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燈看劍
看一看，走一走！
冷戰時期，東德最有名的特務頭子是綽號“隱形人”馬爾庫斯·沃爾夫（MarkusWolf），德國猶太人，他任前東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長達34年，其領導的駐外情報機構，與前蘇聯的克格勃齊名，對內恐嚇、監控、迫害本國居民，監禁記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
德國人不惜冷對個體的哲學淵源，做事務求條理分明、執行程序嚴謹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條主義的行事作風，均為斯塔西發展成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組織，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MfS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斯塔西(Stasi，德語“國安”一詞的縮寫)。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它構建起了一張由幾十萬線人組成的大網，將幾乎所有的東德公民，罩在網中。
自1950年創設以來，斯塔西的雇員始終在穩定增長。1974年，該組織已有全職員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則達到91000人。這是公開的，這些人的親友，往往知道其身份。
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數以十萬計的、散布於社會各個行業、各個角落的非正式雇員，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告密者”（本文將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線人”，來代替感情色彩強烈的“告密者”一詞）。
1995年，根據已不完整的官方記錄（斯塔西在解散前，已開始檔案銷毀行動），1989年時的斯塔西“線人”，有非正式雇員17.4萬名，約占當時東德18—60周歲公民的2.5%。約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書中認為，其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另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線人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東德因此成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
蘇聯克格勃有4.8萬雇員，監控全國2.8億人，平均每人負責5830位國民。若計入非正式雇員，則斯塔西每人監控66人。如果連臨時雇員也包括在內，那麽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為秘密警察工作。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親戚朋友在此過夜，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牆壁，通常開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秘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單，斯塔西便會在其家中布設設備，秘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斯塔西的座右銘是：“黨的盾與劍”(SchildundSchwertderPartei)，這句話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曾兩次被提及。線人的工作，亦圍繞著這一目標展開，但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又有細分。
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綱領指出，IMS“在全麵確保國內安全方麵，發揮著關鍵作用”，其工作是預防性的，為“應對新的安全需求而進行早期的輔助偵察與落實”，特別是要弄清“誰是誰”的問題。
斯塔西極為看重IMS，其各個時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斷強調這一點。“非正式雇員是與階級敵人秘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員是國家安全部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1968)；“我們的政治工作所期望達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有賴於非正式雇員進行高質量與有效的配合，他們是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1979)。
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斯塔西的線人。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堅決反對在沒有甄別清算前東德作家曆史汙點的情況下，實行兩德作家組織的合並，並為此於1997年宣布退出德國筆會中心。
東德時期，國家不僅照料其人民，亦監控他們，而這種監控的深度和廣度，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可能都難望其項背。通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肌體，從上至下，層層布控，有效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麵監督。
身邊有形或無形的監視者、監聽者和告密者——無論他們是出於有據可查的事實，抑或隻是來自傳言、懷疑或想象，皆成為東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現實。斯塔西及其似乎無處不在的秘密線人，就這樣定義著東德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每個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處、必不可少，有機，而且動態的組成部分。
經由思想控製、經濟控製和行政控製，以及龐大的秘密警察組織，及其掌握的密織的線人網絡，民主德國打造出了一個嚴密布控的社會，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對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種頗為安全與穩定的社會幻象。
這種穩定的程度，不僅大大強於其東部大家庭的兄弟們，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甚至，超過了在1960—70年代，經曆了巨烈動蕩的資本主義同胞、西鄰的近敵——聯邦德國。
然而，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幻象，是因為，這種穩定並無堅實的內在基礎。穩定之得以保持，全在內部的高壓，和外部兩大強力集團難分伯仲的對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對抗失衡，內壓立刻決口，整個體係頃刻間瓦解，國家瞬間不複存在。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八天後，東德國家安全部（MfS）更名為國家安全辦公室(AfNS)，但這沒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羅總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組織之一，終於走到了盡頭。
統一後，斯塔西秘密檔案的逐漸公開，對許多東部德國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逼使某些人重新審視那個失樂園。
隨著秘密檔案的公開，線人們不斷曝光並受到譴責的同時，公眾也發現，自己每次都會落入相同的、極為複雜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線人們，始終是(東德)國家機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沉默作為配合，這一體係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
二十年過去了，斯塔西對東德人造成的社會創傷、心理陰影，和情感痛苦，仍舊難以平複。
德國統一後，馬爾庫斯·沃爾夫畏罪逃亡蘇聯，在蘇聯解體前夕，他回到德國，提出通過幫助德國政府解開冷戰中的一些謎團，以換取赦免，但未能如願。最終他兩次站在審判台上，接受正義的審判，被判有罪。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時間似乎漫長，卻又像彈指一揮間。它的幽靈仍然糾纏著許多人，也許每夜都來，徘徊於枕邊，讓他們至死不能釋懷。
告密本身沒有錯誤。歐美國家朝陽群眾，活雷鋒隻多不少。警察線人也成堆。連國家機密都扒出來的也比比皆是。告密者隻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向有關部門報告而已，也許是看不慣，也許是表揚信呢。無所謂的。
問題的關鍵是權力部門如何處理這些秘密。有沒有立法禁止懲戒，比如自己在家加工冰毒之類的。這些法又是怎麽立的，經過公開討論，公正投票，公平對待的程序了嗎？有立法，司法又是如何判定這些秘密是否屬實，是否吻合法律的規定，能夠套用相應的懲處呢？而執法過程中，告密不過是收集證據和線索的一個小部分，是否合乎相關規範和程序呢，而後在執行懲處的過程中是否做到了嚴格執法，既不趁機迫害，也不受賄遮掩呢？等等這些才是根本問題。
鄙夷告密者是不對的。告密者從來不能直接造成傷害，或者幫助。就好比告密化工廠汙染嚴重，有爆炸危險。其實是應該讚揚的，然而並沒有什麽卵用，早晚還是炸了。同樣，唾棄告密教授的學生也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無非是不敢反抗皇軍，隻能罵罵偽軍的檔次。
為什麽中國人有違法亂紀的習慣，有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傳統？因為首先立法上中國是王法，王在法上之法，而不是民法，王在法下之法。王法和老百姓心中的是非標準很多時候是不一樣的。王法的製定過程沒有老百姓的參與，法律是統治手段和束縛，老百姓當然不會自覺遵守，而是天然地反叛。更何況，中國告密的這些事，都是法律明文允許，但是黨國潛規則不允許的事。不僅司法所尊的法，根本就不是立法所立的法。而且尺度是否符合，從來是因人而異，全無明確標準。說你行你就行，說不行就不行，不服不行。而執法更是千奇百怪，不教而誅。行為和結果之間的關係完全無跡可尋。
在這種沒有明確立法，哪怕是王法；沒有統一的司法；更沒有嚴格的執法的一切皆有可能的非法社會。老百姓也隻能是躲著衙門走。結果告密者使得，不僅惹不起，而且躲不起。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挺好，恐怖的統治在曆史上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大明大清民國，納粹蘇聯，薩達姆，齊奧賽斯庫，波爾波特，金家王朝，以及本朝的AB團，整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都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隻要別惹到外寇，內部統治都可以向天再借五百年沒問題的。
所以批評告密者是沒有意義的。隻有成為告密者才能加速一切的進程。因為根據叢林法則，對付告密的唯一辦法就是告密。