這些隱士的目的，反倒是他們求官的捷徑。所以人們又稱其為“終南捷徑”。
這再一次雄辯地證明，隻有假隱士才能建功立業。
“大隱隱於市”的袁枚
一直生活在鬧市中的清朝乾嘉時期的袁枚是一個真正的隱士。
世人沒有誰說袁枚是隱士，隻因為袁枚“隱居”的藝術性太高。可以說他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大隱隱於市”的隱士。他樂於隱，隱且快樂著，隱且瀟灑著，隱且滋潤著。
也許你會問，隱居還要藝術性嗎？當然是要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有高超的藝術性隱含其間。
且看袁枚隱逸的藝術性何在。
袁枚第一次辭官後，並沒有隱居到山野裏去。而是在在辭官前就在他為官的南京江寧這 個富庶之地買下一所舊的別墅加以改造、擴建，建成了一座私家園林別墅——隨園。
袁枚將其作為日後隱居之地。這也可見袁枚身在官場，心在民間。
第二次辭官之後，袁枚就隱居在這座隨園，對其進行一建三改，六次寫《隨園記》。隨園豪華舒適到什麽程度？兩江總督尹繼善想用來作為給皇帝接駕的行宮。由此其舒適豪華的程度可見一斑。隻是袁枚不願意這麽做。
袁枚一改隱居必到山野的“傳統”，就“隱居”在這樣一個地方，江南曆來是文人薈萃之地，南京更是江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樞紐，是江南鄉試、皇帝南巡召見的重要場所。袁枚置身其間，優勢顯而易見。
這裏還是秦淮風月之地，富庶繁華，有著濃鬱的江南商業氛圍、世俗風情。袁枚自然也要受到感染。其實，袁枚就喜歡這些。所以他的隱逸生活完全突破了傳統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模式，獨立在既有的人生觀和士的觀念之外，帶有濃鬱的商業性和世俗特點。他既保持個體獨立，卻又周旋於達官貴人之間，特別是與文官階層保持密切的往來。他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隱士和布衣，於世情多了一份通達與圓融，也不追求“致君堯舜上”的抱負理想，於政治多了一份清醒與獨立。
袁枚經常在隨園舉行大規模的文宴，最初的到訪者多是現職官員、舉子、文士，到後來發展到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以至凡過南京者必到隨園，以到此一遊，與袁枚有一麵之緣或一飯之緣為榮。來訪者的多樣性與流動性，對擴大袁枚的影響極其有利。袁枚一邊結交有力者以求支持，一邊發現真正的文士加以提攜。
而對於為官的那些瑣事、俗事，他早已忘了，忘得幹幹淨淨，一點兒也不留戀。
一個徹底摒棄了為官之念的人，一個完全縱情於世俗生活中的人，難道不算是真正的隱士？
陶淵明和袁枚都是四十歲前後決定隱居。但袁枚比陶淵明醒悟得更早、堅定得更早。袁枚在科場、官場，早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追求科名，與眾多的人目的不一樣。別人求科名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求官。而袁枚則不然。他在《與姚補之秀才第二書》中很鮮明地說到他對待科名的態度：
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則不能登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為文章不過見貌自藏已耳，以甕牖語人已耳。
通俗一點說，袁枚的求科名是為了求得一種資格，求得一種社會認同，他迷戀滾滾紅塵，他最愛的是交海內英豪，登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一個誌隻在山川、物產、英豪的人，難道不是一個真正的隱者？
隻是袁枚不想做一個伯夷、叔齊式的“傳統”隱者，不願做一個沒有科名，不被官方認可的民間文人。
袁枚的想法自有其道理。
在整個封建社會，哪一個留傳下來了的文人不跟帝王或主流生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就是“在野”的柳永，天天與歌妓為伍，看似沒有生活在主流社會。但他這是官場失意後的縱情，況且他的填詞也屬於“奉旨填詞”，這樣才能“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如果其填詞不是“奉旨”而為，沒有這個主流社會的源頭，其詞再好，也不會有這麽大的傳播力量。
柳永縱情聲色，是官場失意後的放縱。是心在官場，身在情場。袁枚與他正好相反。
曹雪芹的父輩與祖輩都與皇帝有關係，而且很親密的關係。但曹雪芹十三歲時被抄家後，離開了主流社會，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生活。因而，他雖然寫了偉大的《紅樓夢》，他的一生經曆也沒能得到記載留傳下來，以致成為了一個難解的迷團。
袁枚與曹雪芹是同年所生，袁枚的高明就在於，他離開了官場卻享有比在官場時更多的資源，而又沒有在官時的俗務之累。翰林的出身卻讓他擁有頂級的官場尊榮和優裕。
袁枚的隱逸，是一邊做減法，一邊做加法的過程。官場的雜事和禮節，他通過辭官一減了之。而身在官場的方便和尊榮，他倚靠自己的資曆、人脈，通過大設文宴，通過刊刻自己的著作和《隨園詩話》，通過遊曆山河、交誼有力之士等不斷獲得。袁枚的幸福也是奮鬥出來的。他靠奮鬥一步一步成為一個大明星。以致所到之處，圍觀的人群把橋都踩塌了！
袁枚的一生積極進取，決不迂闊呆板。他與現實生活保持著零距離的關係。他的隱逸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多姿多彩的藝術。他的“大隱隱於市”的思想和做法，也深深地影響著無數的當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